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道與中國撕拚

二戰後及冷戰期間美國的“遏製”政策在經濟投資、外交關係和軍事部署方麵全麵圍堵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集團，最終導致蘇聯戰敗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美國在冷戰結束時采取的戰略不僅乏善可陳，甚至可能都跟成功沾不上邊 - 美國試著利用其超級大國的地位，建立一個由華盛頓掌控並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該戰略曾被克林頓總統首任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冠以“擴張”、以及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威廉·克裏斯托和羅伯特·卡根筆下的“仁慈霸權”。彼時華盛頓的願景就是要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一個由美國主導、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或願意挑戰美國霸權的和平。在這個華盛頓治下的和平中，自由民主，市場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國家邊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繁榮（下圖 Musical Hegemony/FPIF）。

一時間華盛頓的戰略似乎奏效了 - 美國GDP和股價穩步上升，科技和貿易使世界聯係更加緊密，沒有發生世界大戰。但骨感的現實是，美國的戰略在過去三十年非但沒有創造出一個共同繁榮、穩定和平的烏托邦，反而催生了一種全球對美國極不友好的經濟秩序：其他國家濫用華盛頓的慷慨；中國大陸這個威權主義對手趁機崛起；全球範圍內頻頻出現一觸即發的衝突；以及世界各國對美國遠超其實際能力的過高期望。結果呢，美國經濟和社會令人痛心的衰敗。

任何宏大戰略，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特定政治經濟理論的押注 - 投資重建市場民主堡壘，其繁榮終將壓倒蘇聯共產主義。隨後華盛頓又不明智地押注全球化和自由市場。殘酷的現實告訴美國人，是時候放棄那些想入非非了。建立持續貿易和安全集團的互惠戰略，才是正道：誌同道合的各國結成聯盟，在同等條件下互惠交往，同時共同排除那些不願履行相同義務的國家。

以鄰為壑的政策造成了美國與貿易夥伴之間不可持續的失衡。國家互惠政策將減少華盛頓對競爭對手關鍵商品的依賴，並限製逐漸侵蝕美國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搭便車行為。互惠意味著一個所有參與者平等、擁有相同期望的秩序。堅持互惠代表美國自身認知的健康發展，從美利堅帝國走向美利堅共和國。

的確，美國實力已相對衰落，但這反而增強了華盛頓在新全球秩序談判方麵的話語權。現存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美國持續保有霸權基礎之上，而沒有考慮到美國喪失霸權的可能性。但由於盟友力量的衰弱和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已無力再維持其主導地位。因此，美國應退出全球經濟和軍事參與，而非疲於奔命地四處撲火從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國晚期窘境。這意味著，華盛頓政策製定者現在必須以美國自身利益為中心來決定取舍，並以可信的後果作為支撐。同時，華盛頓可以充滿信心地指望其訴求會得到盟友和朋友的認真對待。

川普總統2.0政府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並在製定互惠戰略方麵取得了進展。德國總理默茨承認，歐洲國家一直在“搭便車”，利用美國。在最近的北約峰會上，成員國史無前??例地承諾將國防開支從占GDP的2.0%提高到至少3.5%。在美國關稅的威脅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已開始減少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係；日本、韓國、越南和歐盟也都在努力與美國達成協議，以減少對華盛頓的貿易失衡。

川普總統對美國利益的界定以及對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與其前任不同，他的貿易議程顯得雜亂無章，對抗所有國家的政策不必要地激怒了盟友，並加劇了不確定性。在對華問題上，川普政府在徹底脫鉤與尋求大妥協間搖擺不定，難以預測。他對印度征收高額關稅等舉措背後的邏輯也的確有點雷人。要在重塑聯盟關係，華盛頓需要與盟友和朋友溝通，包括建立新關係的原因、新戰略的形態等。互惠原則可作為建立新聯盟關係的前提，並且一視同仁地適用美國及其盟友。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一個從最初的嗤之以鼻，到不相信，到拒絕接受，到接受並迎接挑戰的過程。川普1.0時，美國迫使大陸政府簽下了城下之約，並接受華盛頓對大陸中興公司的罰款和其他恥辱條件。但川普2.0政府在開出對華145%的高額關稅後卻TACO了，接受與大陸共進退同時消減關稅。當大陸釋出稀土這一‘核武器’後，川普總統表示“美國希望幫助中國，而非傷害它！” 川普總統還告訴媒體，他的優先要務就是與中國達成公平的貿易協議。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10月4日發表題為《穩定中美競爭》（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研究報告，建議美中妥協，接受中共的合法性，甚至談及為“北京采取漸進方式實行統一”創造動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保守著稱的智庫“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創始人兼首席經濟學家奧倫·卡斯 (OREN CASS)近日撰文討論建立與大陸競爭的互惠聯盟。卡斯認為美國需要放棄繼續當世界霸主的幻想，轉而謙恭地與誌同道合的民主盟國共同孤立大陸，最後贏得這場競爭。以下為卡斯《A grand strategy of reciprocity》一文的主要內容。該文發表在10月17日的《外交事務》雜誌。      北京采取漸進方式實現統一  

當頭棒喝

在蘇聯垮台後的最初一段時期，美國人曾辯論其外交政策是否應該回歸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東西兩大洋保護的共和國早期那種謙遜、不幹涉的傳統。但在與蘇聯的競爭中勝出讓官員和政客們欣喜若狂，狂妄自大，而學者和權威人士所描繪的帝國願景又如此誘惑，以致華盛頓的官員和政客們深信，美國能夠而且應該無限期地主宰全球事務。於是，就有了1992年老布什政府製定的《國防規劃指南》，呼籲美國“促進對國際法的更多尊重，限製國際暴力，鼓勵民主政府形式和開放經濟體係的傳播”，並“承擔起首要責任，有選擇地處理那些不僅威脅我國利益，也威脅我們盟友或朋友利益，或可能嚴重擾亂國際關係的錯誤行為”。次年，接任的克林頓總統在聯合國演講中批準了這一兩黨共識。他說：“我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必須而且將會成為變革的支點和和平的樞紐。”四年後，克林頓在其2.0政府就職演說中更進一步宣稱，美國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國家” （下圖 reddit）。

在那次演講後長的12個月時期裏，眾多美國知名思想家齊聲為這一新信條歡呼喝彩。克裏斯托爾和卡根賦予美國人民“自由國際秩序、自由和民主治理的傳播、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體係的根本利益”，以及“引領世界的責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指出：“沒有哪個兩個都擁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發生過戰爭。”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則斷言：“無論其他國家如何行事，追求自由貿易都符合一個國家的自身利益。”

總統和思想家們的宣言蘊含著三個相互關聯的假設：首先，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將有能力和意願在其選擇的時間和地點主導全球事件。其次，所有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國家都將不可阻擋地走向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治理，從而擁有與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兼容的利益和製度。最後，自由市場將自動帶來繁榮，最重要的是市場的擴張和一體化將鞏固美國的地位。

隻要這些假設成立，美國為維持現狀所付出的成本就可能帶來遠超其值的收益。主導全球事務使華盛頓得以推動其他國家走向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這進一步擴大了美國可以主導並致力於自身優先事項的市場。國防開支超過世界其他國家，以及容忍其他國家濫用市場，包括貨幣操縱、產業補貼、監管壁壘和工資壓製等，這些代價微不足道，美國完全可以承受。其後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核心假設似乎站得住腳。20世紀90年代始於美國領導的聯軍在海灣戰爭中取得勝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了《奧斯陸協議》，南非從種族隔離製度過渡到民主國家，北約成功幹預了巴爾幹戰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歐盟也采用了統一貨幣。90年代末，美國經濟繁榮達到頂峰，聯邦預算盈餘，在全球領導地位無可匹敵。美國主導的自由民主製度似乎就是曆史的終結。

英語裏麵有這麽一句話“If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probably is not true.( 如果某件事看起來好得難以置信，那它的確可能不真實。)”事實證明，曆史並未停止，世界形勢繼續演進。2000年，選舉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並自此一直領導著俄羅斯。同年10月，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期望這一關係能夠“增加中國發生積極變化的可能性，從而促進整個亞洲的穩定”（克林頓當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言）。“一些人所說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人類自由跨越國界的勝利。（喬治·W·布什總統語）”兩個月後，紐約城的雙子塔倒塌，美軍進駐阿富汗（下圖 Daily Mail/CFR）。隨後，與市場民主毫無相似之處的製度逐漸興起。這些威權製度的國家在變得更加強大的同時，也損壞為服務自由國家而建立的國際機構，肆無忌憚地違反國際法，並嘲弄全球貿易體係。華盛頓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除了使美國陷入“永久戰爭”、耗費數千名美國人生命和數萬億美元之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俄羅斯、土耳其和委內瑞拉等國家則進一步滑向威權主義。

盡管美國在歐洲的40多個軍事基地並駐有約8萬名美軍士兵，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先後於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 2014年入侵克裏米亞，和2022年入侵烏克蘭。美軍在歐洲大規模部署的唯一明顯效果，是為華盛頓的歐洲盟友節省了他們的國防開支。與此同時，擁有世界最大現役作戰部隊和最大海軍艦隊的中國大陸正一步一步地削弱美國霸權的基礎 - 軍事優勢。據估計，中國大陸的國防開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與美國相當。擁有全球第一工業實力的中國大陸也具有了影響外國衝突的能力，例如，增強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戰爭機器，並使大陸在與西方的長期消耗戰中占據優勢。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美國的造船能力比中國大陸小1000倍。

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優勢實際上是全球化普遍失敗的一個象征。過去三十年，不受約束的商品和資本流動重創了美國工業，推高了聯邦赤字，為資產價值的急劇下跌火上澆油，並最終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大衰退。從英特爾到波音再到通用電氣這些曾經的製造業“皇冠明珠”都落後了，但超越它們的不是富於創新的美國企業家，而是外國政府補貼的企業。製造業萎縮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生產率數據顯示，如今美國工廠需要雇傭比十年前更多的工人才能生產同等數量的產品。

服務業的相對重要性上升對於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但製造業的停滯就沒有道理了。以蘋果公司“加州設計，中國製造”戰略為代表，美國企業將工廠生產的工作崗位轉移到了海外。但始料未及的是，美國企業的創新也很快跟隨生產給轉移出去了。200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確定的64項“前沿技術”中，美國在60項上領先於中國大陸。可到2023年時形勢發生逆轉，中國大陸反領先美國57項（下圖 SSTi）。進入21世紀，美國的軍事領導力和經濟寬讓既未能實現市場民主國家共同體的“擴大”，也未能提升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隻是消耗了美國辛苦積累的物質、金融和社會資本。事實證明，無論是全球超級大國還是具體家庭，第一代人創造財富，第二代人享用財富，第三代人則毀滅財富或眼睜睜看著財富被揮霍殆盡。

不能繼續搭便車

美國霸權時期戰略的標誌就是無條件為別國讓利的願景，即使這些國家想法設法地利用美國的這一慷慨善舉。當北約盟國拒絕履行國防開支承諾時，美國或許會勸說或敦促這些國家履約，同時堅定不移地繼續其保衛每個北約國家免受任何可能攻擊的承諾。如果北京操縱貨幣、補貼其國家龍頭企業、竊取知識產權並拒絕美國公司的市場準入，華盛頓或許會抱怨，但美國市場會繼續對中國大陸公司開放。當談到其盟友和夥伴時，美國會說“這樣做”和“停止那樣做”，但它很少威脅說“否則的話”。隨著時間的推移，華盛頓的專家階層逐漸形成了一種信念：開放市場和聯盟本身就是目的，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即便其他國家表現不佳。這種信念即使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時，都經不起推敲；更別說在後霸權世界，這種信念更是完全脫離了現實。美國需要一條新的道路。

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之一便是收縮：華盛頓可利用地理賦予的戰略縱深，打造一個僅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為親密夥伴的“美國堡壘” （下圖 THE DAILY ECONOMY）。這會是一場巨變，但卻完全可行，而且比現狀要好得多：美國繼續承擔維護霸權的成本，卻無法享受任何維護霸權所帶來的好處。但放棄霸權並非理想方案：在涉及美國在世界各國的關鍵利益時，華盛頓已無影響全球事件的能力。收縮還會縮小美國企業可在其中創新和發展的開放市場的規模。與此同時，盡管為追求仁慈霸權而付出代價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也不應追求成為一個明目張膽的脅迫性帝國，利用其經濟和軍事實力剝削所謂的盟友。要真那樣的話，精英的利益會被置於普通民眾之上，從而腐蝕美式民主，並破壞美國自由治理和自決的精神。這還會引發怨恨，使美國聯盟內訌，聯盟內部更易發生衝突。

美國不應走極端，而應求互惠互利，專注與盟友之間相互做出並履行承諾，以確保聯盟有效運作。展望未來，華盛頓應該向任何盟友或潛在夥伴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每個成員國都像你一樣行事，聯盟會成為一個惠及所有成員國的強大聯盟嗎，還是最終分崩離析？在此基礎上，美國應該對任何可能加入美國主導的貿易和安全集團的國家提出三項核心要求。首先，華盛頓應該堅持要求其盟友和夥伴國準備承擔自身安全的主要責任。一個甚至都不願自衛的國家帶給聯盟的隻能是安全赤字，並成為集體防禦的負擔，迫使其他國家替它承擔義務。

相對應的是，一個能夠承擔起威懾和擊敗其所在地區共同敵人的責任，同時又能為其合作夥伴貢獻情報和技術的國家，其價值是無價的，如以色列。特拉維夫對伊朗的空襲，讓華盛頓可以選擇最有利於美國的利益，打擊已經被以色列軍隊削弱的（伊朗）目標。而德黑蘭除了象征性的報複之外，知道其他行動是不明智的。與此同時，互惠戰略要求美國終止對以色列的直接援助，因為援助不會給美國帶來明顯的好處。但華盛頓應該樂意繼續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甚至為這些銷售提供資金。即使在沒有參與實際衝突的情況下，以色列通常也會將其GDP的5%以上用於國防開支，並且強製大多數公民服兵役。以色列這樣做不是為了獲得華盛頓的支持，而是為了保護自己。想象一下，如果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也像以色列那樣決心遏製其地區對手，美國將節省多少開支啊。世界將因免受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侵略而更加安全。

互惠：聯盟市場進出標準

華盛頓追求互惠的第二個要求：平衡貿易（下圖 NDTV）。經濟學家早已明白，如果各國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以犧牲合作夥伴的利益為代價將生產能力轉移給自己，自由貿易的好處就會受到損害。為了實現仁慈的霸權，美國容忍了鄰國的“乞討”。如德國、日本和韓國等主要貿易夥伴推行了激進的產業政策和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導致生產能力從美國轉移，並造成了持續的貿易失衡。美國容忍這種狀況，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盟友和夥伴的忠誠，部分原因在於其錯誤信念：製造業已不再重要，將其外包將為美國消費者帶來更便宜的商品，而美國可以專注於創造更好的高價值服務業就業機會。結果呢，疲軟的製造業摧毀了美國數百萬優質的藍領工作崗位，破壞了社會結構，動搖了全美地方經濟基礎，減少了投資和創新，危及了供應鏈，並消除了強大工業基礎所提供的戰略縱深。

因此，美國應當大力倡導將龐大而開放的市場作為聯盟的核心特征，並堅持所有參與者都應促進良好運作的貿易體係所帶來的互利共贏。實際上，這要求每個國家都致力於維持自身貿易的平衡，從聯盟其他國家購買的商品數量與向其出售的商品數量相等。在當今的全球貿易體係中，美國充當著最後的消費者，吸收所有國家的貿易盈餘。除中國大肆利用全球貿易體係外，德國、日本和韓國也都是口導向型國家，他們全期望以損人利己的方式從美國那兒賺取巨額出口盈餘。雖然雙邊貿易失衡並不一定會帶來問題，但聯盟不能容忍成員國追求巨額總體盈餘，因為這必然會導致其他國家出現巨額赤字。

互惠原則要求使用關稅、配額或其他監管壁壘來約束任何造成結構性失衡的國家。持續順差的國家也可以承諾自願限製本國出口，並鼓勵本國企業在盟國市場建設產能，就像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反對日本汽車製造商向美國市場大量投放廉價汽車後所做的那樣。拒絕遵守規則、追求平衡的國家將被擠出共同市場，並麵臨來自所有成員國的高額統一關稅。如果美國將市場準入條件設定為平衡互利的貿易關係，各國會發現，做出相應調整符合自身利益。川普政府關稅引發的衝擊波正在讓經濟學家和美國盟友認識到這一點。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韓國、英國和歐盟都調整了各自的貿易政策 - 以各種組合的方式降低美國出口商的壁壘，同時提高中國出口商的壁壘 - 一些國家還承諾將投入巨資擴大美國產能。

維持現狀或脫鉤

互惠戰略的第三個要求：“排除中國”。中國大陸必須出局因為它沒有按照劇本走：奉行仁慈霸權戰略的美國繼續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所有國家都將走向市場民主，各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將促進共同繁榮。但中國並沒有遵循這一劇本。美國在冷戰中取得了勝利，在冷戰期間，就連最正統的自由市場自由主義者也不主張美國與蘇聯進行貿易，或以其他方式將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體係糾纏在一起。如果美國生產商得在日本市場與享受政府補貼的大陸競爭對手競爭，或自馬來西亞進口產品，而這些產品使用低於成本價的中國材料和零部件製成，那中國大陸就不能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因此，進入美國市場的條件是必須排除中國（下圖 Facebook）。中美關稅戰的本身就是平衡貿易，並推動各國不與中國大陸貿易。

當然，中國帶來的挑戰遠不止貿易失衡。隨著中國大陸切斷全球稀土磁鐵供應，中共操縱和壟斷重要戰略市場正讓世界付出代價。中共在海外投資，竊取關鍵技術，並對向大陸投資的企業或個人施加政治影響力。各國政府和企業的眼中全是接受中共條件後帶來的好處，卻看不見或選擇無視這些交易的累積效應終將削弱這些政府和企業。如果華盛頓奉行互惠戰略，那麽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以及它們共享的開放市場的自由，將意味著所有美國聯盟成員國放棄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

投資流動同樣需要脫鉤。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應禁止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包括會讓中資公司到其境內運營的外國直接投資），並禁止其本國公民和企業在大陸境內持有資產或進行投資。在美國帶頭限製大陸獲取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製造設備的情況下，尤其要分流技術生態係統。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都必須遵循一個原則：要麽跟中國大陸人做生意，要麽跟美國聯盟成員國做生意，但不能腳踏兩隻船黑白通吃 – 既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又大賺美國聯盟成員的錢。

幾十年來，華盛頓一直放任美中經濟形成你中有我相互糾纏的日趨緊密關係。期間美國企業放棄專業技術，忽視對國內製造業的投資，並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供應鏈。脫鉤的過程肯定會有痛苦：短期內，一些消費品將變得更加昂貴，消費將有所減少，一些企業將因失去供應商或客戶而遭受損失，將需要大量的新投資去實現再工業化。但這些是全球化失敗的代價，雖然代價高昂，對我們重新爬出那個深淵卻十分必要。現在支付這些成本，相當於對再工業化的投資，將在未來幾十年為美國帶來巨大的回報。但是，如果政策製定者拒絕承認現實，繼續堅持維持現狀，我們付出的代價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大。

救贖

 美國仍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可以重新定義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並據此構建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新聯盟體係（下圖 ChinaAffairs）。如果華盛頓能夠明確表示，要麽建立新的聯盟，要麽不結盟，其他市場民主國家就會理性地接受這一提議。這會是一項公平協議，美國與其他國家將遵守相同規則。而且，美國仍將在其自身防務和共同防務上投入巨資，而非白嫖，讓其他國家照單全收。在尋求平衡貿易的過程中，美國會與聯盟成員相互妥協，而不是轉而讓美國生產商主導全球市場。

美國這些新的要求會打破現狀，意味著盟友和夥伴的短期成本增加，但卻會最終受益。亞洲國家肯定希望依靠自己力量就能保衛台灣，而不必擔心美國是否會在危急關頭TACO。歐洲國家肯定也希望自己的警告就能有效阻止普京入侵烏克蘭。諸如德國和日本這類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似乎已經走到盡頭，並陷入停滯。如果這兩國轉向刺激國內消費戰略的話，日子應該會過得不錯的。的確，廉價的大陸商品和資本屢屢證明難以抗拒，但所有國家都意識到了其潛在的長期風險。任何市場民主國家都應該樂於接受聯盟互惠夥伴關係，而不是選擇落入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重要的是，美國完全有能力堅持這些聯盟互惠條件。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7月指出：“冷戰期間，美蘇領導的集團構成了勢力範圍。蘇聯解體後，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否定了這些勢力範圍，稱其為曆史的可悲產物，轉而呼籲建立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自由世界秩序。”但這個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僅僅是一廂情願。因為有些國家會願意加入自由世界秩序卻不肯遵守相應規則。如果接受這些國家，那這個對所有人開放的世界秩序將會是一個遠非自由的世界秩序；如果排除這些國家，就意味著這是一個將部分國家排除在外（而不是對所有人開放）的自由秩序。世界已經嚐試過前者，但失敗了。後者呢？堅持互惠原則，並承認在一個充滿競爭和不相容的經濟和政治體係的世界中，勢力劃分不可避免，這就為美國實現了其目標和推進其價值觀提供了更好的機會。

互惠政策有望改善經濟前景，減少對外承諾，並回歸以本國公民利益為先的共和政治。但要實行這樣的戰略，美國人就必須接受國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有限的角色。美國自身能力和利益的現實，促使美國放棄追求國家無力實現的目標。如果頻繁受挫的賭徒在賭場不斷加大下注，那是“失控”。盡管現實反複證明超級大國地位並未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太多的政客仍在侈談他們對各種想象中的帝國的迷戀。如果華盛頓采取一種更謙遜、更現實的互惠策略，美國才更有獲勝的機率。

* 本文作者奧倫·卡斯 (OREN CASS) 現為保守派智庫“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的創始人兼首席經濟學家，也是《新保守派：恢複美國對家庭、社區和工業的承諾》（The New Conservatives: Restoring America’s Commitment to Family, Community, and Industry）一書的編輯。

參考資料

Cass, O. (2025). A grand strategy of reciprocity.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rand-strategy-reciprocity

[國華P]

更正：蘭德公司（RAND）題為《穩定中美競爭》的研究報告正確發表日期應為2025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