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附錄二：在徐吉生先生銅像落成典禮上的講話

《山居續憶》

附錄二

在徐吉生先生銅像落成典禮上的講話

(二 0 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徐家禎

(徐吉生先生像)

各位領導，吉生小學的領導和老師們，徐氏家族的親友們:

          今天我很榮幸，能代表徐氏家族在盛陵吉生小學創辦人徐吉生先生 銅像的落成典禮上發言!

          徐吉生先生是我曾祖父。我是徐吉生先生的長房長曾孫。可是，我 從來沒有機會見到過他。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也已經沒有一位見 過他了。

          我們這一支徐氏的祖籍，就是紹興安昌鎮盛陵村。但是，十分遺憾， 我直至 2013 年把先父 1936 年拍的吉生小學照片放大、配框送到學校時， 才第一次到過盛陵村，以前從來沒有機會回過自己的祖籍故鄉。即使那次 去了吉生小學，我還是沒有踏進村裏去，看看以前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 實在感到萬分慚愧!

          根據《盛陵村誌》和曾祖父吉生先生《訃告》中的《行述》一節， 我們徐氏是南宋時從臨安遷居山陰東塘的。這個徐氏南祖的支裔，共有 “仁義禮智信”五派。而其中“義”派後來就遷居至盛陵開墾種植。根據《山 陰安昌徐氏宗譜》記載，清康熙初年(即 1670 年)，徐氏第六世的祖先中 有天正、天保兩位徙居盛陵。根據《盛陵村誌》，2003 年，盛陵村 3280 人 中，徐姓就有 1056 人，是村中第一大姓。我們應該都是這幾位先祖的子孫 吧。

          根據吉生先生《訃告》，吉生先生的祖父名徐大貴。徐大貴有兩個 兒子:亦即茂順和茂源兩位。茂順公生有四子:長子早逝，其餘三個兒子， 名益發、益善和益慶。益慶公就是我的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吉生先生有三 個兒子:長子就是我的祖父恩浩(字翰丞)，次子、也就是我的二叔祖恩 溥(字立民)，還有幼子、也就是我的三叔祖恩詒(字禮耕)。我祖父翰 丞先生結婚第二年，十九歲時就不幸因病去世，那時我父親徐祖武(字定 戡)還未出生，所以，連我父親都沒有見過他的父親，更不用說我見過我 的祖父了。我父親十四歲時，他母親也因病去世了，所以，他就由他祖父母，也就是吉生先生夫婦養大。我父親結婚後生有三男一女，我是長子， 所以就成了吉生先生的長房長曾孫了。

          我祖父故世之後，我父親一家仍與他的兩位叔叔，即立民先生和禮 耕先生兩家住在一起，直到 1951 年三房人家分居為止。即使分居了，我們 三家還是同住在一條街(江蘇路)上，來往密切。我父親這輩共有 25 人， 也就是“祖”字輩(男)和“萱”字輩(女)，不分房門，按出生先後排次， 我父親最大，其餘幾位，我都叫他們叔叔或幹娘(杭州話，“姑母”的意 思)。他們都是我的長輩，即使最後兩位比我還小幾歲，我也喊他們“叔 叔”和“幹娘”。很遺憾，最近我算了一下，目前還活在世上的，25 位中， 僅存 7 位了。

 

(徐吉生先生銅像之一)

 

          按照吉生先生《訃告》和《盛陵村誌》，我們徐家經營的絲綢業， 是從吉生先生的父親茂順公和叔父茂源公二位開始的。他們二位先在故鄉 自織自賣，獲利不大。後來，在鹹豐末年，與人合夥在杭州羊壩頭開了 “瑞雲公記綢莊”，就開始發跡。當時杭州人有“上城公記，下城悅昌”的說 法。“公記”就是指我們徐家的“瑞雲公記綢莊”;“悅昌”就是指王悅昌的“悅 昌文綢莊”。王悅昌的一位女兒，後來就成了我三叔祖禮耕先生的第一位 夫人。吉生先生是茂順公的幼子。7 歲入私塾，早年就極其聰敏勤學、天 性超常。三年後輟學，就到杭州瑞雲公記當學徒。滿師後一二年，因才識 冠群，就開始在“公記綢莊”中擔任重要職務。

          清末，洋貨傾銷中華，國產絲綢產品質量遠遠不及洋貨。吉生先生 分析原因，認為國產絲綢產品質量差，原因不在國產蠶絲質量，而在於紡 織的技術。於是他就於 1902 年(即光緒 28 年)，在杭州與人合資開設了 吉祥恒綢莊，吉生先生自任經理。他研究改良方案，赴蘇州購買新機，聘 請技師，更新貨品，開創了杭州鐵機織綢之先河。產品從廣州、長江流域， 一直銷到遼寧。在上海、漢口、營口均設分莊。辛亥革命爆發後，原來吉 祥恒織造的是清朝流行的袍套等服裝的衣料，在大革命後，這些衣料和服 裝都沒有了銷路。辛亥那年，客戶把不適用、銷不出去的袍套都退了回來。 再加那年漢口大火，很多店家受損，吉祥恒賣出的產品也討不回賬款來。 (注 1)可能因為在如何改變經營途徑的重大問題上發生分歧，於是，吉生 先生就與茂源公的唯一兒子益桂公一房分了家。益桂公一房以後就走上了 買房產、買商鋪的經商道路。而益慶公、亦即吉生先生，就開始辦工廠， 走上了發展工業的道路。 (注 2)

          民國元年(1912 年)，吉生先生置機設廠，以新法繅絲，獨資開創 了杭州最早、最大的繅絲廠之一 —— 慶成絲廠。(注 3)然後，又在諸暨 楓橋開辦改良繅絲廠 —— 新新絲廠，在上海開設益新、慶豐、綸祥等絲 廠，又接辦嘉興絹絲廠。吉生先生在經營絲綢工業的同時，認為中國經濟 以農為本，所以還是要發展農業，於是在中國最早的民族資本家之一張謇 (季直)的帶領下，開設南通華豐墾殖農場，還創辦了杭州留下茂慶林牧 場。1915 年，吉生先生為了回報故鄉，發展故鄉工商業，增加鄉鄰們的就 業機會，在盛陵村開設吉生布廠，招收女工。到 1934 年，該廠已成紹興最 大的棉紡織廠。每年春耕時，吉生先生還為村中每戶發送遼寧大豆餅一張 (重 50 斤)，用做肥料，提高田產。

(1936 年之吉生小學)(先父所攝)

          吉生先生還熱衷於社會公益活動。清朝末年，吉生先生被杭州總商 會推薦為會董，為地方公益，不避艱險。比如，辛亥革命時，清兵頑抗， 吉生先生親自去旗營，視察炮台，要求清兵保全市民安全。民國初期，吉 生先生任杭縣自治會議員達六年之久。凡是地方上有動亂的時候，吉生先 生都親自上街巡視，維持秩序，以防不測。國民軍北伐時，杭州社會極不 穩定，罷工、罷市、罷課的風潮此起彼伏，工商界難以維持正常生產，人 民生活也深受影響。吉生先生被推為杭州商民代表，去上海謁見北伐軍總 司令，要求維持杭州的社會秩序，保證工商界的正常營業和生產。(注 4)

          吉生先生還參與杭州初陽台的修複，保護了古跡。在諸暨楓橋，吉生先生 因為看到當地溺嬰的風氣很盛，就與當地士紳商議，買地若幹畝為基金， 設立了一個育嬰堂。據當時育嬰堂每年的報告，這個育嬰堂每年要收留 100 名左右的棄嬰，其中男嬰僅一二名而已，其餘獲救的都是女嬰。民國 元年(1912 年)，吉生先生在家鄉盛陵村開設吉生小學。據我三叔祖禮耕 先生回憶:“民國元年，春天回鄉上墳，與當地本家談了此事，就在本村 租了一所樓所，作為校舍，開辦了吉生小學。筆墨紙硯，全部免費，還做 了操衣。......開始時，學生不過數十人。最多時，曾達三百餘人。先後共 辦了三十多年。”吉生小學初辦時尚為初級小學，到 1926 年，就經民國政 府的教育局批準，增設高小部，成為完全小學。1952 年，吉生小學由國家 接管，成為公立小學。至今，吉生小學已經一百零五歲了!

          很可惜，正當吉生先生的事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時候，他於 1934 年 12 月 24 日淩晨，因腦溢血，在杭州家中去世，享年 71 歲。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詞)

 

(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題詞)

          吉生先生去世後，杭州等地的企事業全部由我的二叔祖立民先生和 三叔祖禮耕先生接手經營。後來他們在上海宜昌路開設的慶濟絹紡廠，成 為 1949 年前上海最大的三家私營絹紡廠之一。這是後話，不在這裏多談 了。

          1949 年後，吉生先生親手創建的各種企事業和房產、地產都因社會 的變動而逐漸消失了，而吉生小學卻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到今天為止，這個小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應該有數萬人， 甚至十數萬人之多了吧!要是吉生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的。

          今天，在吉生小學前，樹立學校創辦人徐吉生先生銅像的重大時刻，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當時吉生先生創建這所小學的初衷，我覺得是十分有意 義的。

 

(今日之吉生小學)

          據我三叔祖禮耕先生回憶:吉生先生的父親茂順公在杭州發跡之後， 陸續在家鄉置田地 100 多畝。茂順公故世以後，這些田地就分歸吉生先生 和兩位哥哥，每房 40 餘畝。但是，吉生先生從來不去鄉下收租，都是委 托他留在故鄉的一位哥哥負責代收。辛亥年(1911 年)冬天，一次，他哥哥十分氣憤地來向吉生先生告狀，說收租時，有一位遠房族中的兄弟，將 租米強搶了一袋而去了。他向弟弟告狀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吉生先生能有 辦法，把搶走的租米要回來。不想，吉生先生不但不生氣，反而說:族人 搶米的根本原因，就是窮。而窮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沒有教育，另一個 是沒有工作。於是，他就產生了在故鄉開設免費學校和開辦布廠的念頭。 開設學校，是為了解決教育的問題。於是，學校規定凡是徐氏族人，一律 免學雜費;外姓人，隻要付三毛錢學費，也可入學。學校還發給學業用品 和校服。各班成績名列前茅的三位學生，還由學校頒發獎學金。而辦廠， 則是解決就業的問題。學校畢業生，一律可進在家鄉的吉生布廠或者去杭 州的慶成絲廠工作。當然，反過來，作為企業主，也就此能保證雇傭到有 文化的工人。所以，這是一舉兩得、雙贏雙賺的大好事。

          吉生先生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治家，從來沒有機會學習經濟學 或政治學，但是，他所說貧窮的原因是“一沒有教育，二沒有工作”，倒是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實施的脫貧致富政策的根據。比如，在澳大利亞，土著 人相對來說經濟地位都比較低下，需要政府救助。為了幫助土著人脫貧， 澳州政府采取的就是派人到土著人聚居地去辦教育，讓他們掌握文化知識， 然後教會他們一技之長，幫助他們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同樣，反過來，這 樣做，對政府也是大有好處的，因為不但降低了社會失業率，從而減少了 政府救助貧窮所需付出的大筆費用，而且也提高了整個國民的素質。這實 際上，正是 107 年前徐吉生先生就已經想到並在家鄉實施的老辦法。從這 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吉生先生的獨特眼光和博大胸懷了。

          徐吉生先生去世至今已經 83 年了。他的後代已經延續到第六代了。 前麵說過，他的孫輩共有 25 位。再下麵就是以我領頭的“家”字輩，我數了 一下，大約有 36 位。再下麵的兩代人數就難以計算了。所以，這六代人 的總數，可能應該有近百人吧。這些人中，據我所知，絕大多數都是事業 有成的專業人士:有工程師、科學技術人員、法官、醫生、教授、教師、 電腦技術人員、金融行業的專家、行政管理人員、黨政幹部、詩人、學者、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而像吉生先生一樣，成為企業家的，倒反 而不多了。這些人現在分布在世界四大洲: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定居在美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和以色列各個國家的。真正是五湖四海都有 了。

          我想，作為徐吉生先生的後代，我們在為有這麽一位為家族、為社 會、為國家、為鄉親作出重大貢獻的祖先而感到驕傲的同時，也應該時刻 不忘繼承和發揚吉生先生的精神，那就是要勤學刻苦、有創業精神，肯為 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希望我與各位以此共勉。

          謝謝大家!

                                            二 0 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浙江省安昌鎮盛陵村吉生小學

 

(徐吉生先生銅像之二)

注 1:  據我小叔叔祖濤說，清朝結束之後，綢緞袍料失去銷路。我曾祖父吉生先生為 了擴大銷路想盡各種辦法，比如，他發明用絲綢織出一種較厚的材料，做了一 套西服，自己穿了，參加宴請和各種活動，甚至穿了到湖濱和熱鬧場所去走動， 以擴大影響。

注 2:  在〈外公外婆及其他〉一文中，曾提到我外公高家，在杭州素有“高半城”之稱。 其實，我們徐家，在杭州也有“徐半城”之稱，隻是這個稱號流傳得不及“高半城” 的廣而已，而且我也不清楚這個稱號是從哪裏來的。最近，與我小叔叔祖濤通 電話問起，他竟然知道來源。他說:分家之後，益桂公那支在杭州投資房產、 地產、商鋪(包括收購杭州最大的藥店胡慶餘堂);而益慶公這支就開辦絲織 廠，發展工業，都成了杭州著名的工商業家。大約 1948 年左右，在杭州一份日 報上，讓大家評選杭州的首富。結果公布出來，有六名，其中三名竟然都是徐 家的(包括我曾祖父益慶公這房和他兄弟益桂公那房)，於是杭州人就稱我們 為“徐半城”了。我想，這個說法有一定的可靠性，可惜我查不到究竟在哪一份 報上評選過杭州首富，更不清楚究竟評出來的那六人是誰。當然，這種“半城” 的稱呼，在其他各地也有，隻是用誇張的方法說某人富有罷了，不能作數。否 則，我父親家是“徐半城”，我母親家是“高半城”，那我豈不就是“全城”了?!

注 3:  1928 年世界經濟大危機開始，西方世界經濟蕭條，絲綢產品訂貨量大大減少， 浙江很多絲廠、綢莊因此而倒閉，包括最大的王悅昌綢莊，等等都在那時先後 敗落。我們家的絲廠不但沒有倒閉，反而有了發展，那是與我曾祖吉生先生的 眼光與魄力有關的。當時，因為絲綢業不景氣，蠶農的蠶絲原料當然也賣不出 去了。蠶農虧了一兩年後，無法維持，都打算砍掉桑樹，改種別的農作物，不 再養蠶了。我曾祖父吉生先生了解這個情況後，就到農村大量收購蠶農手中的 蠶繭，但是收購時，給蠶農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不許砍桑樹。於是就這樣保 護了絲綢工業今後發展的基礎，否則，砍了桑樹，以後再種的話，也要等好幾 年才能恢複原狀了。但是，因為當時收來的蠶繭質量不好，隻能紡織比較次等 的絲綢，於是吉生先生就另立一個品牌，叫“泰來”牌，取“否極泰來”之意。

注 4:  “北伐軍總司令”，即蔣介石。以前先父樓下書房的書桌抽屜裏，一直保存著一 封我曾祖父吉生先生從上海寫給他三兒子，即我三叔祖禮耕先生先生的親筆信。 信中主要就是談覲見蔣總司令的情況。吉生先生代表杭州商界向蔣訴說了杭州 各廠在此起彼伏的工潮中無法正常開工，因此也難以維持下去的局麵，希望北 伐軍能維持浙江省治安和社會穩定，繁榮工商業，保護民生。蔣告訴我曾祖父: 不要擔心，過幾天局勢就會改變的。吉生先生見蔣的時間應該是 1927 年 4 月初之 前。所以，蔣所說的“過幾天局勢就會改變”指的是什麽，當時我曾祖父可能不很 清楚，但現在就已成了近代史上重大的曆史事件，家喻戶曉了。很可惜，這封信 在“文革”一開始，抄家風還未盛行之時就被先父燒掉了。否則，這倒是一件非常 有意思的曆史文物。這封信先父給我看過，可惜當時沒有複印機，我也年幼無知， 沒有意識到這封信的曆史價值，未能抄一個副本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