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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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二十章
“五七幹校”留在我腦際的流光碎影
（三）
徐家禎
“幹校”生活
我們到達這個“幹校”的時候，原在的“學員”們已經呆在那裏多久了， 我不是很清楚(可能問過，現在忘了)，但看上去他們已經完全習慣了這 一套新生活程序了。據我所知，那時已在的“學員”主要來自兩個部門:一 個是靜安區各級機關幹部，包括各科室的幹部和街道辦事處的幹部。除了 在上海留一小部分人處理必要的日常事務以外，其他所有各級區幹部都被 下放到“幹校”來了 —— 反正因為“文革”，本來也已沒有多少日常事務可以 處理了。還有一個，則是區屬的各個文藝劇團，比如:靜安區越劇團，那 是全市有名的越劇團;還有甬劇團、淮劇團，等等。那時，除了幾部革命 樣板戲，所有傳統戲目，都已不許上演，所以，所有的劇團成員，包括演 員、導演、編劇、樂師、美工、木匠，等等人員，百分之百地下放“幹校”， 一個都無需保留。
全校分成五個連，上麵兩部分人員中，劇團成員似乎基本上都按原 劇團分在一起，而區機關幹部則全部打散後分插到各個連隊，大概有讓他 們去各個連隊發揮領導作用的意圖。我們新到的中學老師也被打亂後，分 插到各個連隊。
記得第五連是所謂的“後勤連”，那就是主要負責炊事、養豬、種蔬 菜這些事務的。好像原靜安區越劇團的成員大部分都在那個連裏。上海最 著名的、幾乎家喻戶曉的戚雅仙、畢春芳兩位名演員，我就經常看見她們 在五連的宿舍裏進進出出。我這才知道，戚雅仙原來臉上有點麻，個子很 矮小;而畢春芳則又高又大，有點像男子漢的樣子。不知道舞台上他倆搭 配起來是怎麽樣的。
我們學校四位老師中，我和年輕的梁老師被分到四連。其他兩位則 被分到另外的連隊去了。四連中除了原機關幹部以外，還有原區越劇團的 部分成員。大概，五連中容納不下的原越劇團成員，就都到四連來了。原 區淮劇團成員，則好像基本上都在二連。那麽，大概甬劇團的，不是分在 一連，就是分在三連了吧。除了五連，其餘各連隊的主要任務都是在大田 幹農活。
一個連大約有 100 來人，再分成十來個班，每個班十個“學員”左右， 既有男也有女，教師、幹部和劇團成員都有。宿舍則按男女分開安排，每 間八個人;四張雙層床，進門兩邊，每邊兩張。我睡在左手朝裏一張的上 鋪。對麵下鋪是一位新成中學的年輕教師，姓潘，腳有點跛 —— 可能正 因為此才讓他睡下鋪吧。進門右手下鋪是某中學(忘記校名了)一位年紀 比較大的老師，姓王，耳朵有點背，所以講話聲音很響。我校管“紅團”工 作的那位梁老師也住在這個宿舍裏，但忘記哪個鋪位了，可能就睡在潘老 師上鋪。另外還有兩位機關幹部，都是四十多歲了:一位是以前管科技方 麵工作的，姓紀，不高，平時比較嚴肅;另一位幹部姓什麽和原來管什麽都忘記了，個子較高，說話帶江浙口音，說話常帶笑容，挺和氣的。這兩 位幹部大概一輩子都當機關領導幹部吧，所以一舉一動總脫不了一點“官 腔”，雖然人倒還是不錯的。那麽宿舍裏還缺兩位，是誰呢?現在一點都 記不起來了!難道我們寢室本來就沒有住滿八個人?也有可能吧。
我們班，則除了上述我們男寢室的成員外，再加進幾位女寢室的成 員來。記得我們的班長就是原機關幹部，女性，姓王，個子很高，所以顯 得有點背駝，處理事情十分幹淨利落;我猜大概是黨員，所以讓她當班長 吧。但老實說，在她身上，我倒一點看不出有什麽“官腔”，說話和和氣氣 的，總帶一點商量的語氣。還有原靜安區委機關衛生室的一位女醫生，也 是我們班的成員。她不太說話，但對我很好。因為我那時臉上有些青春痘， 有一次，她特地主動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應該注意不要多吃什麽什麽刺 激的東西。副班長也是機關幹部，好像是原銀行行長。我班從學校調來的 女老師記得好像隻有一位，就是跛足小潘的同事、施姓的青年女教師。另 外還有至少兩位原越劇團的年輕女演員:一位的姓名現在已經完全不記得 了，另一位姓顧。顧女士是唯一到現在還與我保持聯係的“幹校”“戰友”了! 她甚至還兩次到澳洲來看望過我。顧女士離開“幹校”後，經曆既複雜又豐 富，現在已經成了一位十分成功的女事業家了。俗話說，“士別三日，刮 目相看”，不用說我們“幹校”一別已經不止三十年了呢!
“幹校“的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以“班”為單位的。很少一個“連”一起 活動，所以，我連誰是“連長”都毫無印象。而以“團” ——也就是全體“幹校” 學員一起 —— 為單位活動的次數倒相當多，主要就是開大會，大部分是 在晚上:傳達文件、聽人“傳經送寶” (這又是“文革”時通用的一個新名詞， 意思是把自己的經驗傳送給別人)、表決心、開“批鬥會”、請農民“憶苦思 甜”，等等。
正如“五七指示”所說的，幹部要學軍、學工、學農，也要學文化， 所以“幹校”除了以“農”為主的活動之外，也有學軍，那就是軍事操練，不過似乎次數不多。好像記得“幹校”裏也有解放軍戰士駐在場部，各連、各 班的軍訓，就是由他們來指導的。印象最深的軍訓活動就是半夜三更的 “緊急集合”和“拉練”。那時，當局已經提出“備戰、備荒”的口號了，說要 準備美帝、蘇修的侵略。於是就要訓練，萬一半夜有了緊急情況如何快速 集合，及時轉移。往往趁熟睡之際，一聲尖厲的哨子聲把大家都驚醒起來。 要求是在兩、三分鍾的時間裏穿好衣服，到門口的空地上整隊集合。然後， 不許打電筒，以連為單位，摸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田埂上行軍一、兩個小 時，那就是所謂的“拉練”。有時還從隊伍前麵悄聲傳來命令，說“出現敵 情”，大家必須就地臥倒，不管地上是幹是濕、是幹淨是肮髒。直到宣布 說:“緊急警報解除了!” 才可以回到宿舍，重新上床睡覺。這樣的緊急集 合半年裏大概有過三、四次吧。
要是下雨不能去戶外勞動，全班就在男寢室或者女寢室圍成一圈， 坐在小板凳上學習:讀報、學“毛選”或馬列著作、匯報思想、開民主會 (亦即:批評和自我批評。當時也有一個新名詞，叫“鬥私批修”)。
我那時候二十多歲，但因為大學畢業早，當老師倒已經當了八、九 年了。在班裏，我也不算年紀最小的，因為至少新成中學的小潘和小施， 還有越劇團的顧女士一定年紀都比我還小。不過，正因為我看來文弱單純、 沉默寡言、不善交際、獨善其身、與人無爭，所以，我明顯地感到班裏年 齡比我大的幾位，尤其是原機關幹部，都有點把我當成是小弟弟般來照顧 的意思。即使開“鬥私批修”會，大家對我的缺點，比如:開會不多發言， 勞動幹勁不如別人，等等，也隻是輕描淡寫地說幾句就算了。
權充“牧童”
最奇怪的是有一件事，至今我還不知道究竟什麽道理!
靜安區機關幹部和劇團成員下放到“五七幹校”來時，把他們單位當 時已經“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也都帶到“幹校”來了。“牛鬼蛇神”是“文革”中 最流行的新名詞之一。這個名稱可以囊括所有的“壞人”。那時，是不是“牛 鬼蛇神”，是不用司法機構來審判定案的。隻要單位裏貼幾張大字報，定 幾條罪行，戴上“反動學術權威”、“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漏網地主”，等等，就可以算作“牛鬼蛇神”了。當然，群眾給 某人戴上一頂大帽子往往並不真的算數，最終還要單位領導的點頭或暗示 才行。成了“牛鬼蛇神”之後，就不再算是“革命群眾”了，於是就算“專政對 象”。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不能跟“革命群眾”一起參加政治學習、聽報告， 他們得自成一夥在一起學習;他們也不能與“革命群眾”一起勞動，得自成 一夥在一起勞動。有時還要有“革命群眾”去監督，生怕他們偷懶，甚至逃 跑或自殺。有的單位還把“牛鬼蛇神”關在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稱之為是 “牛棚”。有時，還不許“牛鬼蛇神”回家，晚上集中睡在“牛棚”裏，也有專 人看守，其實，那就是非法的牢房。所以，當時，任何單位，所有員工， 都被劃分成兩種人:不是“革命群眾”，就是“牛鬼蛇神”。而這兩種人則是 隨時可能互換的:要是發現某“革命群眾”有什麽曆史或者現行問題，馬上 就可能被改劃到“牛鬼蛇神”的隊伍裏去;而“牛鬼蛇神”中要是有的經過審 查發現沒有什麽大問題，或者領導、群眾認為已經交代清楚、坦白認罪、 徹底改造了，那麽也能開個大會，宣布“解放”，“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了。 當然，有的“牛鬼蛇神”要是在“審查”期間發現了新的嚴重問題，也可以“升 級”為“逮捕法辦”，那就是把他們交給“公檢法”(司法機關)去管了。
所以，靜安區“五七幹校”當時也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革命群眾”， 一部分“牛鬼蛇神”。“幹校”的“牛鬼蛇神”全部是原區機關和劇團帶來的， 因為學校派來“幹校”的老師都是“革命群眾”，並無“牛鬼蛇神”。
全“幹校”究竟有多少“牛鬼蛇神”，我並不知道，我隻知道我們班有兩 個。也可能，這兩個“牛鬼蛇神”不是屬於我們班的，而是我們連讓我們班來負責看管的，因為我沒有聽說我連其他班也有“牛鬼蛇神”。這兩個“牛鬼 蛇神”一男一女，都五十歲前後了:女的姓王，以前是靜安區副區長，個 子矮矮瘦瘦的，臉色灰黃幹癟。我猜，王區長以前大概參加過什麽學生運 動，甚至到延安去“鍍過金”吧，否則不會做得到上海一個區的副區長這麽 高的職位(上海的區長，級別應該比外地的市長都高吧);男的姓什麽忘 了，是原越劇團的木工，據說以前參加過國民黨的什麽組織之類，人也不 高，但較壯實、皮膚黝黑。他們都不住在我們宿舍裏;開會、學習和勞動 當然也不跟我們一起，但是，不知為何，他們的勞動任務卻由我們班來安 排，也由我們班派人負責監督這兩條“牛”。而這個任務，竟然落到了我的 頭上，這是我萬萬想不到的!
“文革”結束之前近三十年之中，一個人隻要“出身不好”，那就被打入 “另冊”，犯了“原罪”，處處低人一等，必須一輩子“贖罪”、“改造”，爭取 脫胎換骨，做個新人。“文革”初期，甚至還出現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 反動兒混蛋”的極端口號。後來，雖然糾正了這種極端的說法，創造出“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這麽個名稱來代替“出身不好的子女”，但是，北京年輕工 人遇羅克還是因為寫了批判文章《出身論》而慘遭殺害。遇羅克與美國的 馬丁路德 · 金一樣，為爭取人的社會平等權利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 結果，卻得到絕然不同的社會地位，我一直為此感到憤怒和不平。
我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父親在國民政府當過法官，59 年代末被判為 “(曆史)反革命分子”、管製三年。後來又說:雖然管製期滿，但還有一 頂“帽子”，要繼續在裏弄接受“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爭取“摘帽”。 “文革” 時，我家被抄、被鬥、被掃地出門。雖然我本人沒有曆史問題，經曆也很 單純、簡單，但是因為“原罪”在身，當然就必須有“自知之明”，什麽都不 能與出身“好”的同學、同事去爭高論低了。這次被派到“幹校”，我也自以 為很可能是因為“出身問題”，所以才被首批派去接受改造的。於是，當我 們的王班長來找我談，要把看管“牛鬼蛇神”的工作交給我的時候，我真有 點出乎意外、受寵若驚了!
再說，看管“牛鬼蛇神”實在是個“美差”，因為主要工作是“看管”，自 己不用勞動。我們班裏，政治條件比我好(比如，我校小梁老師，是團 員)、年紀比我大(比如，耳朵有點背的王老師，已經五十多歲了)、身 體比我差(比如，小潘，腿有點跛)的人有的是，可是王班長卻把這個 “美差”給了我。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原因何在。
其實，王區長和老木匠這兩條“牛”實在也很容易“看管”，因為他們既 不說話，也不提出任何讓我為難的要求，隻是默默地順從我分配他們做的 任何工作。記得當時他們的工作任務是由班長決定的，隻是由我向他們下 達而已。工作任務都不重，比如:拾稻穗、編草繩之類的。他們默默地在 幹活，相互並不交談;我就坐在一旁看著，也不敢跟他們交談。到了休息 時間，就讓他們停下手中的活，休息半小時。大家還是默默地坐著，並不 說話。其實，我倒很想對他們表示一些同情和憐憫之意，但是不敢;我也 很想在休息時平等地跟他們談談心，問問他們的經曆和遭遇，但是也不敢， 生怕被人看見，說我“串通”“牛鬼蛇神”。於是，幾星期跟他們在一起，我 跟他們的交流隻是交代工作任務和讓他們休息、開工和回宿舍這幾句話而 已。
這樣的日子過了不久，大概最多兩、三星期吧。有一天晚上，場部 又通知要開大會，於是大家都到那個大會場去集中。這次開的好像是當時 常常召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所謂“樣板會”，也就是在會上當場宣 布某某人因為坦白交代得好或者勞動改造得好，得到“革命群眾”的諒解， 所以現在“回到人民隊伍”來了;而某某人則因為抗拒交代，或者又發現了 新的嚴重問題，現在就宣布從嚴法辦。我看管的兩位，竟也在這次會上宣 布正式逮捕法辦，當場在會上被拉到台上去，由事先等著的兩個武裝公安 人員給他們戴上手銬，押上等在會場門口廣場上的吉普車，揚長而去上海 公安局或者提籃橋了!
於是我就無“牛”可看，當然充當“放牛娃”的工作也就結束了。不過， 我在暗喜至少得了兩、三周空閑的同時，更慶幸的是在我看管他們的期間， 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要是他們兩位真出了什麽事情，比如:逃跑了，自 殺了，那我就責任難逃，跳進崇明島旁的長江也洗不幹淨了!
後來，我聽越劇團的顧女士說，王班長“文革”後又回區裏當了領導 幹部，現在當然也退休了。顧女士曾建議我們倆一起去探望王班長一下， 我倒真的很想當麵感謝她當年在“幹校”對我的百般照顧。可惜因為各種雜 事幹擾，至今未能成行。否則，我倒還想順便問問她:為什麽當時會想到 讓國民黨法官的兒子去“看管”共產黨的區長?!
至於我看過的兩條老“牛”後來命運如何，我也一直不得而知。我問 過顧女士，連她都不知道。我想，“文革”之後，他們大概也一定都“平反” 了吧。現在，當然不太會還在人世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