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同時有三、四十位筆友時,那位美國筆友並不是我最早通信的 朋友,但是,我們間通信的頻繁程度是遠遠超過其它筆友的,更何況,我們還 交換過照片及其它禮物,其中包括那張被海關打碎的唱片。“文革”中通信時, 他成了我僅有的兩位筆友中的一位,我們當然通信更加頻繁了。他是位很忠誠、 認真的筆友,常在信中告訴我:“現在已經半夜一點了,我還在給你回信。”所 以他很少拖延回信。最表現他認真精神的一件事是一本辭典的事。
一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買了一本《韋氏新世界大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準備送給我。我高興極了,因為國內當時連中學生用的英 漢小詞典都是買不到的。天天等那本詞典,結果他來信說,因為中美沒有正式 外交關係,郵局規定:寄中國的郵包不得超過某個重量限度,大約是兩磅;而 那本詞典已經超過了這一限度,所以不能寄。我失望極了。不久,他又來信說, 他與太太將去加拿大旅行,他會把那本詞典帶到那兒去寄(因為那時加拿大已 與中國建交)。又過了幾個星期,他告訴我,他已從加拿大回來,詞典已寄出 了。於是我天天盼,又過了兩、三個月,我才收到那本從加拿大寄來的大詞 典:仿皮的封麵,燙金的書頁,外麵還有一個漂亮的硬紙盒。這本詞典我後來 隨身帶到美國,又帶來澳洲,現在還放在我阿德萊德大學辦公室的書架上。
與他通信的同時,我們當然也交換照片。他寄給我他家裏的照片:有後 花園的玫瑰,門前很幹淨的街道,屋子裏的貓,桌上的啤酒罐,還有他公司的 辦公樓,他的辦公室,甚至他同事的照片。當然,還有他本人的照片。六、七 年前我剛與他通信時,他還是中學剛畢業的毛頭小夥子,戴著黑邊眼鏡,清清 瘦瘦,一副文靜相。六、七年後卻成了個高高大大的彪形大漢,留了一臉絡腮 胡子,如果不是他寄給我這些照片,我根本認不出這就是幾年前跟我通信的那 位朋友了。
收了他的照片,我也得回寄照片給他。但那時我居於鬥室之中,連照相 機都沒有,更沒有錢用來拍彩色的了。好容易才拍了兩、三張黑白的,不是背 景上是堆到天花板的雜物、書籍,亂七八糟,就是坐在我家唯一的那把椅子 — — 一張破藤椅上的我,一臉尷尬的苦笑。
與美國筆友的恢複通信是我第二次與海外通信的高潮。可惜,這一高潮 隻延續了兩年多就衰亡結束了。關於高潮的結束,我隻得放在下一篇章中詳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