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中國近現代社會是從清末的皇權及宗族社會到黨派專製轉型的過程，而海外華人同樣地是以一村﹑一鄉﹑一縣或一地區形成網狀互相牽製到依附國內政治變化（所謂的“政治正確”）。社會底層隻有開門七件事，被動地被“精英”們牽著鼻子走。
研究早期海外華人的資料，不考慮當年的實際環境立論，隻能說是誤導後人。
以澳洲來說，東莞﹑增城受土客大械鬥的影響最大，且臨近香港，遠走異鄉求存更方便。惠陽（1913年前稱歸善縣）盡管也近香港，卻在澳洲的早期華人中相對比前兩者為少。
而雪梨早期的華商均以新安（後來的寶安）的新金泰及增城的安昌兩商號為首，但新金泰的財力及影響力應在安昌之上，這為後來聯益堂產生危機留下了隱患。
聯益堂的成立，是安益利的李益徽主導成立。李益徽是香山縣（現中山市）人，，李益徽早年來澳洲時有很長的時間在新金泰的央埠分店Sun Kum Hang & Co（1867年）當經理，後來轉到雪梨自立門戶。新金泰在1896年全麵撤離，而雪梨店鋪的原址由李益徽繼續租用。
可以對比安益利與安昌的經營範圍，兩店比鄰，基本上是經營同樣的東西，分別不同在：一是埠外客源不一樣，二是安昌銷售鴉片（廣告上沒有明說）。
然而既在隔鄰，散客的競爭則勢所難免。故而安昌的廣告強調“開張十十餘年”，算是也算不是（店主已物是人非）。
或許聯益堂的成立，對劉汝興來說是個“梗”，這個印象來自後來劉汝興及保皇會的一連串小動作。
聯益堂的成立有兩種說法：
- “聯益堂當未創之先，闔埠華商集議聯名求劫行公司。言我眾華商擬創一會，特與貴行代理華人回唐大艙客位，所得之資專為善事。當時劫行實見眾商聯名而求，故允所請，而聯益堂實從此而創乃設立。…. 又論太古洋行公司，初因沙三代理不善，太古洋行司事人到合和號，問於歐陽慶欲托其代理。歐陽慶念與沙三相交，不忍奪其業，故卻之。太古乃求聯益堂代理，蓋聯益堂乃眾商會”(東華新報1902年1月1日第3頁“來稿照登”)。
- “李益徽先生閣下 昨接本月十四號來信，今特回複。我曾將日前代理太古輪船公司之印信部，小心觀看，得知昔年未見有付信去合和店，求他為太古公司代理人，照料華人搭客事。我日前在太古行司事之時，當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亦未親自對合和店，求他為太古代理人。端此特達，順請財安。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弟 亞利臣字頓。”(廣益華報1902年1月31日第2頁“亞利臣覆函”)
- 李益徽仁翁閣下暨聯益堂列公均鑒 敬啟者 茲聞聯益堂始創之原因，外人有不知其意者，故特將創此會之來曆，錄列於下。十年前劫行之華人搭客，乃雪梨一人代理，本行未得滿意，故設法將事更改。初時求李益徽兄台獨自權理，允請之後，欣然將職交仁兄手上。後再蒙仁兄指點，汝我參詳。邀請街坊華人設成華人一會，名曰聯益堂。每邑有人代為辦理，其法最妙；匪特於眾華人同沾其益，且於我輪船公司亦得永其利源。….”(廣益華報1902年1月31日第2頁“威利為解明初起聯益堂書”)
屬是屬非，史自留跡。
“本埠聯益堂經前十年創立，初時眾議八家，全權辦理代火船公司，寫回唐船位，得扣用之銀除工資各費，其餘盡作善事。其八家分四班：安益利﹑維記，廣茂安﹑均利，安昌﹑新興棧，義益﹑廣興昌，每三個月期滿，請齊八家清算數目，上班交清下班接理。自十年以來如此輪班，各事俱妥當。”（廣益華報1902年6月14日第5頁“接續東華輸案”）
聯益堂初時的“眾議”有三四十家華人商號，但後來是可以陸續加入成為會員。眾議前由“陳若思預先寫起章程草稿，交與眾觀。其稱為聯益堂者，乃是共聯得益之堂，以後則照若思所書之規條而行。每家鋪戶蓋圖章於規條部部上。此部今在案前，其部內之各名姓字號，乃聯益堂有份者蓋圖章入部。華人蓋圖章，如作簽名。蓋圖章後，公舉八家為值理，每三個月聚集一次”，清算數目。且將付金箱之扣用二厘半，交回付金者。因部內規條有載，凡付金箱之水腳銀照七厘半扣二厘半交回付主，五厘入聯益堂所得。此等聚會，初時共有四次，每次付金者到場取回扣用二厘半” （廣益華報1902年6月7日第5頁“東華輸案”）。 陳若思起草章程原稿未能查到，或許早已失去。問題在原稿是否有規定值理任期及後續的選舉機製，如果沒有，那吳濟川攻擊李益徽九大罪的第一條是“一是長為霸任值理﹑貪利好名”也就不成立，況且其它值理也沒有變，“霸任”得直指整個聯益堂所有值理了。
1896年劉汝興代表安昌退出聯益堂，“辭職時，我司理聯益堂部數，公（開）（推）舉新昌盛﹑合和兩家為值理；次日將數部交與合和，今在數部中有登，此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一月十六號之事也”。 （廣益華報1902年6月7日第5頁“東華輸案”）
此次劉汝興表麵上是公舉新昌盛﹑合和兩家為值理，但並未得其它值理讚同的情況下，直接“將數部交與合和” （廣益華報1902年6月7日第5頁“東華輸案”） ， “後各舊值理通知劫行急頓忌連並威厘。兩人囑我再請聚集將事複議，到場者極眾，此兩洋人亦曾在場。議事者皆雲用回舊值理方合，且說多將值理人工減輕，每次輪班六個月，受薪水十磅；每年輪值理兩班，每班兩人共費四十磅。日前輪值理四班，每班兩人共費八十磅。故各人歡悅此法，公舉作為實事。急頓忌連及威厘兩人，無非到場聽事，未曾公舉。此後則有安昌及新興棧兩家，連當值六個月，從九月直到四月，每人薪水十磅，曾有登在進支部。此兩家在任六個月，各受工銀十磅，後各值理用新部數”。 （廣益華報1902年6月7日第5頁“東華輸案”）
合和實際操作了兩個月。對於此事，輪船公司代理劫行如此說：“五六年前安昌店未經我劫行允準，將聯益堂部數交該店歐陽萬慶為值理，是以我心不悅。直到合和店向其討回聯益堂部數，不願他為值理”。（ 廣益華報1902年5月3日第4頁“三續報館被控”）
真正來說，李益徽與劉汝興之間的矛盾以此初顯。
除了獨斷將值理職務交與合和外，另一見事可見劉汝興行事的方式：
“我為會中司理錢財者，遊河耍樂之銀乃是三十八磅八元三毫（該事發生在1900年6月28日光緒壽辰日的保皇會活動）。因支去此三十八磅八元三毫後，則互相辯駁，遊河時我亦同齊耍樂”（ 廣益華報1902年6月14日第2頁“續東華輸案”）。每當輪值便是其時的聯益堂司理錢財者，隻不過期滿交數部時能否通過其開支數。換言之這“三十八磅八元三毫”是劉汝興個人以聯益堂名義支去，這有點打臉了。試看1901年7月27日第3頁 “續華商集議” 中劉汝興與部份華商要求修改聯益堂章程的第11條：“凡動用本堂銀両，須闔眾總理允準方得擅支。若不得眾允仍有欲動用，必須大聚堂內人集議，照投筒例以人數多寡而定從違”。
1900年值理維記收盤，所以有值理空缺出來，但一時未能議乞合適商家，所以安益利至好當值，也就是說該年安益利值了兩班共個6月。按趙湘基所說“初時乃因安昌店葉炳南說他應受雙工，他又雲今將季尾時日不足揀別人，故求李補當雙職頂維記名份且受雙工，李補回言寧願受十磅得人接職，不願自當兩缺而受雙工。此我各值事僉懇勿卻，李補交數我屢次在場，別位當班皆知李補領受雙工，未聞半句嗟怨”（廣益華報1902年4月19日第3頁“續報館被控”）。而何廣也證實此事是“原告曾說雖受兩職，寧獨領一份工金每年十磅，而別為值理求他領取二十磅，此事是否﹖答曰，然。此等是何數部﹖對曰，進支部及議事部。議事後是誰登部﹖答曰，舊任值理之掌櫃。登部後值理可觀看否﹖答曰，可也。每次論班皆然如此是否﹖答曰，然。在何處登寫﹖答曰，在舊值理店內待至議事時公眾然後觀看”（廣益華報1902年4月19日第3頁“續報館被控”）。吳濟川攻擊李益徽九大罪的第二條是“一是擅支雙份工金，貪肥一己囊橐”，即是此事；但始作俑者是安昌的葉炳南，李益徽墮入圈套而不自知。
關於葉炳南說李益徽應受雙工一事，葉炳南在法庭中否認。然而周錦及夏祥兩人作供是“於舊歲七月七號在衿布街永利棧樓上議事，親聽聞葉炳南在四五百人麵前自認，有保舉李補一家當兩家工夫，應受工銀二十磅”（ 廣益華報1902年6月14日第5頁“接續東華輸案”）。
回望曆史，頗為感歎。李益徽的另一罪狀是“東邑維記生意收盤，值理職位空缺，而不集會份人舉議東邑一商家充職，藐視東邑，濫受雙工”（ 東華新報1901年7月17日第3頁“續華人議事錄”）。劉汝興曾查問“查問何不公舉別家為值理。各說現無時候，可以公舉”（廣益華報1902年6月14日第5頁“接續東華輸案”），既是“各”，那也是各值理都有份了；況乎“藐視東邑”近似有挑起群眾群毆的意味。上綱上線的把戲，百多年前就有了。
在保皇會成立之前，梅光達先收了康有為及葉恩的來信，或先在聯益堂打個招呼，李益徽是否有收到前東家新金泰的信不得而知，但新金泰以“植桂堂”名義認500份（合100英鎊）,這樣一來李益徽想不當領頭羊也難了。梅光達先是參加了準備階段，一看與會的骨幹情況就早早離去，沒有認過任何份數。保皇會成立於年月（東華新報1900年1月24日第3頁“會談義舉”），而李益徽約在該1900年5月也脫離了保皇會（根據“保光緒皇帝會議事章程日誌”推斷，有關章程日誌內容的分析在後麵再談）。李益徽在脫離保皇會前允諾撥銀100英鎊以供梁啟超來澳洲時使用。
澳洲保皇會成立之後，康有為摧款電奇急，單就該年5月到12月匯款三單合計2400英鎊(5月1000 英鎊付香港﹑7月400 英鎊付澳門12月1000英鎊﹑付新加坡)。初時是催收各埠會款支付，中期則依賴會董總理及各會員加捐，後來則除了再加捐外還以加捐50份便可做保皇會新值理了。到了1901年3月新加坡方麵有要300 英鎊，該款隻能“今暫向各同誌支借轉湊埋匯返”，誰料時在雪梨的梁啟超令轉匯日本。（見“保光緒皇帝會議事章程日誌”）
1901年4月華商30餘人在維記聚會，有人提議要聯益堂捐70英鎊作梁啟超及其隨從轉回日本的費用。與會者大多數讚成，也有人反對。當日李益徽人在鳥卡素而並不在會。對於此事李益徽則說“要公眾聚集後方可施行” （廣益華報1902年6月7日第5頁“東華輸案”）。
後來李益徽同意支付50英鎊，並囑人寫好支票交劉汝興，但劉汝興拒收，非要足70英鎊才可以。時任保皇會管數的陳壽數次上安益利店追索該款，李益徽幹脆躲到鳥卡素避而不見。
1901年7月7日(農曆5月22日) 晚聯益堂在衿布街永利棧開會，華人400 – 500人在聚在永利棧內外聽有關華人老人回港船票的消息，李益徽及劉汝興皆有到場。是晚有點怪，劉汝興推舉歐陽慶為當晚會議主席。歐陽慶就席後，隨即宣讀議事章程，內容大部份屬會議主席的權力範圍，明顯事前已有準備。
劉汝興在隨後的發言中建議聯益堂今後每年隻推舉兩名值理管數，其餘十位協理船務事宜而不支辛金，意在行善。（東華新報1901年7月13日第2頁“華人議事錄”）
李益徽則有點怒了，說“聯益堂之值事無庸論推。在我話誰人做開，永遠要做，如做皇家工一樣”（ 東華新報1901年7月17日第3頁“續華人議事錄”）
吳濟川隨即在口袋中取出一紙宣讀“李補（李益徽）所辦聯益堂事，其有不合例者約有九端….”，在場的東華新報記者方澤生實時筆錄，並刊在東華新報上。
保皇會及東華新報這一連串的操作，假如說沒有預謀，說不過去。而真的有主謀，誰有這個能量及需要？
時場外聽眾有點亂了，爭吵有之，互辯有之，更有導致動粗。幸而有警察名到場，場麵才控製下來。（廣益華報1902年6月14日第2頁“續東華輸案”）
李益徽盡管不快，還是忍了下來，解決老人回港的船票才是大事。他是幸而已與船公司協商妥當，並在1901年7月13日東華新報的第頁上刊登了廣告。
在這方麵來說，李益徽動作也不慢，在廣告的內容中中可知船公司的難處（華人乘客的情況有待以後在“劉光福與中澳郵船公司”中說明）。至於聯益堂也夠難的了，即使完全不支付保皇會的50英鎊，按補貼貧老人回港也筋能支付35名,更何況聯益堂有規定是“無論任何情況，堂內必須要有20英鎊存底以備急用”。
然而是禍躲不過，李益徽終於挨了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