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郵船公司 (16)

更正說明：郭潮（郭朝）並非郭沛勳一脈的後代，應是郭樂的堂兄弟。在上一文中將郭潮照片誤植入，特此致歉。從資料中看，郭樂兄弟自回香港組建永安公司後就陸續按步驟撤離雪梨及將業務逐步移交郭潮主理。幸而前文並沒有著墨在郭潮身上，且主要資料沒有郭潮，不必大改。

16. 郭樂兄弟與永安號（中澳郵船公司的人物麵譜_續3）

二. 郭沛勳家族的經濟狀況

郭沛勳,香山旗鼓鄉竹秀園堡人。娶妻劉氏，生有六男三女。夫婦生卒年份不詳。農耕為業，有田28畝（見“郭樂自述回憶錄”）。

有這個資料，就可以研究郭沛勳的家庭經濟狀況了。28畝田，按每畝年產稻穀約為3.3 – 3.5石之間,總產量為92.4 – 98石；每石為130市斤，也就是總產量為12000 – 12740市斤（資料來源：史誌宏，“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糧食畝產量及總產量再估計”）。這個估計有點低，尤其是在香山。按我在農村近10年所見，其產量應為21000市斤左右。

暫且按21000市斤計算，除預留稻穀種子200市斤（略多了些，預留損耗），再計算一家11口年需米數最少為3300市斤（成人平均30市斤，孩童平均20市斤），共需稻穀約為5000市斤。即使苛捐雜稅為5000市斤的話，郭沛勳一家在正常年份是寬裕有餘的，故而能供得起一兩哥孩子讀私塾（郭樂是3年）。

香山臨海，台風侵害比較多，尤其是7﹑8月間。當郭樂18歲那年（1890年）“大雨成災，致坑基崩潰，餘家賴以為活之耕田二十八畝盡成澤國。加以積沙三尺，欲耕無從” （見“郭樂自述回憶錄”），碰上這腫情況則數年內無法翻身了。從郭樂的陳述中大概可知他家的田地非常接近防河的堤壩，也隻有這類農田在潰壩時將河堤大量的泥沙滾滾而來地堆積到三尺之厚。潰壩時的泥沙堆積，與農田距離越遠則越少影響。

1898年郭樂把三弟郭泉（19歲）、四弟郭葵（18歲）、五弟郭浩（16歲）、六弟郭順（14歲）先後接到悉尼。這一年就算郭沛勳的農田已能恢復耕種，妻子劉氏亦能抽身工作，最小的兩個女兒也能幫忙。按現時流行的政治語意應說是“紅利人口”，留在家裡麻煩也來了，一旦各自成家，耕地得分了，誰也富不起來，倒不如外出賺錢還能買點地或幹點別的，要不然就越分越窮了。所以早就將郭泉送到檀香山去（郭泉讀私塾7年）。

按家庭勞動力來說，孩子有點多，劉氏能下田的時間不會多，所以除了郭沛勳及長女郭二姑外，年齡較大男孩在插秧及收割期間都需要幫忙，偶然也需要僱工幫忙。

1890年時每一個一安士重的香港銀元可兌3先令4便士（魯金：“香港中區街道故事”，164頁），按280港元來算是接近75英鎊了。當年從雪梨回香港船票多為10英鎊，而從香港而來則因滙兌關係而略高（甚而有可能是15英鎊）。這280港元的費用是否太貴是不敢說的，例如從香山到香港的費用﹑暫居香港待船期間的費用﹑香港船中介加收費用﹑到澳洲後在海關的通融費﹑預留到墨爾砵後的短期開支等等的一連串開銷都得計算。

郭樂是以自費來澳洲，當時入境需繳交100英鎊入境稅，換言之其族叔如何能說服海關審查員是一個問號。郭樂到墨爾砵後出現尋工難，故越境到雪梨，其間亦得鄉親鼎力相助（逃脫交入境稅），也可以說即使到了1890年，澳洲的移民法漏洞仍然不少。

三. 第一代移民

或者可以這樣說，從1850年始至1980年前，大部份第一代移民都屬經濟類移民，追求的是改善生活環境；部份是避戰禍，極少部份是經濟條件甚好而來澳洲尋求商機的。

百多年前是這樣說的“….即美國舊金山一埠，華人居其境者有數十萬；其外星架波鄰近之埠，如庇能埠小呂宋埠，在其埠者華人居其半。至夫日本高麗暹羅台灣暨甚多別處，華人托跡者指不勝數。所惜者，我華人出外雖多，皆是為貧所拘。遠來異地，或有工藝，或無工藝，或有中國之工藝，而不合外國之用。故除僥倖之外，多有難免貧賤之憂也”（ “旅客瑣談”：廣益華報，1898年7月22日第3頁）。

在“郭樂自述回憶錄”中，郭樂說自己是“赤手空拳，謀生乏術，大費躊躇”。這是千百年來華人移民心態是寫照，包括闖關東走西口﹑跑茶道及大逃港，海外華人隻不過走得更遠而已。華人如此，其他國家的移民何嘗不一樣？

郭樂就讀私塾三年，繼續下去的話可能會考秀才﹑舉人﹑進士之類，郭沛勳並沒有讓他讀下去，原因就很難深究下去，但以“郭樂自述回憶錄”中的行文（不排除背後有人潤筆）來看，比起東華報文章中所加插時髦的“革命”新詞而變得文理不通要好得多。讀私塾三年，算是童生，卻沒有繼續下去，大抵此時的家境已不大允許了。後來郭樂則自稱“餘出身於農，是以向耕種一途而謀工作”，故偶得“淩晨三更即起，每日挑水灌溉瓜菜工作”， “工作時間每日超過十八九小時”，比“996”辛苦多了，是“18197”。

郭樂做菜園工兩年，以“工字不出頭，且工資微薄”，幹起“擔瓜菜上街” ﹑“終日拍門敲戶”兜售的工作。擔瓜菜上街去賣的行當，曾在那個年代為中西報紙非議過。然而這行當並不易為，“菜蔬一物，不能久留，或買到貨不能銷清，因而缺本者常有。又或買到之貨，忽而跌價，因而缺本者亦有之”（ “華人菜疏小販者注意”：廣益華報，1920年6月12日第10頁）。這裡所說的缺本，是虧本的意思，每個行當都有，尤以餐營業為甚；做好的盒餐便當無人問津，剩下的自己吃到吐都沒完沒了，其苦自知。“行行出狀元”不假，自己是否能當狀元隻有天曉得。狀元也不好當，不外乎是個沒有官場經歷的六品官，“官大一級壓死人” ，往上數到皇帝是11級，要死的話不知多少回了。況乎“江山代有才人出”， “狀元”的老本吃不了多久。

郭樂擔瓜菜上街的要訣是“早起先行﹑捷足先登”，後來者到時已是他走過了的。正因為如此，香山做蔬果店的陸續有人招他入夥，他的堂兄郭標也在此時把他招進永生果欄（見“郭樂自述回憶錄”）。 郭樂也由此從沿街叫賣到駐店職員的華麗轉身。按現時的流行語是從“內卷”中跳出來，在更高的層次去再卷，要不然則是“打螺絲”一輩子，甚而連“打螺絲”的機會也沒有了。

郭樂進永生果欄後，有人以1000英鎊出資，想同郭樂合作，亦即是別人出本，郭樂用勞的方式，這在商場中常見，不失為一捷徑。但其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旦企業走入正軌，被踢開的機會滿高。

剛好有永安號出讓，郭樂則與梁創等四人承接下來，改名永安果欄，開展屬於自己的事業。

按正常的說法，郭樂的弟弟們也是第一代移民，有了郭樂的舖墊在前，路也好走多了。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是一個說法，同樣的也有“前人砍樹，後人遭殃”的可能，例如當前澳洲簽證遭拒率奇高。

四. “兄友弟恭”

中國有句俗語是“兄謙弟恭”，這是家教的成果，但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有這種傳統。兄弟失和，甚而反目成仇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故所謂的“傳統”，得看事實。在這一點上，郭沛勳的家教非常不錯，否則沒有“永安”的可能。

“兄謙弟恭”是記憶中的一句俗語，本想查其出處，卻查出一堆問題來。原出自孟子所擴展的“五倫十教”，比較出名是孔融讓梨的典故。去年廣州的“講文明樹新風”的廣告招牌用的是“兄恭弟謙”，引出一番爭議，是“兄友弟恭”？還是“兄恭弟謙”？更或者是“兄弟恭謙”？據說應是“史記﹒五帝本記”中的“兄友弟恭”，專家則稱“在立足傳統上作出創新”，所以是“兄恭弟謙”。

思前想後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似乎在“長幼尊卑”的框框中走不出來。要舉例的更多，例如“長兄為父﹑長嫂為母”之類，是指責任？還是服從？

無論是歷史或者中外，兄弟姊妹間一旦成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尤以當代應是平行的關係，不應存在依賴性。反而垂直關係的父母子女，卻脫不了法律的關係。

在這一點上，郭樂做得很剔透。當1907年郭樂起了回香港創建永安的心思，隨即與郭泉商討，郭泉亦有同感。接著“與三數友好討論，僉亦贊同” （見“郭樂自述回憶錄”），是年1907年郭樂﹑郭泉﹑郭順共同返回香港，兄弟五人中回了三個，畢竟對家族的影響太大了，必須要達到一個共識。

我們能看到郭氏一家的人口紅利了。兄弟五人中至少可以有三人回香港齊心合力在初創公司時分擔責任及出謀劃策，也有兩人在雪梨後方守著大本營，預留後路。這除了是家教的延伸外，在外數年的社會經歷也讓他們必須如此。郭標父親這一脈人口較少，也是同為堂兄弟而發展路向不一的原因。

然而人口多並不一定有紅利。在農村講究多子多福，反而是越多越窮。餅的大小，決定在粉團。同樣大小的粉團（耕地）要做成大餅，要麼薄得可憐，要麼發酵得特別，結果差不多的是吃不飽。想吃飽也不難，多搞副業增加入息；然各顧各的打小算盤，有的是偷偷的吃飽了，有的是餓個半死。

中國傳統中的重男輕女，郭家的人口紅利並沒有多少光顧到郭樂的三個姐妹 - 當然不排除史料留給我們是有意無意的將她們刪去而無跡可尋。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不乏因達到社會效應而將自己或某人在立史時會描繪成是歷史某某名人的曾曾曾曾外孫之類，然其血統卻已稀釋到數百份之一﹑數千份之一﹑數萬份之一﹑或更多去了。老實說，連我自己都懷疑自己的姓來自何方，這與數典忘宗無關，我們的姓氏源自於自己的曾曾曾曾…..太爺，那曾曾曾曾…..太爺的曾曾曾曾…..太爺又是誰，大概誰也說不清楚。數千年來各種民族的大混合，有承傳﹑有借用﹑有皇封，這個醬缸內的材料甚麼樣的都有，難以述之，故統稱“中華民族”，倘以“數典忘宗”來罵人，那罵和被罵的恐怕都不清楚自己是醬缸類的那個微粒是“典”是“宗”？誠然現時可查DNA，但其中某段或有可能與非洲土人﹑甚至更有可能與更早的類人猿相同，故少用“民族罪人”來罵人。

上世紀60年代，左到“砍資本主義尾巴”，農民沒有自留地，甚而不能搞副業，想不窮不餓都難。現在還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有請先吃三兩個星期“憶苦思甜餐”看看；要求不高，還不是“三年經濟困難”那麼長。假如不清楚“憶苦思甜餐”的做法，可在網上參考高華所寫的“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一文。

郭樂於1939年率中國代表囤參加美國金門博覽會後，留美組美國的永安分公司，其媳帶著孫兒隨後在1941年到美國團聚。

五．錯綜複雜的關係網

郭氏兄弟的發展，離不開他們有意無意而織成的關係網，但一切都是從郭樂與其他股東成立的永安果欄開始。倘沒有永安果欄，郭樂的後來或許會不一樣，是緩慢了或更迅速，是天知道的事。成功與失敗的因素錯綜複雜，“天﹑地﹑人”有之，“情﹑理﹑法”有之，其間有因有果，也源自歷史的變幻。

假如將郭氏兄弟的關係網簡單化的話，大略可分為商業﹑宗教﹑宗族﹑婚姻等幾條主線。

其中最為複雜的是商業部份，既有雪梨也有香港廣東上海等地，其間包括中外金融業﹑中西企業﹑中外人士，上述三個“中外”又有他們間接對永安業務的影響。

所有的這一切，始於一件小事，然後如泉水般湧起及流淌。

永安果欄初創時郭樂到銀行取500英鎊金幣。銀行職員錯將1000英鎊金幣的布袋交給郭樂（500英鎊金幣同樣是袋裝）。郭樂發覺重量明顯不對，即時交還銀行職員，自始無論郭樂或永安的人到銀行辦事特別通融。除此以外，銀行給永安更大的回報是讓永安果欄所發的可轉讓支票（cash cheque）在菲濟的聯號銀行中可以接受。這樣大大便利了永安果欄在菲濟的現金流轉和在菓農中的公司信譽（見“郭樂自述回憶錄”）。公司支票在時下的尋常不過的事，而當時永安果欄初立且原始資金僅1400英鎊而已。這種銀行信譽同樣在香港行之有效，否則香港永安不大可能在3年間（1907 － 1910）從僅租1舖，繼而向銀行貸款租4舖麵的局麵；到擬辦上海分公司時則更多了。

1896年時澳洲流通的一英鎊金幣

郭樂自合辦永安果欄後，因其他幾個合夥人都信了基督教，於是乎也開始在周容威牧師的教堂聽道，並於22歲（1894年）的那年洗禮入教。

周容威（1848 – 1930），增城人。1867年到澳洲域多厘省操金礦工﹐同時攀依耶教；1872年與張春﹑趙鵬﹑方勝等六人在美利濱埠學習神道專修科﹐開始傳耶穌聖教，先後在維省的美利濱埠及馬辣埠傳傳道7年。1882年到雪梨高路賓街Goulburn St的街頭宣教，1886年回香港結婚，1887年重返雪梨後，仍在高路賓街宣教，籌資建科士打街Foster St長老會禮拜堂，再在1897年籌資建長老會窩咑魯Waterloo禮拜堂。1910年雪梨市政府將科士打街擴寬，教堂被迫在衿步街Campbell St重建。1922年退休遷至衫罵稀路Summer Hills。1930年6月21日病逝。同期雪梨的華人牧師有好幾位，論社會活躍程度遠不如周容威。

這與周容威待人打態度有關，郭樂第一任妻子馬氏（郭樂稱馬氏是“華裔”，推測是混血兒，且在雪梨結婚）在其子出生14個月後染病身亡，郭樂的兒子郭悅文則一直由周容威夫人代為撫養，馬氏病逝5年後，郭樂續娶楊氏（見“郭樂自述回憶錄”）。 當香港永安公司成立後，郭氏兄弟將他們的工作重心轉到香港時，周容威同時將他們轉到香港的聖公會聖士提反教堂去。聖士提反教堂的主持及牧師是霍靜山，較郭氏兄弟回港更早的馬應彪等人也是周容威轉介到聖士提反教堂的，又造就了郭葵與馬應彪成為親戚。據何佩然在“秩序與演進：清末民初廣東香山縣社會流動的兩個方向”（ “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第101頁）所列的表如下：

該表僅就三大百貨公司董事間列出，而他們後代的交集更多。

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在商場上屢見不鮮，既有合作，也有競爭是常態。

六．留有餘地

永安在香港立定腳跟後，隨之向廣東及上海發展，澳洲方麵基本交其堂兄弟管理（是否仍持有少量股份不清楚）。

在香港最初以16萬港元起家，1910年增資至60萬港元。

1916年再增資至200萬港元（另撥200萬股贈送舊股東），表麵資本為400萬港元。假設1910年增資至60萬港元部份由原股東添加，而1916年再增資至200萬港元時原股東不增資，亦可以說另外的140萬依賴招股，在這種情況下，原股東僅佔總份額的33.3％；當原股東接受贈股後，其份額與新股東間的比例為65.5% : 35.5%，原股東仍控股者，新入股的股份被稀釋。按現行的法例是否合法，不清楚。

再看上海永安公司，其籌建始於1915年，原始資本250萬元，建成開張於1917年。換言之1916年的增資是為上海永安分公司用的。

上海永安公司在1919年的股份份額情況如下圖：

圖表中的投資總額沒有變，仍是250萬元。郭家實際投資的5.6％，按香港1916年未增資前的60萬計算，為3.36萬元，贈送股份約值11.2萬元，合計為14.56萬元。這樣算來，郭家投資在上海永安公司的資金是1916年前的3.36萬元。香港永安公司表麵投資20％，這20％中的13.1％是1916年新增資後新股東的資金，換言之佔50萬元的65.5％，香港原始股東的投資是稀釋後的17.25萬元。

按上述計算，香港永安的原股東及郭家在上海永安的投資是總資金的8.244％，但在表麵上他們是佔了25.6％。

同理，在中澳郵船公司中的認股，除郭家各人以自己名義認股的資金屬個人外，無論是永安果欄或香港永安公司也好，其相應的比例屬於更多的股東。

股票市場的魔幻是場外人看得眼花撩亂的，這也是永安陸續在香港興辦人壽公司及銀行，上海也陸續興辦其他事業的資金的來源。

小股東們陪著玩，有錢賺有得分，要死的話，還是小股東一大片。在不斷的稀釋股票時，原股東持大份額，但原始資金卻有限。

記得在香港時有機會與長江實業的幾個高層私下因公會麵，他們與李嘉誠的關係非淺，都是在李嘉誠做塑膠廠時的合夥人，甚而是住在上下木板床中人。當李嘉誠欲在做塑膠往地產方麵轉型時，這幾位高層都沒有入股，選擇僅為李嘉誠傭工而手持將塑膠廠分得的錢作其他用途。這幾位高層都是上海人，深知股票市場的玩法，隻不過看不透香港地產業的發展前景而已。

還記得有次在中環一間西餐廳與其中一位吃午飯，地方不大，約100平方米，他笑稱那裡是“鱷魚潭”，不少股票市場的風風雨雨就在那裡吃飯的人低聲細語中湧起。

都是題外話了。本來還想寫結語，寫了又改，改了再寫，到頭來還是刪了。怕的是怪話太多，也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