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道德與良知

這數日來一直在追蹤徐州8孩母事件和林彪事件後的的大清洗，兩者完全不搭界。

對徐州8孩母事件，盡管心裏堵得塞滿了石頭，令人透不過氣來，但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社會事件能導致法治進步的不多見（孫玉剛事件除外）。年年的歌舞升平，道德淪喪卻又一瀉千裏，好一個為世界作出指引的年代！

實話說，徐州8孩母事件的轟動及影響深遠是遠不如武漢的李文亮事件，更不如20年前的成都李思怡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穩了就是”，官坐穩了，高升在望；至於平頭百姓，安生不來，鞭子打到自己身上時那個疼，不是能“想開點就好”的。

真正來說，刺激我們神經的是8孩母頸上的鐵鏈和那個所謂的丈夫滿嘴跑火車。

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工作，法律文件已經存在24年了，徐州8孩母也該是那個年代的產物，隻不過“為人民服務”的掃把剛好沒有掃到那個角落，或者是被“妥善處理”了，沒有在那個時候等到被解放的美好日子，於是乎繼續沉淪，就算是雷霆萬鈞的計生對她而言也絲毫影響不了，這一點不得不“佩服”她那丈夫的能量。

她那丈夫心理素質之高，令人項背。他安心理得地接受被各種自媒體冠為“英雄父親”、“超級奶爸”，因為他56歲單獨照顧7個兒子、1個女兒；對於孩子身世的質疑，他能竟回答“管他隨誰去，隻要喊我爸就行”。當然，他與有些共享情人的官員的思維上相似，能物理運動就成。

我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會被刑事起訴，但肯定的是上訴喊冤。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整個中國在過去的鄉村拐賣人口的事實大量存在，”憑甚麽我有罪？”，“我的家事我作主，犯甚麽了？”，或者“我不懂法”之類的，大不了“判三緩三”，“家有孩子需要照顧”不一而足。

好象中國法律有這麽一條“監護人沒有能力照顧下一代，而法庭判處由國家撫養至成人”，而實踐中沒多見到類似案例。

或許我們可以從官方的通告中略知“豐縣八孩母親”事件的經過，疑問是不少：

楊某俠原名為小花梅，疑是雲南省福貢縣亞穀村人，這應略有根據。身份及原籍是徐州公安部門調查組通過查閱董某民、楊某俠婚姻登記申請資料中獲得，而原名則是楊某俠（小花梅）的同村桑某某旁證。其最大的疑問在董某民在與楊某俠登記結婚時，為什麽要更改姓名？是否冒用他人的資料？或者楊某俠（小花梅）已經言語行為異常！桑某某說當年是將小花梅帶至江蘇治病，故調查組“派員赴雲南進行核查，並最終確認”。這也出現問題，核查和確認的依據是甚麽？這個不說清楚，難以讓人信服。提出質疑的是有 “2月3日，有網友曝光一段視頻片段，江蘇徐州豐縣歡口鎮董集村一名被鐵鏈拴住的8個孩子的母親，站在屋外，手指屋內，並用四川話罵道：‘這一窩都不是東西，全家都是強奸犯！’”。四川口音與雲南口音對不上。倘楊某俠在救治下能說話的話，這並不難分別，盡管她在徐州住了那麽久，或許略帶本地口音。

另一個更大的疑點，則是“桑某某主動向警方供出當年走失細節”。那麽警方是如何追蹤到楊某俠與桑某某之間的關係？同時，桑某某的供詞有多大的可靠性？

當然，豐縣最早的兩份通告都是扯蛋。前一份稱“楊某俠為江蘇徐州豐縣歡口鎮人”與董誌民是“合法登記”，是臨陣不經調查而對公眾質疑的響應，後由徐州市公安部門調查確定其係雲南省福貢縣亞穀村人小花梅（原名）直接推翻。 豐縣第二份通告是補漏，轉稱“楊某俠是在歡口鎮與山東魚台縣交界處流浪乞討時，被董誌民的父親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後就與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又一次打麵的是小花梅居然在“流浪乞討”時有楊某俠的身份證明，要不然在與董誌民是“合法登記”時有人造假。換言之，調查組通過查閱董某民、楊某俠婚姻登記申請資料發現其中含有“雲南省福貢縣亞穀村”字樣是有問題的。

我們不必懷疑徐州警方的努力，在專案麵前有線索就得追查，得到的結論是“小花梅的親屬和同村村民回憶：小花梅1994年嫁至雲南省保山市，1996年離婚後回到亞穀村，當時已表現出言語行為異常。同村的桑某某將小花梅帶至江蘇治病。兩人從昆明市乘火車到江蘇省東海縣後小花梅走失，當時未報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網上有人懷疑桑某某為什麽會將小花梅帶至江蘇治病，或許桑某某會聲稱在東海縣有神醫可治此病，但很難經得起推敲。當年是對小花梅家人說在何處或找何人醫治，這種訊息在東海縣不難找到，所以核實是否說謊不難。

另外也有疑點的是，桑某某在1996年（或1997年）帶小花梅至江蘇治病，那董某民、楊某俠婚姻登記申請資料是何年何月？其間有兩年的時間差，這時間差可用小花梅在“流浪乞討”解釋。然在這時間差中，小花梅身上發生過甚麽？

如何認定小花梅是誰，或者是否被拐賣，這是徐州警方的責任了。對董某民而言，虐待及婚內強奸這兩條是跑不了的，檢察院不告的話則失職。

隨著徐州市公安部門的調查，豐縣一樁樁案件會越來越清晰，當地再要瞞天過海欺騙掩飾已經沒有太大的可能。同時隨著各個案件的發現，一個個罪惡網也浮出水麵，是否應該考慮異地查處？

同時，那些低俗的婚鬧也該提到法律的層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