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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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三、大病之後
徐家禎
弟弟家樹與母親和外公、外婆在杭州寶華弄住所走廊上合影 (約攝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抗戰之中，外公、外婆隨著安定學堂在浙江山區逃難。勝利之後又回杭 州布店弄高宅。但不知是因為逃難期間外公情緒不好，還是因為生活不安定， 反正一回杭州就開始覺得身體不適，常常腹瀉，有時，便後又有不暢之感。一 開始，以為是一般拉肚子，慢性腸炎之類，沒有去特別注意。我大舅舅是學醫 的，那時似乎已在醫學研究機關工作，起初他大概也沒有重視，隨便開點藥讓 外公吃吃。後來，不但大便次數，排泄物的顏色、數量、氣味都有不正常的現 象，而且食欲衰退、體重銳減、精力不濟起來。於是外公就在浙江醫學院的附 屬醫院作了仔細檢查，診斷結果說是直腸癌，需要馬上動手術切除。這時已是 五十年代初，外公六十三歲。
大舅既是醫務界人士，聯係醫院、找好醫生都不是難事，很快安排好之 後就要動手術了。那時，我們全家都早已跟大家庭搬到了上海。四九年之後， 大家庭分了家，我父親又剛買了那幢三層樓的新房子搬進去。外公動的是大手 術，吉凶禍福還未知曉，我媽媽作為外公的女兒當然要去杭州照料外公。那時我隻有九歲，我最小的弟弟隻有三歲。我父親當時已去北京，作為“可以改造” 的舊司法人員，在那兒學習共產黨的新法律(注 1)。雖然家裏有二、三個女仆 照顧我們，但不能沒有主婦，於是，外婆就來上海照看我們。
我父母和大舅 (約攝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
外公由我大舅及母親送進醫院手術室。那天大舅有事，等外公進去之後， 他就離開了，隻留我母親在醫院守候消息。誰知，不一會兒，主刀大夫從手術 室裏出來對等在走廊上的我母親說:“高先生的腹腔已經打開，我們檢查了一下， 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肝上。肝上已有銅板那麽大的三個斑痕，所以說明癌 病已到晚期。病人最多隻有三個月的生命期。我們想征求一下家屬的意見，是 否還要將直腸割除。如果家屬認為沒有必要，我們就把腹腔縫上。如果家屬認 為需要割除，我們可以繼續動手術。割除之後，病人可能會覺得舒服一點。”
母親聽了這個壞消息，一方麵震驚萬分，一方麵有點手足無措，不知應 作怎麽樣的決定。大舅舅有醫學知識，可是不在;母親沒有醫學知識，卻要獨立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那時，醫生在立等回音，腹腔已經打開，手術立即中 止還是繼續進行就等我母親一個決定。
我母親想:既然醫生說隻有三個月可以活了，那麽割不割掉直腸對壽命 的延長無關。而醫生說，割除之後，病人可能會覺得舒服一點，那麽，即使外 公隻有三個月可活，也讓他活得舒服一點吧。於是，母親對大夫說:
“我想，還是把直腸割掉吧。讓他活得舒服一些。”
大夫點頭同意，說:“對。出院以後，你們不要告訴他本人癌症已轉移到 肝上去的事。讓他高高興興過幾天。他要吃什麽，好好地弄點給他吃吃。走得 動的話，讓他去遊山玩水。”
我母親喏喏稱是。於是大夫回到手術室，繼續動手術。
外公動了手術之後，因為直腸切除、肛門封閉，所以就將排泄口轉移到 腹部左下方，大便直接從腸裏通出來。腸子不象肛門，可以有肌肉控製開閉， 而且有沒有大便要出來也不太有感覺，所以要有一個裏外都裹著橡皮、紗布的 金屬罩罩住。金屬罩兩頭有皮帶，係在腰上，圓鼓鼓有點突出，很像現在旅行 時有些人為了安全戴在腰際的錢包。這種器械當時杭州沒有地方可買到，母親 來信到上海來定，我記得後來是到南京西路一家專門作特殊醫療器械的商店去 定製的。
起初，大便出來時外公並不覺得，雖然罩在裏麵漏不出來，但打開之後 往往“屁滾尿流”，弄得有點狼狽。於是外公隻好時時打開檢查，或者用一個襯 了軟紙的腰形盆接在出口處等大便出來。後來慢慢有了經驗，也或許有了感覺， 外公每天大便的時間有了規律，每次大便也不用等太多時間了。外公是極愛幹 淨、整潔的人，每次用腰形盆接大便總弄得幹幹淨淨、清清爽爽，隻有有時吃 壞肚子腹瀉起來，那就非要傭人來幫忙收拾了。所以開刀之後，外公飲食總十 分小心，生怕拉肚子;平時也不大出門，尤其是長時間外出，生怕在外邊、路 上大便出來。作為十歲左右的孩子，我們四個小外孫到杭州，對外公在肚皮上 大便最為好奇。常耐心地坐在外公房裏看外公坐在床沿一點點把大便從露出的 腸子口中擠到搪瓷盆中去。
外公開刀之後恢複得很快。不久，除了大便方式不同以往之外，什麽都 恢複了正常。一開始，母親遵照大夫的囑咐，沒有把真實病情告訴外公，更沒 說三個月之後，他的病情又會惡化。但三個月很快過去，什麽事都沒有發生。大家就以為大概半年之後，癌症再會複發。但半年又過去了，外公的情況不但 更加穩定，而且越來越往好的方向發展。於是，大家覺得醫生的話大概並不可 靠，就把當時他的估計告訴了外公。外公聽了並不當作一回事。就這樣，外公 又活了十九年，直到八十二歲才去世!
在杭州寶華弄外公家 左起:妹妹、表妹、外公、小表弟和母親 (約攝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我們一直到現在都常常在議論:究竟為什麽醫生的估計與事實有如此之 區別?可能，醫生見到的“三個銅板大的斑點”並非癌的轉移的症狀，於是，“隻 有三個月”可活的診斷是一個誤診;也可能，癌確已轉移，但因為外公身體底子 很好，情緒穩定，於是本身的抵抗力戰勝了癌細胞，在醫學上並非沒有這樣的 先例。不管是哪一個原因，母親所作的割掉直腸癌的決定總是偉大、英明、正 確的。不然，外公決不會再多活十九年，而可能會真如大夫所說，在三個月之 內就去世了!
我大舅後來在一次來信中也說，外公“癌症轉移”確是誤診。他說:“關於 父親直腸癌轉移到肝髒的問題，事實證明是誤診了。在手術中僅憑肉眼觀察， 不可能絕對準確。手術是浙醫第二醫院院長、外科專家餘文光(注 2)親自做的。他後來見到我時也時常問起這件事，有點感到意外。如今這位醫生也已作古 了。”
外公開刀之後一年，我們看看他健康狀況穩定，決定請他來上海看看我 們的新居。外公起初有些顧慮，怕萬一在上海病變，回不去杭州。但經我們一 再動員，他還是來了，在上海住了一個月。
外公在上海時住在二樓後間，就在我的房間和我弟妹的房間的同一層。 外公一來，最高興的是我們孩子，因為有人可以跟我們講故事了。晚飯之後， 也不像平時，大家各回各的房裏去，一點趣味都沒有，而是大家都在樓下父親 大書房中有說有笑地聚一會兒，有時甚至談到九、十點鍾才上樓去各人房中睡 覺。那時父親已從北京回來，又在上海當起法官來。飯後，外公與我父親總有 說不完的老話，我們坐在旁邊即使插不上嘴，也總聽得津津有味。
外公住了一個月就回杭州去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到上海，也是他 一生中最後一次離開杭州。而外婆，卻幾乎每年都要來上海住一、二次，長則 半年、三個月;短的也有一、二個月，一直到“文革”前夕。
其實，外公的健康情況完全允許他再來上海旅行;我們上海的房子中也 有的是空房間可供兩位老人隨時來上海短居長住，但這都要怪我父親不好，受 了所謂“七十不留宿”之類俗話的影響，總怕外公來了上海，萬一有個三長兩短 難以交賬。外婆雖然年紀大了，但至少並無病痛;外公則是醫生判過“隻能活三 個月”的“死囚”，似乎隨時都能被閻羅王的鉤子鉤去。然而外公心裏卻仍想來， 但口裏有自尊心不便明說。母親說:有一年我們全家又去杭州旅行，順便帶外 婆去上海住一段時間。外公與大舅母一家送我們到大門口。外公對我說:“家禎 呀，可惜你們住在上海。要是住在嘉興，我就跟你們一起去了。”
其實，嘉興在上海、杭州之間，如能去嘉興當然也能去上海了。嘉興與 上海真是隻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別。顯然，外公是想與我們同去上海的。
可惜我那時不但年幼無知，聽不出話中有音，而且又天生笨嘴拙舌，不 會說話，隻是喏喏表示同意而已。
大舅母聽懂了外公意思，輕輕對母親說: “爸爸其實是想跟你們去呢!” 我母親知道我父親脾氣，隻好也輕輕地回答:
“我們怕他年紀大了出事。”
於是大家不再提起此事。現在想來，如果當時我嚷嚷起來，一定要外公 同去，母親也在旁支持，那麽，那晚我們一定能把外公也帶到上海去旅行一次 的。這真是一件回想起來令人遺憾的事。
雖然外公不再去上海了，但是我們仍一年至少一次地去杭州看外公、外 婆。外公家的屋子後來很小了，但我們全家去杭州，十有八、九次都住在外公 家中。雖然大家住得擠一點，但十分熱鬧。我最喜歡睡外公家的床，他們的枕 頭芯是燈草或綠豆殼做的，既鬆又軟;他們的被子總有一種隻有外婆箱子裏才 有的香味，雖然我已有二十多年沒聞到了，但隻要一想到，我鼻子裏還能嗅出 這種難以形容的特殊香味。每次在杭州外出遊山玩水，或者去飯館吃飯，外婆 總隨我們同行，外公則不一定每次都去，要看他身體情況及天氣情況。有時他 會說:“今天我看肚子又有點不對了，我看還是......”於是，我們就不再勉強。
不外出遊玩時，我們幾個外孫就常聚在外公房中，纏著外公講故事。前 文說過，外公口才很好，在壺鎮安定學校上課很受學生歡迎，我完全相信，因 為他故事也講得十分動聽。記得他最常講的是《聊齋誌異》中的故事，有時也 講《水滸》、《西遊記》之類，但講《聊齋誌異》的印象最深。每個故事可講 個把小時，講起來不緊、不慢，一本書放在麵前，時而翻閱一下，有時也有不 看書講的。我們孩子們可以聚精會神，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一直聽到吃飯或 睡覺時。老實說，我現在對《聊齋》這部書的印象，全是從外公故事中得來的。 每次有人提起《聊齋》故事，我總想起二十多年前外公給我們講故事的情景。
每到冬天，外公房裏總生一個火盆，門口裝一個棉簾子擋冷氣，因此， 坐在他房裏聽故事暖洋洋的更加舒服。外公十分有獨立自主精神，生活上不喜 歡依賴別人。雖然外公家直到“文革”一直有兩、三個男、女傭人，但外公早餐 吃的牛奶、麵包總在自己房裏火盆上烘煮，吃好之後再自己將空杯盤送到廚房 裏去。外公家中除了他房中之外都不生火取暖，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開過刀， 大便時要將衣服解開很多時候，生怕著涼拉肚子;還是這是他在日本時養成的 取暖習慣。
外公晚年的生活我看十分寂寞。如果我們一家不去杭州，我不知道他是 如何打發日子的。有一時期，高家的家用賬目似乎由外公料理。每天晚上外公 總在吃晚飯時問我們想吃什麽，然後一一關照傭人明天去買。第二天，傭人買 菜回來再去外公房中報賬。
外公外婆一家在杭州寶華弄家裏走廊上 左起:舅媽、妹妹、外婆、表妹、外公、小表弟和母親
(約攝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有時，外公也有以前的日本留學老同學、老朋友，甚至老同事、老學生 和親戚來訪。沒有客人來時，外公就坐在一張青棕色的小書桌前玩弄一副一麵 紅色一麵象牙色的小骨牌。他一個人坐著，一會兒用牌拚湊什麽，一會兒又將 牌糊了重來，可以玩上幾小時。我一直不知道外公用小骨牌在玩什麽遊戲。有 時，外公不玩時，我們也會用那副牌玩“接龍”遊戲。“文革”之後，那副牌就不 再看見，一定也遭了浩劫，不然，我真想將它從大舅那兒討來作紀念呢!(注 3)
注 1: 我父親名徐祖武(1916-2009)，字定戡，號稼研。杭州人。幼年在私塾念書，啟蒙老 師為張惠衣先生。幼年即出版詩集，被稱為“神童”。後考入上海大廈大學，念法律。畢 業後通過國民政府司法官考試，任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出版《兩漢刑名考》。1949 年 後，被派送至北京新法學研究院學習。後回上海擔任華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五十年 代，又被派去蘇州進華東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後回上海擔任第一醫學院附屬衛生幹部學校語文教員兼教研組長。直至 1959 年，被判為“曆史反革命”，管製三年。“文革”結束， 平反。八十年代，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擔任海內外十數個詩社名譽社長、台灣中華 學術院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美 國、歐洲、澳洲等地發表古典詩詞數百首。畢生創作詩詞近萬首。“文革”後的作品集成 詩詞集《和陶九日閑居》、《稼研庵近詞》、《居夷集》等十三冊，成為二十世紀古典 詩詞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1994 年移居澳大利亞。2009 年在澳洲阿德萊德市去世。“百 科百度”上有徐定戡的長篇介紹。
所謂“新法學研究院”，實際上是 1949 年改朝換代後共產黨政府對以前遺留下 來的司法人員進行審查、改造、處理和讓他們再學習、再教育的機構。創辦於 1950 年前 後，究竟前後辦了幾批，不很清楚。我父親參加的是 1950 年到 1951 年那一批，很可能 是第一批(也可能是僅有的一批)。校長好像說是董必武兼任的，教員來自當時政府的 高級領導人(包括劉少奇、陳毅、謝覺哉等人)、文史哲方麵的學術研究權威(包括艾 思奇、楊獻珍，等等)，還有所謂的“蘇聯專家”。學員則幾乎羅括了舊司法界中沒有去 台灣的所有上層人物，比如: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長、國民政府高等法院法官、檢察官等 等。所謂“學習”，當然包括交代個人經曆、進行自我批判、學習馬列主義學說、批判國 民政府的法律和司法觀，等等。中國那時並無法律，所以，所謂“新法學研究院”，實際 卻是一無“新法學”可“研究”的。據我父親說，學員中絕大多數人後來都被殺、被關、被 管製了。比如，判李大釗死刑的那位法官就是他新法學研究院的同學，後被判死刑。我 父親那時年僅三十出頭，改朝換代前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檢察官的時間也不長。當時，新 政府缺乏受過正規訓練的司法人員，而國民政府撤離時，遺留下來未經審理的案件達數 萬件之多，包括敵偽時期的大量漢奸案。於是，經過一年學習之後，我父親被 派 回 上 海 ， 擔任華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即以前的“法官”)。
注 2: 餘文光大夫，“百科百度”上有介紹:“餘文光(1901.6-1982.12)福建省莆田縣城內半門街 (今莆田市城廂區梅峰街)人。外科學家、教授。清光緒二十七年生。
“文光小時就讀於城內進群小學。十四歲，進香港聖·斯特芬學院學英語。旋入 香港大學學醫，1923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1924 年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公共衛生學 學位;1926 年返國任聖路加醫院外科醫師，後任聖路加醫院院長。1932 年二度留英攻讀 F·R·C·S 學位(英 國愛登堡皇家外科學院院士學位)，1933 年底回國;1937 年任莆田聖 路加醫院院長之職兼任醫院附屬醫學校校長 ;1949 年任杭州廣濟醫院外科主任，1951 年人民政府接管醫院，改名為浙江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餘先後任副院長、代院長、院 長。他還是浙江省醫學會理事長、外科分會理事長、浙江醫科大學外科教研室主任。 1978 年兼任浙江省科委顧問，1979 年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常委。同時，他還是民主促進會 中央委員和浙江省副主任委員。”
注 3: 關於外公的骨牌，後來，我大舅在來信中補充說:“父親玩的骨牌遊戲叫做‘通關’。我曾 祖母以前也每天獨自玩這種遊戲，作為消遣。這副牌 就是曾祖母的遺物。這種玩法可 以消磨很長時間，但如何玩法，我沒有學過。這副牌在文革中當然被沒收了，還說我私 藏賭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