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mail:cchsu2011@hotmail.com
《山居續憶》
附錄四
掃地出門(注)
高誦芬起草
徐家禎整理
1966 年從 8 月底到 10 月底這兩個月中，我家不知 來了多少批紅衛兵。家中值錢 的東西都被他們搶的搶， 偷的偷，拿光了。三層樓的房子，十幾間房間，每間都像剛 遭過戰火一樣: 家具挪了位，橫七豎八地放著; 抽屜開的開，關的關，有的還翻倒在地 上; 滿地都是踩髒的衣服、被單，撕碎的紙片、書畫、文件; 打破的瓶瓶罐罐，堆得有 幾寸厚。我們也懶得打掃、整理，因為知道整理、打掃好了，說不定再過幾小時就會 有 一批紅衛兵來抄家。何況，那時已聽見有資本家被掃地出門的事了。消息傳來說:某 某大資本家被趕到棚戶區去了，一家幾口擠在閣樓上，隻有幾平方米大的房間，還沒 有自來水和衛生設備，要每天去公用水喉提水，去公用廁所大、小便，還要倒馬桶。 還聽說紅衛兵讓某大火柴廠的老板一家住沒有抽水馬桶的房子，他們兩夫婦都是全上 海有名的大胖子，有幾百斤重， 以前我看見他們坐在三輪車裏，一個人坐一輛還塞得 滿滿的。現在隻好用木馬桶，一坐上去，馬桶就散開了，糞尿流得滿房間都是。這簡 直是惡作劇!
我想: 我們一家四口在這樣大的房子裏總是住不長的，不知會搬到哪兒去呢。隻 希望不要如此狼 狽就好了。
“文革”中住處:上海江蘇路安定坊 284 弄 16 號
11 月 4 日下午二點左右，突然居民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房管處 的幾名幹部來 了，通知說: 這房子要做紅衛兵串聯接待站，我們明天就得馬上搬出去。
那時，我經過兩個月抄家、批鬥的折磨已經吃不消了，經常會感到惡心、氣悶， 脈搏間歇很厲害，心髒也很不好，又患嚴重的失眠症， 正躺在床上。我丈夫半年多前 剛中風出院，抄家前已能行走，現在受了刺激又嚴重起來，也躺在床上。我想: 現在要 我們立時三刻搬出去總不是好事，隻希望不要搬到棚戶區去; 再說，一房子抄剩的木器、 衣物叫我放到哪兒去呢? 總不見得再讓我們住幾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吧! 這樣想著，我就 對幹部們說 :
“你們要我們搬到哪兒去呢?我們隻希望住的地方要有自來水和抽水馬桶。我丈 夫中風過，身體不好，希望你們能夠照顧照顧。再說，這裏剩下的東西怎麽辦呢?”
一個幹部說 : “給你們住的地方當然有自來水、抽水馬桶。這裏的東西我們會照 顧的。你們不放心的話，現在就可以跟我們去看房子。”
那天，我的大兒子和小兒子正在家，於是，我們三人就跟他們去看房子了。原 來居委會打算讓我們搬去的房子就在附近，離我們自己的房子隻有十五分鍾路，在一 條很大的弄堂裏，是老式的石庫門房子。分配給我們的是朝北的後間，倒很大，好像 有二三十平方，但黑洞洞 的，隻有一扇窗，窗外一二米就是別家的高牆，幾乎完全沒 有光線能 射進來。房裏唯一的光源來自很高的一扇天窗，像牢房一樣。而且這 幢房子 的住戶好像很多，隻見周圍都是人家，廚房、洗澡、水龍頭都 是公用的。
我大兒子對裏弄幹部說 : “我父親中風後身體到現在還未複原，能不能換一間朝 南有陽光的房間?”
高誦芬及丈夫“文革”中與小孫子及小外孫(攝於住處)
高誦芬及丈夫文革中與小孫子及外孫、外孫女(攝於住處院中)
他們回答道: “這樣的房間，條件已經很不錯了。很多資本家被掃到沒有衛生設 備的棚戶去了，你們也一定知道。還要挑精揀肥嗎? 明天上午就搬進來吧!”
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之下，我們還有什麽討價還價的餘地? 隻好默默依從。回 到家裏，我們整理了一些東西，把要帶的必需品裝 在幾個箱子裏，再決定要搬什麽家 具去，還打算明天一早請人先幫我 們去那間房打掃一下。
誰知第二天早上，居委會來人通知: “不要搬了!”我們不知是吉凶禍福，心中轉輾 不安。到了下午三點鍾，突然來了大批街道黨委、居委會和房管處的幹部，男男女女 總有幾十人，他們叫我們立刻搬到附近另一條 裏弄去。我們說想先去看一看，至少也 要先去打掃一下吧。他們說:
“不用看了! 花園洋房，還有什麽好看的!”
說搬就立刻要我們動手。我們以為至少昨天已經整理了一下東西， 那麽就把準 備好的東西帶去吧。誰知他們說，所有帶去的東西都要檢查過:衣服隻能帶布的，呢絨、 綢緞、皮貨一律不準帶; 家具隻能拿最劣質、簡單的。而且每人隻能帶一隻箱子、一條 被子; 再拿一張原來放在院子裏吃飯的白木桌子、四張方凳、一張大床、兩張可以折疊 的鋼絲床 和一隻放被子的被櫃! 後來大兒子說，他是當老師的，總要一張書桌和一個 書架吧。他們說，拿了書架就不能拿書桌，兩者選一。最後，大兒 子選了書桌，於是, 他們讓他拿了家裏最破舊的一張。大兒子又說，父親 中風還未回複，希望能有一張有 靠背的椅子可以讓他坐坐，於是總算他 們答應讓我們拿了一張藤椅。至於書籍，除了 《毛澤東選集》，我們隻 能拿一套《魯迅全集》。這就是我們允許帶去的全部財產!
我在二樓房裏整理要帶去的衣服時，裏弄幹部們就在旁邊監督， 順便就在我們 的抽屜中亂翻。平時都是鄰居，現在卻“痛打落水狗”，翻臉不認人了。一個叫劉英的 幹部，在我的櫃子裏看到一塊綠格子的 錦緞被麵和一對白布繡花的枕套，拎起來對大 家說:
“看呀! 他們用這麽講究的東西!” 我心裏暗暗想:真是少見多怪，鄉曲小民! 這種普通東西也值得 大驚小怪! 我在理衣服時，背後站著一個叫魏淑琴的幹部，她惡狠狠地對我說:
“高誦芬，你以後要改改呀!”
我心中暗想: 我一世不偷別人的財物，不搶別人的東西。天讓我生 在富家，嫁 在富家，這不是由我選擇的。我從未做過壞事，待人一向客 客氣氣，沒有貧富之分。 以前裏弄要選婦女代表，派出所還硬要群眾選我。政府每次有什麽號召，作為婦女代 表，我隻好帶頭響應。有一次某地發生水災，裏弄裏發起捐寒衣運動，我第一個將家 裏的棉衣、棉被拿了許多送到居民委員會。你們幹部還玩笑地表揚我說: “高誦芬呀， 你發嫁妝了!”辦人民公社，辦托兒所，我又第一個把家中碗碟、畫報、書籍捐出去; 1958 年大煉鋼鐵，我把嫁妝裏全新的銅、錫器捐出去，居委會還把我捐出去的東西放 在裏弄展覽會展覽，做大家的榜樣。現在怎麽講這樣的話? 真欺人太甚! 想到這兒，我 就脫口而出:
“我五十歲了，改不好了!”
她討了個沒趣，倒也隻好啞口無言。
東西理好了。兒子們去叫了一輛三輪車，把躺在床上的父親扶上了車，車上再 放兩隻幢籃，裏麵裝的是油鹽醬醋和碗碟筷子。三輪車來回裝了三、四趟，全部家當 就都裝完了。天黑了，幹部們不讓我們再 搬，我們就這樣離開了居住了十多年的老屋。 屋子裏剩下的東西，連 破布、紙屑、垃圾都全被沒收，我們真的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最後一個離開老屋的是我，手裏拿的是掃帚和畚箕，倒真是名副其實的“掃地 出門”!
第二天，我們才知道，在同一天，住在我們隔壁的三叔祖一家也被裏弄幹部掃 地出門了，而且就 掃在與我們同一條弄堂裏。因為三叔公家那時隻剩他們兩老夫妻和 一位還沒有結婚的女兒，按照裏弄 幹部的標準，三口之家還沒有資格跟我們那樣住朝 北的後間呢，於是就分配給他們住一個隻有一扇小窗的汽車間。他們的大兒子一家七 口以前也跟他父親同住，現在同時掃出了老屋，住在同一條弄堂內 一棟老式石庫門房 子裏，七個人合用兩間，連衛生設備也沒有，隻好每天倒馬桶。不久，原來跟我們住 在同一條街道的二叔公也被掃出了老屋。二叔公 以前有姨太太，租房子住在靜安寺附 近，後來姨太太死了，房子就由本家紹大看守，現在紅衛兵就把 他們一家掃到那間屋 子去了，條件比我們都好。看來所謂“狡兔三窟”還是有道理的。(注 1)
搬出了老屋，紅衛兵的騷擾總算停止了，因為 我們擁有的一針一線都是他們檢 查過、批準過的， 當然再抄家就沒有意思了。但別的騷擾卻又來了。 搬出老屋不到一 個月，房管處忽然來了一男一女兩個青皮寡血、猴頭吊頸的幹部，來責問我們為什麽 當年的房地產稅還沒有繳付。我說:
“我們已經掃地出門，不住自己的房子而租住房管處的公房了。既然我們的房子 已經交給了房管處、 居委會，怎麽還要我們付房產稅呢?”
他們回答說: “不管你們住不住，房屋的所有權還是你們的，房產稅還得由你們 來付! 如果三天之內不繳，紅衛兵再會來一次革命行動，把你們掃到棚戶區去!”
這真是蠻不講理了: 既然房產權是我們的，我們當然應當付房產 稅，但為什麽 我們卻沒有權利住到自己的房屋裏去呢? 既然整棟房子現在都由房管處、居委會在使用， 我們已經住進公房，每月要按時向 房管所繳付房租，那麽還有什麽責任為我們已經沒 有使用權的房子付房地產稅呢?無論從哪一方麵來說都是說不通的! 但這就是當時紅衛 兵的邏輯!
自從抄家第一天廠裏紅衛兵留給我們五百塊錢以後，廠裏始終沒有 再給我們一 分錢生活費。我們一家四口隻有大兒子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資收入，這就是全家的生 活來源。那五百塊錢除了給女傭解散費，還被 紅衛兵偷掉一部分，再在兩個月的家用 中貼掉一部分，剩下不到兩百元 了，現在房產稅就要一下子付掉一百多元，將來生活 怎麽過下去呢?
第二天，我大兒子陪我去區房管處，想懇求他們寬容一下。他們絲毫不肯讓步， 並說: “這一期房產稅一定要在三天之內繳清，否則馬上叫革命小將采取革命行動!以後， 不管住不住在那房子裏，隻要房屋所有權是你們的，就要每年按時付房產稅，除非主 動將房屋上繳。”
我聽了恍然大悟: 原來這就是他們逼我們繳房產稅的本意。他們 是要沒收我們 的房子! 因為這棟房子的戶名一向是我的名字。我是一個家庭婦女，他們沒有理由可以 沒收我的財產，於是就想了這個辦法來逼我上繳。但不上繳又能怎樣呢? 我們難道每年 還有能力為自己不能住進去的房屋繳房產稅? 何況，這樣一年年付下去，到哪年才會了 結呢? 於是全家商量了一下，隻好填了房管處早就準備好的 “房屋上繳申請表”，簽了字、 蓋了章，把老屋“主動”上繳了。
高誦芬及丈夫“文革”中住處
高誦芬全家“文革”中住處
裏弄分配我們住的新住處離我們的老屋很近，走路隻有五六分鍾而已。其實， 從我們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見老屋的全景，好像時時提醒我們原來的家在哪兒!
新住處的房子不能算差。那條裏弄原來也是很整潔、安靜的。每 家都有一個小 鐵門，一個小花園，兩層樓的小洋房，西班牙式的，有 汽車間，有小陽台。我們搬進 去的那棟，原來是上海有名的大資本家、 現在已被供為大花瓶的榮毅仁家的私人秘書 獨家租住的。主人跟榮家是同鄉，也是世交。那時住著男女主人和他們的四個女兒， 一個兒子， 還有一位老父親，大家叫他老爺爺。老爺爺原來就是榮家的私人老師， 後 來進了文史館。像他們這樣的家庭，不算資本家，當時是不一定輪得著抄家的。但據 說因為什麽事得罪了裏弄幹部，幹部叫了一班不知來曆的紅衛兵，被莫名其妙地抄了 一次家。因為抄過家，在房管處看來就成了好欺負的對象。再說，這房子本來不是私 人擁有而是房管部門的。於是，房管所先逼他們空出車間樓上兩個小亭子間來，讓兩 家工人搬了進去; 又叫他們空出樓下朝北的一間來，讓我們一家搬進去;最後又要他們 出空汽車間，讓一家工人和他們的兩個女兒住進去。於是，本來獨家住著的房子就成 了五家合住!主人七口人縮在四間房裏，雖然條件比我們幾家都要好得多，但也已經夠 委屈他們了。
那位老爺爺真正是位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注 2)。六十年 代中，上海有位資 本家自費印了一本《思親記》，紀念他以前當過寧波米業公會會長的父母，請文史館 的很多文人學者為那本書題詩、寫 序、作跋。也有人請我丈夫題詩，他沒有答應。那 位老爺爺也是文史館館員，又會舞文弄墨，當然書中少不了他的大作。結果該書文革 之前就受批判，說:“做‘米蛀蟲’的父母還值得思念? 什麽階級感情!” 於是參與者人人檢查 過關，老爺爺自然也逃不掉挨一番批判， 但文革初期倒沒有觸動他。我們掃地出門， 天翻地覆、狼狽不堪的那天，他一個人還低頭在中間客堂裏專心致誌地剝兩隻小螃蟹， 對來往穿梭似地搬瓶瓶罐罐、破破爛爛的我們，連一眼都不看，好像那時那地，除了 兩隻螃蟹，世界上別的東西早就不存在似的。後來，我們搬進去住，老爺爺的房間跟 我們隻有一門之隔，他也很少跟我們講話， 隻是在家裏看書、寫字而已。有時還下廚 去做一兩樣自己愛吃的小菜，換換口味。他那時已經七十多歲，精神卻很好，走路健 步如飛，有時還一個人上街去看大字報，回來給大家講講見聞。不料過了一年，老 爺 爺忽然在裏弄的批鬥會上被揪了出來，說他是“地主分子”之類，勒令他去掃地勞動， 還要捧著毛的“寶像”每天去“請罪”，受紅衛兵的汙辱。一次他被一個紅衛兵在腰裏打 了一拳，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嗚呼哀哉了。
老爺爺的兒子是屋子的男主人，也是位讀書人，善書畫，愛藏書。 (注 3)他把自 己的書齋叫做“千明樓”，據說已經收藏了四百多本明版明鈔本，正向一千本的目標努 力，所以叫”千明樓”。他知道我丈夫學識淵博，擅長詩詞，就常來跟他談論，倒從來 沒有對我們顯出 一絲歧視。即使在我們最為倒運的時候，他們兩夫婦也稱我們“徐先 生”“徐師母”。男主人有一次還對我們說: “在外麵我們不要打招呼，在家裏我們都是一 樣的。”老實說，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能這樣處事的人當時實在並不多。他見我丈夫 的幾萬冊藏書都被抄光，就常借書給我丈夫看。還拿插頁出來請我丈夫題詩、題詞， 並要我丈夫把日期倒填在 1949 年改朝換代以前。這樣，一旦紅衛兵抄家發現，也不至 會批判說: “文化大革命中竟還敢繼續搞封、資、修!”
男主人還喜愛玫瑰。他們的花園不大，但花圃卻整理得井井有條。 幾十株玫瑰 品種都很好。每株花下還插著一塊小木牌，上書中英文對照的花名，像植物園一樣。 但“文革”期間，養花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所以男主人不敢再照顧玫瑰， 於是花兒也就一年不如一 年了。
那家住在亭子間的工人每天早出晚歸，我們很少見麵。而住在車間 的工人一家 倒每天都碰頭。他們雖算是“領導階級”，應該與我們“階級敵人”劃清界線，但實際上 卻待人很講道理，常為我們講幾句公平 話。尤其是大家接觸多了，他們也看得出我們不是“壞人”，就常對我們的遭遇表示同情。他們的兩個女兒後來進了學校，常來請教 我大兒子 功課。他們不在家時，就托我們照看這兩個孩子。大家來往很密切。
在這棟房子裏，歸我們獨用的就是底層那朝北的一個十六平方米的後間。夏天 下午，朝西太陽曬進半個房間，熱得像蒸籠; 四個人睡一間，晚上熱得不得不開窗，但 又怕壞人從窗上爬進來，隻好用兩個 裝水果的竹簍子的蓋子綁在窗上做柵欄。冬天則 終日不見陽光，玻璃 窗上結滿冰花，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會連底冰凍! 房間朝南那麵 隔一扇拉門就是老爺爺的房間。原來，那扇拉門一拉開，前後間可以打通 成為一個大 客廳; 現在，後麵一半就住了我們一家四口。朝北是兩扇 玻璃窗。離窗十多米遠就是 棚戶區的房子，從他們的窗口可以洞察我們室內的一切。我們剛搬進去時，棚戶區的 孩子們幸災樂禍地成天爬 在離我們房間兩三米遠的籬笆上看大資本家的家，有時還高 聲叫喊: “大臭蟲!” 這是北京紅衛兵寫在我襯衣背後的字，我穿著掃馬路，當 然大家都看 見了。他們還用石子、泥巴扔我們的窗戶，我們隻好整天把窗關上，對他們的謾罵、 喊叫、投擲不聞不問、熟視無睹。鬧了幾個月，孩子們覺得乏味，也就不來管我們了。
十六平方米的房間裏放了一張大床、兩張鐵絲折疊床、一張書桌， 一張飯桌和 四隻箱子，已經沒有地方再放被櫃了。幸虧我們吃飯的方桌，原來是放在園裏夏天在 庭院中吃飯時用的，平時不用時可以把桌 麵拆下，桌腿折起。現在，我們就把桌麵拆 下，擱在被櫃上，把兩件家具合而為一。這件“二合一”的“新式”家具，就放在朝北的 窗口。 平時把桌麵朝窗戶推過去，留出地方來走路; 吃飯時才拉出來。我們把它叫做 “活動桌子”。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房裏就幾乎一無所有了。 而留下讓人走路的空間最 多也隻有二、三平方米而已。
我們房間的隔壁是一個兩平方米左右的小間，有個洗水池，一口 白色的碗櫥。 照例，這間小間應該是由我們使用的，我們可以用來做廚 房，放雜貨。但原主人房子 壓縮之後，他們的東西也無處可放了，於是占著白櫥不讓，其他雜物也堆在小間裏， 我們隻能見縫插針地使用。而煮飯，則就到公用的廚房去跟原主人和汽車間的那家工 人合用。
我們房間的外麵就是一個十一、二平方米的門廳，原來應該是公用 的，但既然 原主人的飯廳被我們占用做了房間，他們一家七口就用門 廳來吃飯了。門廳邊上有一 個廁所，由所有的住戶合用，洗澡則要到 二樓去。洗澡間也是由全棟房子的住戶合用的，於是夏天隻好排隊輪 流。我們一輩子從來沒有跟別人合住過一幢房子，用水、用 廁所、洗 澡、煮飯都要動用三家合用的一點地方，於是糾紛總是難免的。
搬進那棟房子不久，冬天就來了。掃地出門時，裏弄幹部隻讓我們拿一隻皮箱 的衣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裏麵，可以放得下多少呢? 天氣漸冷，我們的衣 服被子都不夠了。那時，我們留在老屋裏的物品，大概除了被褥、家具被居委會、房 管處拿去給大串聯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用，或者被幹部順手牽羊、渾水摸魚拿回自己 家去之外，還都放在房子裏麵。隻是因為房間要空出來給大串聯的紅衛兵住，就把所 有的衣物、箱子都鎖在幾個較小的房間裏。那時，上海每天有幾百萬紅衛兵從全國各 地來上海串聯，上海市委要解決他們的吃住。最多時，光我們的老屋就住了幾百個紅 衛兵!
1967 年 1 月是所謂的“一月風暴”。紅衛兵造上海市委的反，各級幹部自身難保， 學校也成立了“造反隊”。我大兒子沒有曆史問題， 也可以參加“造反隊”。於是，他戴 了“造反隊”的紅臂章，到居委會主任朱玲娣家要求回老屋拿東西。朱玲娣那時自己也 在挨鬥，一見我兒子戴了紅臂章上門去，以為要造她的反，隻敢將門打開一條門縫， 連聲把責任推到房管處。大兒子再到房管處去要求。房管處那時也群龍無首了，就把 老屋的鑰匙交給一位老管理員，要他陪我們去拿寒衣。 我們進了老屋，看見原來的房 子已被紅衛兵破壞得千瘡百孔、麵目全非了。打開堆衣物的房間，隻見箱子、雜物堆 到天花板，要的衣服無從找起，隻能爬進去揀拿得出的箱子抬了幾箱出來，順便看見 父親收藏的硯台、書籍中還有一些沒有被紅衛兵拿去，也“偷”了一些夾帶出來。後來， 去拿東西的次數多了，房管處的那位老管理員既不耐煩， 也對我們有點同情，而且那 時有風聲說“資本家抄家沒收的財物都要發還”，他就對我兒子說:
“反正東西遲早總是你們的，你們把鑰匙拿去吧。以後拿東西不要再來找我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開進老屋去“偷”自己的東西了。不 過，我們住的房 間隻有十六平方米，再多拿也放不下; 再說，好一點的東西早就被幾批紅衛兵搶光，我 們“偷”來的隻是虎口剩餘而已; 加上那時還真的認為“東西很快就會發還”，何必現在去 拿呢? 於是拿了幾次就不再去拿了。誰知不久，大串聯結束，紅衛兵接待站關閉， 我 們的老屋就變成了整個區的抄家物資處理中心。造反隊把全區抄來的書籍、字畫、文 物全部集中在我們的老屋中整理、分類、處理。我們的書畫、文物當然也混在其中了。 其餘的物品則由我們廠裏再來幾 輛卡車全部車去。抄家物資處理完畢，我們的老屋就 成了區的警察局， 樓下做交通警察的辦公室，二樓做警察宿舍，三樓則住了局長一家。 這樣的局麵一直保持到 1982 年政府落實政策把老屋發還給我們。
搬進那後間的第一個五月，天剛開始熱起來。一天下午，我坐在床沿，忽然看 見一隻大臭蟲，吃得飽飽地在爬。我還以為是兒子們從學校裏帶回來的。誰知那天夜 裏，我和丈夫都被臭蟲咬醒了。我們家 一向沒有臭蟲，所以一咬就睡不著覺，但怕開 燈會照醒第二天要上班的兒子，就隻能忍耐著。看看兒子們睡夢裏也在抓癢，但年輕 人好睡， 沒有被臭蟲咬醒。第二天，我看床上席子的四角，見裏麵已經躲著臭 蟲了， 隻好忍痛把好好的席子角剪掉，再用布把四角縫起來，不讓臭蟲爬進去。在上海，一 般人家都睡木頭框架的棕繃床，最容易有臭蟲 鑽進去藏身，所以我家的每個棕繃都用 厚布做著棕繃套，以防萬一。 我檢查了一下那時家裏唯一的那個棕繃，套子裏倒幸而 還沒有發現臭 蟲。後來，我們看見主人在院子裏用滾水燙棕繃裏的臭蟲，也看見臭 蟲 在他們牆上爬，才知道原來這棟房子是個臭蟲窩! 兩個兒子連忙買了很多“敵敵 畏”“DDT”“六六六”等殺蟲藥來，把所有的家具腳和門框都塗了一遍。床上先灑一層 “六六六”，在粉上鋪報紙，報紙上再放墊被、床單。每天晚上，我們就是這樣睡在“六 六六”上的! 跟隔壁老爺爺通的那扇拉門是臭蟲爬過來的主要通道。兒子們就先在門框 上塗厚厚一層以“DDT”溶化的“六六六”粉，再密密層層糊上牛皮紙，紙上再塗一層殺 蟲藥。整個房間充滿濃濃的殺蟲藥氣味。我 們知道這樣對身體不利，簡直是“飲鴆止 渴”，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采取這樣嚴密的防守政策之後，房裏的臭蟲竟然漸 漸減少， 最後終於消滅了。
掃地出門之後，紅衛兵抄家不來了，但我丈夫是本地區的大資本家，又因 1949 年前做過法官，是雙重“四類分子”(注 4)，於是凡是裏弄街道開 批鬥會，即使不是鬥他， 他也總會被拉去陪鬥。尤其剛搬到新地，弄堂裏的孩子們每天都來敲門要他 去掃地， 大熱天還故意要他在中午烈日當頭時去掃。 幸虧這樣弄了幾個月，他們也乏味了。
十六年中，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熬了過來。1979 年，政府落實政策，我們的 財產發還了。1982 年，我們終於搬回老屋去了。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一位鄰居，她 對 我說: “你們搬回老家去，真是‘死人從棺材裏爬出 來，青草從石板裏長出來’了啊!”
又有一次，我在菜場買菜，遇見一個平時不熟的鄰居，上來主動跟我打招呼， 對我說: “你們隻不過比別人多幾張鈔票而已，有什麽罪! 現在‘四 人幫’打倒，你們好了!”
我去附近眼鏡店配眼鏡，一位我不認識的女職員再三對我說: “現在你要想通點， 不要再做人家 了 (“做人家”是上海話，“節省”的意思)!”
我家附近有一位擺攤的小販，後來退休了。每次在路上看見我，他總要熱情地 握著我的手說: “你千萬不要做家務了。休息休息，吃得好一點，想通點啊!”
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 世界上到底還是好人多啊!
高誦芬作文
徐家禎整理
1995 年 9 月 8 日
寫成於澳大利亞斯陡林紅葉山莊
2022 年 9 月 11 日
修改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愛閑堂
注: 請見本書“附錄四”之注。注意：文中的“我”為作者的母親，不是作者。
注 1: 關於我的二 叔公和三叔公，可分別 參見《山居雜憶》第 23 章《結 婚 之 四 》。關於紹大，有專 文詳述， 可見該書第 44 章《阿 蘇和紹大》一文。
注 2 : 關於老爺爺朱夢華，可詳見本書第五章〈故園已不可再識〉注 3。
注 3: 關於屋主朱複康(龍湛)先生，可詳見本書第五章〈故園已不可再識〉注 4。
注 4: 關於我丈夫經曆，請參見本書“附錄三”。
街道居委會權利很大，帶人抄家，和房管局串通，小人得勢，紅衛兵去插隊也是挨整，那時普遍都挨餓和精神折磨，命如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