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之後

我們所知的全球貿易體係已然消亡。隨著華盛頓威脅或達成對數十個國家征收10%至50%以上的關稅，諸如“最惠國”待遇（MFN）等基本原則正在被拋棄。世界貿易組織實際上已停止運作，因為MFN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國在已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情況下平等對待彼此。“美國優先”的貿易戰略以及中國大陸的“雙循環”和“中國製造2025”戰略都反映出，明顯傾向於基於權力的體係取代了任何基於世貿組織規則的體係（下圖 X/Linkedin）。

美國總統川普強硬地使用關稅並無視過去的協議，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在慶祝基於規則的貿易體係消亡之前，人們應該考慮現存貿易體係瓦解所帶來的成本和替代，並認真思考哪些要素應該重建，以避免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造成更糟糕的後果。如果華盛頓繼續其當前的單邊主義、交易主義和重商主義路線，後果會非常嚴峻，尤其在北京繼續其補貼過剩產能、掠奪性出口政策和經濟脅迫路線的當下。美中各自為政，實力是唯一真正的製約因素。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基於規則的體係之外運作，其他國家也會越來越多地仿而效之。結果就是不確定性上升，生產力受到拖累，整體經濟增長放緩。

然而，因循守舊且冥頑不靈是既愚蠢，也對國際政治經濟現實並無任何裨益。挑戰在於，如何在基於規則的舊體係之外，構建一個新的規則體係。向前邁進的最佳方案是構建一個由誌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聯盟體係，該聯盟將構成一個比多邊貿易體係規模更小、更靈活的開放性諸邊關係網絡。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這個體係並非最優，效率也低於全球貿易體係。但它很可能是政治上最具可持續性的結果，至關重要的是，它能夠防止單邊主義失控。簡而言之，即使沒有一個基於全球規則的體係，它也能讓全球經濟由規則塑造。

技術、貿易與就業 

全球貿易體係是美國主導構建的多邊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始於二戰時期，並持續到本世紀初。冷戰結束後，美國政策製定者希望，此前幾十年在大部分非共產主義國家形成的基於規則的貿易體係能夠擴展至涵蓋俄羅斯等美國昔日的對手以及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這些規則將增強穩定，促進開放與融合，並促進經濟爭端的和平解決，從而造福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然而，即使在該體係全麵建立之前，反對的聲音也已出現，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圍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激烈辯論。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首次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遭到了大規模、引人注目的抗議（下圖 Facebook）。

在近幾十年的經濟辯論中，貿易政策既得到了過多的讚譽，也得到了過多的指責。批評該體係的人往往將全球化的影響與貿易政策的影響混為一談。全球化本身與貿易協定的關係不如與技術的關係密切，尤其是集裝箱的發明和寬帶的普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集裝箱化大幅降低了海陸空貨物運輸的成本，空運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從1970年到2014年，貨物重量運輸成本下降了33%至39%，貨物價值運輸成本下降了48%至62%。所有這些都使得全球商品供應鏈的發展越來越有吸引力。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服務貿易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無縫連接意味著從客戶和後台處理到編碼和數據分析的所有事情幾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完成。

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下降，也主要源於技術變革。鮑爾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計算得出，“（2000年至2010年間）製造業近88%的失業可歸因於生產率的增長，而製造業就業的長期變化主要與美國工廠的生產率有關。” 他們發現，貿易僅占失業人數的13.4%。事實上，製造業就業崗位的下降在發達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早在華盛頓簽署任何重大貿易協定之前就已開始。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和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從20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占比每十年下降約2至5個百分點。被廣泛認為是製造業強國的德國也經曆了類似的衰退。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製造業中心加速了這一趨勢，但並非完全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製造業強勁的發達經濟體中，製造業就業崗位的長期下降早於全球化的頂峰時期。

中國因素 

然而，當今貿易謹慎的一個關鍵驅動因素是，中國大陸崛起為出口驅動型經濟強國，導致了所謂的“中國衝擊” - 美國特定社區的工廠迅速關閉（下圖 amazon/coconut MAMA）。誠然，多邊貿易體係存在一些設計缺陷，這些缺陷在中國大陸崛起後尤為突出，並最終埋下了該體係走向衰亡的種子。這些缺陷包括：對國家補貼、國有企業非市場行為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某些限製措施薄弱；成員國難以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從而無法享受更為寬鬆的待遇；以及協商一致、一國否決的決策程序，這使得改革幾乎不可能實現。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時，人們有理由相信，北京正走在一條不可逆轉的市場化改革和自由化道路上。這種希望不僅寄托於當時大陸領導人的言論，也寄托於他們為重組經濟重要領域而采取的痛苦行動。然而，隨著改革在胡錦濤主席領導下陷入停滯，並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出現某種程度的逆轉，這些希望最終破滅。

麵對中國大陸崛起和融入世界、且其經濟改革力度遠不及預期的局麵，世貿組織關於知識產權、補貼和國有企業的規則顯得力不從心。挑戰不僅在於北京必須按照自己的一套規則行事，還在於規模問題。中國大陸的製成品順差 - 去年接近1萬億美元 - 遠遠超過了德國和日本等早期製造業巨頭。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估計，到2030年時，中國大陸有望占全球工業總產值的45%。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日益挑戰旨在促進一體化和相互依存的貿易體係的完整性，華盛頓對該體係本身也產生了懷疑。2015年，奧巴馬政府宣布退出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擔心最終協議將以犧牲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鎖定對中國大陸的優惠待遇。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對多邊體係表現出漠視，傾向於回到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單邊行使權力的世貿組織成立之前的時期。而拜登政府對世貿組織改革並未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

如今，世貿組織的三大職能已陷入停滯。作為談判平台，近年來，世貿組織僅達成了一些邊緣多邊協定，例如一項旨在加快貨物通關的貿易便利化協定。作為監督成員國貿易行為的機構，當大型經濟體完全無視其需報告實行的政策的義務時，世貿組織束手無策。作為爭端解決機構，世貿組織因其上訴機構的職責和運作方式存在分歧而舉步維艱。為了應對此類分歧，華盛頓曆屆政府都先是反對重新任命該機構某些成員，最終更否決了對任何新成員的任命，這實際上阻礙了任何有意義的爭端解決努力。

客觀評價世貿體係 

世界貿易體係失靈了。然而，世貿體係並非一無是處 - 全球貿易體係在幫助多達十億人脫貧方麵發揮了核心作用。正因如此，世界銀行總結指出：“貿易一直是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強大驅動力。”1990年至2017年間，全球GDP增長了近兩倍，貿易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 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份額從16%上升到30%，全球貧困率從36%驟降至9%。當今貿易辯論中另一個常見的謬論是，貿易隻惠及其他國家，而非美國。其實美國消費者從國際貿易中獲益匪淺，因為他們能夠以更低的價格購買更多種類的商品。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發現，國際貿易使美國進口成本降低10%，從而讓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都從中獲益。尤其最貧困家庭，作為貿易的最大的受益者，她/他們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是最富裕家庭的4.5倍（下圖 FRBM）。

貿易協議還降低了將生產線轉移至消費市場所在地的動力，使美國製造的產品和服務的出口更容易。這些提供出口商品和服務的企業員工的平均薪酬要高於美國非出口相關工作崗位的工資。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自世貿組織成立以來，經通脹調整後，商品出口增長了150%以上。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一份報告根據1992年至2019年的數據發現，從事貿易的公司“在控製公司規模、年齡和行業的情況下，淨就業創造率高於非貿易公司”。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項分析中，加裏·赫夫鮑爾和梅根·霍根計算出，如果沒有二戰後貿易帶來的收益，2022年美國GDP將減少2.6萬億美元 - 平均下來每個美國家庭要減少19,500美元的收入。

貿易政策也促使其他國家采取更好的環境、勞工、知識產權、監管和反腐敗措施，為美國工人創造了公平的競爭環境。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不僅會開放日本等長期對美國產品關閉的市場，還會在勞工權利、環境保護以及馬來西亞和越南等新興市場的國有企業補貼方麵引入可執行的標準。實際上，TPP以降低美國的關稅為誘餌，促使其他國家采取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政策，同時打造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可以取代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替代模式。然而，這樣的論點在政治上一直不為人接受，因為大多人選擇忽視貿易自由化的好處。沒有人會走出沃爾瑪，驚呼“感謝世貿組織！”與此同時，貿易的成本卻被特定行業的少數工人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或許應該被歸咎於引入來自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國家的競爭，給美國製造業工資帶來下行壓力，並刺激人們將生產轉移到海外。

中國衝擊尤為戲劇性地展現了這種動態。經濟學家戴維·奧托爾、戴維·多恩和戈登·漢森得出結論，1999年至2011年間，中國進口導致美國約20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其中包括1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但是，每年約有5000萬美國工人因為辭職和裁員而離開工作。然而，中國衝擊帶來的行業崗位流失在地理上集中，導致個別社區遭受重創，而企業關閉的影響則蔓延至當地經濟的其他領域。盡管“創造性破壞”在總體上可能迫使相關企業轉向新興產業，但對於無法在相應時間內適應的特定城鎮而言，它意義不大。

貿易戰無贏家 

川普1.0政府對中國大陸征收了廣泛的關稅，並針對其盟友和夥伴征收了有針對性的關稅。此外，它與北京達成了一份購銷協議，而非貿易協議，要求中國從美國購買更多商品和其他產品（中國大陸最終因新冠疫情而未完全履行）。

拜登政府保留了川普的大部分關稅，並增加了一些。它還出台了更嚴格的出口管製、外國投資限製和產業政策。這些措施側重於半導體和電動汽車等戰略性產業，但拜登政府官員並未完全製定一個明確的框架，以防止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品和技術清單無限增長，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簡單的保護主義政策。而諸如“印-太經濟繁榮框架”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等旨在拉近各國及其供應鏈與美國距離的倡議，則由於缺乏市場準入，其影響微乎其微。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主要還是基於規則體係的原則行事

川普2.0政府似乎有一個不同的目標：那就是瓦解全球貿易體係，其根源在於總統的強烈單邊行動傾向，並認為雙邊貿易逆差是一種生存威脅（下圖 The Nation）。4月2日“解放日”，川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對數十個國家征收高達50%的“互惠”關稅。此後，他一再改變協議的目標，同時還威脅要用關稅來對付非貿易問題，例如移民、芬太尼、烏克蘭戰爭，甚至巴西的司法係統。當談判擱淺時，他又試圖單方麵強加“協議”。

無論關稅水平最終落到何種程度，當前的貿易戰幾乎肯定會以貿易壁壘大幅提升而告終。這將給美國消費者帶來成本，也給美國企業帶來挑戰。目前，美國超過一半的進口產品是中間產品，即美企賴以製造最終商品前的半成品。因此，成本更高或更難獲得的投入將降低美國產品的競爭力。2018年，川普對鋼鐵征收25%的關稅，對鋁征收10%的關稅。經濟學家拉斯（Kadee Russ）和考克斯（Lydia Cox）後來總結道：“鋼鐵關稅可能使鋼鐵生產領域增加了約1000個就業崗位。然而，由於第232條款對鋼鐵和鋁征收關稅，美國企業相對於外國競爭對手麵臨的投入成本增加，可能導致在鋼鐵或鋁作為生產投入的企業中，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7.5萬個。”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斯泰爾（Benn Steil）和哈丁（Elisabeth Harding）計算得出，美國鋼鐵行業的生產率自2017年以來下降了32%。如果川普政府的目標是創造更多的製造業就業崗位，那麽其做法很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

使問題雪上加霜的是，其他國家會效仿美國的做法，對進口商品征收更高的關稅和並實施限製措施。這將損害美國的出口，包括農業。此外，外國政府還可能像美國那樣，擴大使用緊急狀態和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將貿易武器化。長期以來，美國的立場一直是，沒有人可以告訴美國什麽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川普擴大了國家安全的使用範圍，對鋼鐵、鋁和汽車實施限製，包括來自親密盟友的限製（下圖 facebook）。此後，其他國家也紛紛仿而效之。顯然，川普的做法加劇了貿易的不確定性。

當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對總體經濟前景以及可能麵臨的具體關稅或其他貿易措施感到不確定時，他們往往會消極被動地觀望等待。關稅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引發衰退的潛在影響，由此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川普政府實際上徹底顛覆了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其政策的成本顯而易見，大多數美國人會立即感受到，而承諾的利益，即便有，也很可能在幾年後才會被相對較少的工人享受到。公眾是否願意為了川普重塑美國經濟的願景買單而接受短期犧牲，答案很快就會揭曉。但無論最終的政治反應多麽激烈，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的貿易體係。

多邊與單邊  

20世紀上半葉貿易及其他領域的經驗表明，國際合作比赤裸裸地行使不受約束的權力更能取得更好的成果。然而，當下的貿易政策卻代表著一種強權政治的回歸，即強權即公理。美國之所以采取單邊行動，是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消費市場，它可以這樣做（下圖 voronoi/facebook）。而中國大陸盡管口頭上支持多邊主義，但實際上也正日益采取同樣的行動。任由單邊單邊主義和交易主義蔓延，最終很可能失控。一些國家可能會效仿美國，明確拒絕基於規則的體係。另一些國家則可能效仿中國大陸，口頭上推崇該體係，實際上卻在另起爐灶。無論哪種情況，不斷增加的貿易壁壘都會抑製經濟增長，損害生產力。被破壞的規則將帶來不確定性和摩擦，最終可能導致不穩定和衝突。

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經濟可能會回歸二戰前的體係，其特點是頻繁使用貿易作為武器。對於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而言，這種赤裸裸的權力濫用和對限製的漠視所帶來的短期利益或許能夠抵消其成本，但從長遠來看，它是禍是福未可預料。與此同時，較小和較貧窮的國家將發現自己隻是菜單中任大國選點的下飯菜。

其他國家政府最初可能會努力維持舊秩序，無論華盛頓和北京如何行動，他們深知徹底放棄該體係將意味著重返以鄰為壑的世界。對一些國家而言，這種努力體現了對基於規則的多邊體係的意識形態承諾。例如，整個歐洲計劃植根於規則和監管為基礎的一體化理念，這使得歐盟難以推行完全單邊主義的戰略。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缺乏影響主要貿易夥伴的實力和籌碼，因此依賴世貿組織和爭端解決機製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因此，可能會有一群國家繼續宣揚多邊規則體係的優點，希望美國最終回歸該體係，中國大陸也調整其經濟戰略以適應該體係。這種努力的結果將與氣候變化機製大致相同：一些國家圍繞一套規則走到一起，而許多最重要的參與者則選擇各自的道路。而正如氣候變化的情況一樣，這群國家最終可能會受挫。

開放諸邊網絡 

在全球經濟逐漸脫離完全基於規則的多邊體係之際，製定新的規則體係便是最可行的選擇（下圖 amazon）。這個新體係由在特定領域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組成，共同在某些問題上采取高標準，並向擁有相似利益並願意執行這些標準的其他國家保持開放。對一些國家而言，這些聯盟可以專注於貿易自由化，基於共同意願，彼此提供全部或部分市場準入，以促進一體化和經濟效率。對其他國家，聯盟可以成為追求監管協調或處理新問題（例如人工智能）的途徑，即使以非正式和非約束性的方式，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成立的金融穩定理事會（負責協調金融監管建議）的作用。對於任何此類聯盟，如果單個政府認為在相關問題上妥協的成本大於收益，它完全可以選擇不加入。

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相似國家安全利益的國家組成的聯盟可以就技術轉讓和產業政策進行協調，即圍繞限製貿易而非促進貿易的共同方針進行協調。例如，聯盟可以阻止其成員從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國家進口某些產品和服務（例如電信基礎設施），同時鼓勵其成員之間建立安全的供應鏈。或者，它可以協調出口管製，並製定國家補貼使用的共同規則。正如前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多西（Rush Doshi）最近所建議的那樣，美國可以組建一個旨在打造具有競爭力的集體工業基礎的聯盟，以應對中國規模帶來的挑戰。

美國應該如何激勵各國加入這樣的聯盟？要想持久，聯盟的其他成員必須認識到與美國結盟符合自身利益，而不是押寶中國大陸或保持中立對美中競爭作壁上觀。美國可利用其創新生態係統，包括世界一流大學、研發投入、法治、深厚的資本市場、風險資本渠道以及創業文化的獨特組合，來吸引各國加入己方聯盟。聯盟各國可優先獲得美國提供的這些機會，以及聯盟其他成員國提供的機遇，這樣所有成員國就會形成一致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

這些聯盟將是開放的，這意味著有能力且願意遵守標準的國家都有資格加入。有些聯盟規模可能很小，例如包括日本、荷蘭、韓國和台灣在內的半導體供應鏈安全聯盟（下圖 ITIF）。其他聯盟可能代表更大的國家集團，這些國家願意同意一套更廣泛的規則來規範貿易和投資關係，例如《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該協定是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最終達成的。聯盟的成員數量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並且不同聯盟之間可能會出現成員資格重疊的情況。

在北京的經濟戰略及其他方麵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很難想象中國大陸會在短期內成為此類涉及美國的聯盟的候選成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北京政策製定者可能會根據自身判斷，在人口、財政和其他壓力的驅動下改變戰略。與盟友和夥伴建立的開放多邊主義架構或許可以加快北京做出這樣的改變，華盛頓因而更應專注於利用聯盟塑造中國外部環境。因為多年的實踐證明，美國政策製定者並無直接說服北京改變其做法的能力。在這樣的世界裏，世貿組織或許會徹底衰落，或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供那些沒加入聯盟的國家使用。它也可能成為一些國家解決爭端的場所。自貿協定聯盟將繼續存在，並可能成為更廣泛聯盟的基礎，例如（自貿協定聯盟）歐盟可能效仿英國加入（更廣泛聯盟）《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開放諸邊網絡的一個關鍵優勢在於，單個國家不擁有否決權，這就為擁有共同觀點、有能力應對新問題並接納符合標準的新成員的國家創造了推進問題的機會。就經濟效率而言，這隻是次優方案。顧名思義，利益將僅在成員國之間共享。諸如最惠國待遇之類將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而量身定製的諸邊協議的變幻結構，有可能混亂低效。盡管這樣的開放諸邊網絡比多邊貿易體係更為複雜，但它在政治上更具可持續性。這是對當前挑戰的務實回應：在沒有基於多邊規則的體係的情況下，至少維持一些規則。

不僅是貿易 

貿易戰最終都有輸家和贏家（下圖 BUSINESS INSIDER）。當前政策的成本 - 增長、通脹和生產力 - 很可能主要落在川普聲稱支持的那些人身上。低收入美國人將不成比例的收入用於進口商品。而農民和牧場主的收入對其他國家的報複行為高度敏感。美國政府必須配套一套國內政策，以確保美國工人和社區能夠在快速變化的經濟中蓬勃發展。在川普貿易戰之後，此類政策或許更加迫切。 

與此同時，在美國努力應對這些後果之際，人工智能即將對勞動者產生的影響很可能遠超全球化的影響。1999年至2011年間，中國衝擊導致約2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則可能在同期內導致數千萬個工作崗位消失。因此，在關注關稅的同時，政策製定者也應該投入至少同等的精力，為人工智能驅動的美國勞動力結構調整做好準備。與貿易一樣，人工智能的益處或許會被廣泛分享。同理，人工智能給就業帶來的衝擊也多半會影響廣泛。

* 本文作者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B.G. Froman）現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他曾於2013年至2017年在奧巴馬2.0政府內任美國貿易代表，並於2009年至2013年在奧巴馬1.0政府內擔任主管國際經濟事務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Froman, M.B.G.(2025). After the trade war.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fter-trade-war-michael-f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