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人民服務”，既可讀成“為人民，服務”，（這務是職務）；也可句讀為“為（第二聲）人民，服務”（勞務，義務…）。這難道還有

 

 

在計劃經濟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思想的國有化，正是工業國有化的伴隨物。哈耶克指出，極權國家集中控製宣傳，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所有的人，隔絕外界，沒有任何其他聲音，天長日久，任何人都難免受其影響。民主國家雖也有眾多宣傳機構，但它們相互獨立、互相競爭、目標各異、聲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極權的宣傳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舊字眼，但換上新的意義，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則是控製一切信息來源，實施資訊壟斷，決定一則新聞是否發布的唯一標準，看其是否會影響國民對政權的忠誠；第三，是嚴厲壓製不同見解。如此，在沒有任何不同聲音的環境下，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逐漸萎縮，在長期單一的壟斷的聲音的灌輸下，統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體國民的思想，統治者的目標也就成了全體國民的目標，這一現象擴展至一切精神領域：科學、法律、曆史、文學……

 

議：思想國有化。譬如：

 

見到聽到吃到，什麽什麽到都下句話就是“要是放在國內”；蘇格拉底與孔子比較，中西智慧比較….. ；為什麽不出科學大師，多少多少年來，中國對科學貢獻幾乎是零；中西醫優劣之辯…. 

 

胡蘭成是漢奸，司馬南也是，董卿當然是……. 

 

逢中必反和必讚，池子被禁引發的議論種種…..

 

原因尋找：

 

是因為消息來源單一，從小到大隻能讀到兩報一刊所致？互聯網來了，chat gpt 來了，見識到了多少堪稱私人的東西？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會成為一種難移的秉性。“左牽黃，右擎蒼”的結束語是“西北望，射天狼”，蘇軾的大腦迥路早國有化了。《論語》，二十四史，四大名著呢？魯迅，胡蘭成，莫言呢？不都是成份不一的國有化產品？

 

不是因為“國有”才這樣的，而是因為隻有國才這樣的。以為。

 

見識過的例外是張愛玲的“吵死了”。但至今仍被斥為小器，自私。環顧，回顧，還就小器自私沒國有化。

 

“六王畢，四海一”不僅是秦之偉業，也是這裏每個人大腦的迥路的萬裏長城，從此，“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思想國有化竣工。

 

蘇聯垮，俄羅斯出。東歐變天，回到老歐洲。打倒四人幫，接著鄧派江派共青團派，解放後，接著改開後….. 這牌翻不出“國字臉”之外。

 

漢語，也叫國語。用它要說出個純私家話，真得要天稟異賦。要不然，像王羽佳那樣，香蕉人。年幼就潤了。

 

進華語論壇教會群圈，就走進了思想國有化。覺得。

 

洗碗，水流經手背的感覺；下筆落墨時的小激動；《狂颶》中有個女人的發形看著覺得尤其的美麗…… 愈益珍惜它們。鈴蘭聽風vivan 的, 篇篇看。人生終極目標已定，開一片自留地，小小的，若能自給自足，不啻人生完美！

 

政治權力與真理劃上等號，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標題是：為什麽最壞者當權？他駁斥所謂的“現存的極權統治的惡劣，是由該統治者品質造成的，與（極權）製度無關，因而是一樁曆史偶發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極權社會管理階層上發生的普遍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指出其絕非偶然現象，而是極權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即“精英淘汰製”。

 

第一，低素質的社會大眾。在極權社會中，一個人數眾多、組織嚴密、意識形態統一的團體，往往不是由社會中素質較高的人構成。原因在於，人們的教育水準越高，理智越強，其觀點和趣味就越獨立，也就越多樣化，因而就越不易認同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係。因此，高度劃一的看法和意誌，勢必降低團體的道德標準。同時，也隻有這樣的群體，才便於獨裁者掌握控製，以達到其政治目標。另外，大多數人是並無自己的堅定信念的，適合成為被灌輸的土壤。

 

議：

 

哈耶克是奧地利人，是共產社會的旁觀者。而他所見識的共產社會的身世，是俄羅斯和老歐洲。共運在那兒不過是打個岔。

 

他定論，皇帝都必然是壞得出蛆的人。他不知道，皇帝壞得出蛆之外，臣民也壞得出蛆的地兒，曾有，現有，正在大陸走向未來。

 

學曆高智商高導致“教育水準越高，理智越強，其觀點和趣味就越獨立，也就越多樣化，因而就越不易認同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係“的前提是，不在解放後的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國特色的成果是：學曆高的比大老粗更壞。

 

知識水準和聰明程度，得事先查查，那知識，尤其是人文知識，是些什麽；聰明如果是馬雲型，聯想老板型，知青型，腦袋國有化是分分鍾的事兒。

 

六四時，目睹了好幾回大學生們的感慨：為這樣的人民這麽幹，值嗎？

 

義和團太平軍的人的素質底料，碰瓷，向救自己的人索賠，這僅是學曆低的人的道德底線？鍾南山院士的底線比這高嗎？全體不吭聲於鐵鏈女的學者作家們沒有碰瓷的風險，可都成了縮頭烏龜。他們的底線和前者，是連接線，不是平行線。

 

 

第二個原因就是，不斷地向群眾灌輸極其簡單又極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條。這樣，最壞者將得到一切溫順的和易受騙的人的支持，這些粉絲沒有堅強信念而隻準備接受一個現成的價值體係。隻要“大聲地、喋喋不休地向他們鼓吹這種體係的話”，那些思想模糊、隨波逐流、感情與情緒易衝動的人就會接受他們的體係。

 

議：

 

愈長，愈模糊於朝野界線。譬如，大一統。這原本是純肉食者謀之的事，難道不是幾乎每一個中國韭菜的堅強意誌？

 

“漢奸”，朝野同聲。“日本鬼子”，大江南北，從新華門到鐵嶺，到海外論壇，一個調。

 

總覺得這裏沒有灌輸，隻有交融。

 

倘無魏晉，分得清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沒有辛亥革命那幾十天，蔣家王朝和紅牆之內，區別在哪？

 

中世紀一完，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立即複興。

 

民國一完，來了個什麽東東？

 

這裏沒有體係，隻有“黃皮膚”“中國心”。

 

魯迅說，統治者愚民，老百姓愚君。騙騙嘴，騙日子。茶壇的思想家哲學家正在深究其道。繞啊繞！

 

有不為執政官左右的邏輯，科學，藝術的積攢，才有灌輸，上當受騙，另一個體係。隻有四書五經書香當粉底，隻有孔孟胡適這樣的官員做知識的博導的民族，連受騙，被灌輸的資格都沒有。隻能“道可道非常道不可道也”地騙騙你，騙騙我，騙騙任何年代的新一輩。

 

第三個原因是，不斷地煽動仇恨。最壞者都是訓練有素的政治煽動家，他們利用忌妒等大眾心理，強調“我們”與“他們”間的鴻溝，劃分“敵我”，以凝聚自己的團體，故他們易於成功，這也是壞人易得勢的原因。在德國，成為敵人的是猶太人，一直到財閥階級接替了其地位為止。這和俄國把富農挑選出來當作敵人，同樣是整個運動都以之為基礎的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的結果。在德國或奧地利，猶太人曾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因為人民當中廣大階層對經商懷有傳統的厭惡，致使猶太人更容易接近經商這個受歧視的職業。

 

議：

 

需要煽動嗎？

 

揭竿而起說是因為“天下苦秦久矣”。遇見過高速公路上貨車翻車，路兩邊的村民一擁而上地分田分地真忙；見識著，複辟百日了，竟悄無聲息地默認；抓遊行的老人並警示將影響三代…… 這樣的事經曆多了，會覺得，太平軍四伏，義和團身前身後，“就缺陳勝吳廣”。

 

哪次農民起義不是“不是節日的節日，不是過年的過年”？陳勝吳廣，赤眉綠林是帶色的，黃巢則滿城盡帶黃金甲，李自成進城，很儀式；開國大典，理外理來個大party。一個民族，一個德行，一個語言，醬油一味，思想國有化，久了，無聊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一會兒清零，驀地解封地圖個熱嘈。

 

這大概也可做為這兒上下幾千年的曆史線索捋一捋吧？

 

第四，不擇手段，踐踏道德底線。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隻問目的，不擇手段”是合法的。極權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們的行為是“為全體謀福利”的，則天下沒有什麽事不可做。其結果，是對一切道德價值的否定。因此，這就是那些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關鍵，也是斯大林能殘酷殺害那麽多同誌、戰友的原因。這就表明，哪裏存在著一個淩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裏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規則的容身之地。

 

議：

 

秦的大一統，就是古已有之的“為了江山，不顧一切”。延續至今：維穩，紅色基因。

 

總覺得，在這兒分不清手段和目的。譬如改革開放。鄧開放，習內卷，是自家人的門戶啟閉，哪有什麽另外的意義可言。是你想多了。

 

爬上高位的不是沒有之一的最壞，這裏全國上下，沒有結束的事業是，你壞，我比你更壞。

 

底線？在這兒是莫大的段子。踩破底線地耍，是這兒的政治史思想史，甚至文學史。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發展為幹部全殺了不對，隔一個殺一定有遺漏之天下，真有目的手段之分？

 

“為人民服務”，既可讀成“為人民，服務”，（這務是職務）；也可句讀為“為（第二聲）人民，服務”（勞務，義務…）。這難道還有什麽好說的？！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