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第十章：我與筆友的故事 （五）

《山居續憶》

第十章

我與筆友的故事

徐家禎

 

(五)

 

          自從得到黨組織負責人的口頭準許之後，我就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方興 未艾的七一年前後與羅馬尼亞筆友通起信來了。有人可能會說:“你這人倒大 膽! ‘文革’初期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無中生有的小事被誣陷為‘特務間諜’、‘裏通外 國’，鬥得死去活來，有的還就此逼死。你自己也因筆友的事差點受累，難道直 到如今還不接受教訓，提高警惕!這真是‘老虎屁股上搔癢’呢!”

          其實，我這人平時處世十分膽小謹慎，往往左顧右盼、前思後想了半天 才行動一步，但有時倒又大膽得出奇，勇敢得驚人。其實，這兩者 —— 大膽與 謹傾 —— 並不矛盾，隻是看你如何處理好關係罷了。大家都看過雜技演員走鋼 絲:他在離地數公尺搖搖晃晃的細鋼絲上行走，那是多麽大膽。但是，他在跨 出每一步時又是多麽地小心、謹慎。雜技演員之所以不會掉下來，就是因為他 掌握了這兩者高度平衡的技巧。處在“文革”政治高壓下的中國，作為一名小小 老百姓要得以生存下去，也要有這種高度技巧，否則就會從鋼絲上掉下來。輕 則折斷手腳，重則喪失性命。我自信就有這樣的技巧!在與筆友通信這個問題 上，我就想玩弄一下這種“走鋼絲”的技巧:風頭緊時，鋼絲搖擺，我就站著不 動，“以不變應萬變”;現在風頭已過，鋼絲平穩，正是我應該前進的時候了， 還等甚麽呢!當然，我仍得“眼觀四麵，耳聽八方”，以便在下一陣風到來之前， 先站穩腳跟。更何況，不管在任何時候都縮著脖子做人，多憋悶!現在有可以 伸一下脖子的機會，為甚麽不伸出來來透口氣，見個亮!隻要像烏龜那樣，能 在危險到來之前一下子閃電似的縮回硬殼裏去即可。我也自信有那麽靈敏的反 應!

         但是，與筆友通信要有資本。“文革”中我家經濟一落千丈，不但我不能 靠家中生活，上海四口之家還全要靠我每月五十多元工資生活呢。好在現在隻 有一位筆友了，一個月通一次信總還可以將就。但是不久，筆友又多了一位， 那一定是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前後的事。那段時間是“文化大革命”中政 府政策最鬆動、最和緩的時期。

          那也是一個中午，郵局也送來一封寄到老屋地址去的海外來信。一看郵 票、地址、筆跡，我就知道是我最好的美國筆友的來信。雖然他已變換了地址， 但仍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都——匹茲堡，這我記得。

          這回我再也不用向黨組織去匯報請示了 —— 有些事，做一次是聰明的， 做第二次就是愚蠢的了，像這種請示匯報的事就是這樣。

          急急忙忙打開信一看，果然是他。在信中，他告訴我，他已從賓州大學 曆史係畢業了，本來想再念一年教育文憑，然後當老師。然而多念一年書又要 付錢，於是不念了。現在一家保險公司工作。他也告訴我已結婚，我已忘了他 太太是做甚麽的。

          在回信中，我最關心的是為什麽六六年“文革”開始前，忽然他不來信了。 我想知道:是他主動中斷通信還是海關中途攔截了我們的信件?如果是前一原 因，則為了什麽?

          很快，他來了回信，說:是他主動中斷通信的，因為他從新聞媒介知道 了中國的局勢，怕與我通信會連累我，於是停止了通信。當然他不會撒謊。但 是在我頭腦中，疑團並沒有解決:為什麽在六六年初，三、四十位各國筆友會 一下子全部都中斷了通信?難道他們不約而同，想的竟會與那位美國人一模一 樣?奇怪!

美國筆友寄給我的蕭邦《夜曲》唱片兩張

 

          在以前我同時有三、四十位筆友時，那位美國筆友並不是我最早通信的 朋友，但是，我們間通信的頻繁程度是遠遠超過其它筆友的，更何況，我們還 交換過照片及其它禮物，其中包括那張被海關打碎的唱片。“文革”中通信時， 他成了我僅有的兩位筆友中的一位，我們當然通信更加頻繁了。他是位很忠誠、 認真的筆友，常在信中告訴我:“現在已經半夜一點了，我還在給你回信。”所 以他很少拖延回信。最表現他認真精神的一件事是一本辭典的事。

          一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買了一本《韋氏新世界大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準備送給我。我高興極了，因為國內當時連中學生用的英 漢小詞典都是買不到的。天天等那本詞典，結果他來信說，因為中美沒有正式 外交關係，郵局規定:寄中國的郵包不得超過某個重量限度，大約是兩磅;而 那本詞典已經超過了這一限度，所以不能寄。我失望極了。不久，他又來信說， 他與太太將去加拿大旅行，他會把那本詞典帶到那兒去寄(因為那時加拿大已 與中國建交)。又過了幾個星期，他告訴我，他已從加拿大回來，詞典已寄出 了。於是我天天盼，又過了兩、三個月，我才收到那本從加拿大寄來的大詞 典:仿皮的封麵，燙金的書頁，外麵還有一個漂亮的硬紙盒。這本詞典我後來 隨身帶到美國，又帶來澳洲，現在還放在我阿德萊德大學辦公室的書架上。

          與他通信的同時，我們當然也交換照片。他寄給我他家裏的照片:有後 花園的玫瑰，門前很幹淨的街道，屋子裏的貓，桌上的啤酒罐，還有他公司的 辦公樓，他的辦公室，甚至他同事的照片。當然，還有他本人的照片。六、七 年前我剛與他通信時，他還是中學剛畢業的毛頭小夥子，戴著黑邊眼鏡，清清 瘦瘦，一副文靜相。六、七年後卻成了個高高大大的彪形大漢，留了一臉絡腮 胡子，如果不是他寄給我這些照片，我根本認不出這就是幾年前跟我通信的那 位朋友了。

          收了他的照片，我也得回寄照片給他。但那時我居於鬥室之中，連照相 機都沒有，更沒有錢用來拍彩色的了。好容易才拍了兩、三張黑白的，不是背 景上是堆到天花板的雜物、書籍，亂七八糟，就是坐在我家唯一的那把椅子 — — 一張破藤椅上的我，一臉尷尬的苦笑。

          與美國筆友的恢複通信是我第二次與海外通信的高潮。可惜，這一高潮 隻延續了兩年多就衰亡結束了。關於高潮的結束，我隻得放在下一篇章中詳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