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希望

俄羅斯總統普京2022年2月對烏克蘭的入侵改變了曆史，也對俄羅斯本國產生了深遠和廣泛的影響：政治上，俄羅斯的國家形象受損，同時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廣泛的譴責和製裁；經濟上，由於受到主要是美歐國家的嚴厲製裁，俄羅斯經濟遭受重創，能源出口下跌，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嚴重；社會凝聚力受到衝擊，民眾對戰爭的態度複雜；軍事上，俄羅斯消耗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卻並未按計劃實現戰略目標（下圖 The Times）。三年多的戰爭和巨大的國力消耗沒有迫使烏克蘭停止敵對行動，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卻愈發惡化，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有增無減。戰爭的結果是，普京的俄羅斯變得更加壓製，反西方主義在整個俄羅斯社會中都變得更加普遍。數以千計的俄羅斯人，包括高級官員和許多國家最富有的人，現在將西方視為致命的敵人。

三年來，美國和歐洲官員在反對普京的侵略方麵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但美國歐盟與俄羅斯愈發敵視的關係，也悄然支持了普京的敘事，即西方對俄羅斯看不順眼，雙方對事物的看法存在著根本的衝突。西方領導人因缺乏長期連續性的俄羅斯戰略，其涉俄的言詞和方法備受詬病。例如，2024年，歐盟的最高外交官、前愛沙尼亞總理、現任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指出，西方領導人不必擔心北約對烏克蘭勝利的承諾會導致俄羅斯分裂。克裏姆林宮的宣傳機立即散發了這一說法，以證明肢解俄羅斯是西方的最終目的。

美國總統川普尋求迅速結束俄烏戰爭的努力，破壞了跨大西洋聯盟的團結。普京不確定川普會成功地推動歐洲恢複與俄羅斯的聯係。但普京知道，2028年選出的美國新政府很可能改變川普2.0政府的政策。因此，普京不會改變他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戰略關係。克裏姆林宮將繼續采用中國技術（包括數字技術），俄羅斯也將維持其對中國大陸市場和金融體係的依賴，並加深與北京的安全聯係，即使這意味著莫斯科與華盛頓的碰撞。與此同時，川普的對俄綏靖戰略反到激勵他歐洲國家領導人，加倍奉行對莫斯科的遏製政策，甚至不惜完全與俄羅斯為敵。即便如此，普京的政權肯定不會從內部崩潰。

但總有一天，普京將退出曆史舞台（下圖 The New Yorker）。即使俄羅斯的下一任領導人出自普京的核心圈子，她/他將擁有更大的靈活性來製定俄羅斯未來政策，並有一些實用的動機來糾正現行的普京路線，如重新平衡其外交政策。因此，現在的歐洲領導人應當在加重對俄羅斯威懾的同時，開始為普京從舞台退出而開放的機會之窗做好準備。歐洲領導人應該提出與俄羅斯建立新關係的願景，讓俄羅斯成為西方可靠的經濟和戰略夥伴，就像二次大戰後的西德那樣。歐洲將與俄羅斯和平共存，在雙方實行軍事武器控製的同時實現經濟相互依存。

西方的普京之後對俄政策具有極大的可行性，因為克裏姆林宮並非鐵板一塊。不是俄羅斯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普京那樣對反西方走火入魔。實際上許多俄羅斯精英在私底下承認，烏克蘭的戰爭不僅是一種道德犯罪，而且是一個戰略錯誤。這些的實用主義者，憧憬與西方國家建立更好的關係。在普京時代結束時，這些實用主義者很有可能在政府的內鬥過程中占上風。

反之，如果西方領導人繼續堅持沒有必要與俄羅斯共存和互惠互利，他們有可能將克裏姆林宮未來領導人置於險境，讓他們別無選擇地成為鐵杆普京路線接班人。西方有些人根據過去三年的經驗，認定他們沒有能力塑造俄羅斯的發展軌跡。但就此認輸是不明智的 - 西方國家的工具箱裏尚有許多可以致勝的工具。以上是研究俄羅斯外交政策以及中俄關係的專家Alexander Gabuev，中文名陳寒士，對西方應如何與普京總統領導的俄羅斯打交道的觀點。以下是陳寒士這篇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題為“The Russia that Putin made”文章的主要內容。

俄羅斯堡壘  

普京在克裏姆林宮的頭兩個任期（2000年-2008年），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激增，西方對俄羅斯的投資，市場改革以及私企擁有者的企業家精神，幫助俄羅斯的GDP幾乎翻了一番。俄羅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自由。盡管其後的2010年代，由於包括石油和天然氣在內的商品價格回落致俄羅斯經濟增長逐漸消失，但社會契約仍基本完好無損。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的爆發及久戰不停，俄羅斯經濟和經濟支撐的社會契約發生了重大變化。克裏姆林宮麵臨 “不可能三元素”（經濟學家普羅科本科Alexandra Prokopenko語）：克裏姆林宮需要為一場越來越昂貴的戰爭提供資金，維護公民的生活水平，並保護俄羅斯的宏觀經濟穩定。

令人掉眼鏡的是，普京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在戰爭資金方麵：2025年至2027年之間，俄羅斯政府計劃將其國家預算的約40％用於國防和安全上，同時縮減諸如醫療保健和教育一類的其他優先事項。在經濟上，在2022年略微下降後，俄羅斯的GDP在2023年增長了3.6％，在2024年又增長了4.1％，這都歸功於國防支出（下圖 EUROMAIDAN/The Moscow Times）。而影響到公民的生活水平的（兩位數）通貨膨脹，直到2024年底才出現。

如果烏克蘭的戰爭持續進行的話，俄羅斯政府可能會隱瞞其經濟惡化，而不至於承受嚴重的壓力。因為克裏姆林宮已將批評戰爭和俄羅斯軍方定為犯罪，並發起針對知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法律起訴。俄政府還極大地擴大了被正式認定為“外國特工”的名單，發動了對“不受歡迎”的組織的攻擊，向戰爭批評人士提供了選擇：要麽去國外流放，或接受在家軟禁。

當普京批評說戰爭成本過高時，他也同時利用戰爭作為財富重新分配的工具 - 當然，主要受益者是他那些親朋好友和團夥成員。這些人在諸如車臣領導人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這類強力人士的支持下，通過購買折舊的資產或被沒收的（離開俄羅斯的）外國和跨國公司資產致富。除了超級富豪之外，還有成千上萬善於把握機會的人，如數十萬（尤其是金融和商業服務的）白領專業人士和從製裁中賺錢的企業家，也受益於戰爭。

最後，普京通過高薪收買被動員到前線的男子，軍工廠的職工及其家人來獲得支持。據克裏姆林宮稱，2024年6月，在前線打仗的約70萬俄羅斯士兵，他們的平均工資近每月$2,000，是全俄平均水平的兩倍，是這些士兵家鄉平均水平的四倍（下圖 The World）。自入侵開始以來，普京政府已向超過80萬傷亡的俄軍家屬支付款80,000美元/每家。因此，克裏姆林宮的財務支持造就了這麽一批物質“富”人，他們的物質進步以及他們的職業生涯因俄烏戰爭而受益。

戰爭也已開辟了俄羅斯公共部門工人實現職業攀升的渠道 - 到被占領的領土工作就可能獲得晉升。此外，對於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如果受雇於反情報和執法部門並抓獲西方和烏克蘭特工、緩和消減反戰活動分子的激進言行等，現在都有可能借此攀登職業階梯。這樣一來，俄羅斯官僚機構變得更加政治化 - 即使在以前相對務實的機構（如中央銀行）中，受西方培訓的技術專家也成為對抗西方製裁的戰士。

近年來，克裏姆林宮一直在追求廣泛的社會工程學，以建立俄羅斯民眾心理上的對西方不信任。俄羅斯所有院校每周舉行宣傳教育會議，老師/教授會講述愛國主義的親戰敘事。國家在娛樂和文化方麵進行更多的幹預，給持不同政見者作家標記“極端主義者”；並組織對反戰自由主義藝術表演的審判；學習中共建立數字鐵幕，取締Instagram和Facebook以及限製YouTube。總之，普京政權利用政府資源和各種明的暗的手段來建立一座堅不可摧的“俄羅斯堡壘”。

話雖如此，一次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就可能會毀掉堅固的“俄羅斯堡壘”。阿薩德政府在敘利亞的突然崩潰表明，即使是最殘酷的政權也可能比表麵上更脆弱。因此，世間一切皆可 - Never say never.

戰爭改變俄中關係 

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永久改變了俄羅斯外交政策。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有三個目標：建立聯盟以支持其戰爭努力，維持製裁下的經濟，並伺機對支持烏克蘭的西方進行報複。俄羅斯官員願意向尤其是朝鮮，伊朗及其代理人（如也門的胡塞民兵）這類政權和實體進行重大新投資。如果俄烏戰爭結束並且美國取消了製裁，克裏姆林宮可能會暫停一些最為公開的反美活動，包括向胡塞民兵等美國敵人提供武器。但是，一旦川普團隊的關注轉向，它完全可能恢複這些敵視美國的活動。克裏姆林宮還致力於通過大量打折增加向印度和東南亞，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出口打折俄羅斯商品來維持和擴大與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聯係。

最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決絕地轉向了中國（下圖 U.S. Institute of Peace）。俄烏戰爭爆發前，俄羅斯通過維持與歐洲的貿易，財務和技術聯係來對衝自己與中國大陸關係中的弱勢。但2022年以來，莫斯科為換取北京的戰爭支持，而接受了對北京更深層次的依賴這一現實。部分歸功於流入俄羅斯的中國大陸關鍵軍武零部件，以及中國大陸的關鍵經濟支持，克裏姆林宮得以開展持續三年的俄烏戰爭。俄羅斯經濟能撐到現在，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大陸購買了俄羅斯（油氣）出口的30％，大大高於高於2021年的14％。北京還為莫斯科提供了由人民幣結算的金融基礎設施來進行外貿。

俄羅斯賭上自己的國運，認為這種對華依賴終將獲得回報。克裏姆林宮認為加強與北京北這個華盛頓的主要競爭對手的關係，是平衡美國全球首要地位的戰略投資。因此，俄羅斯現在為中國提供武器設計。在2022年之前，它是不願分享這類軍事技術的。俄羅斯鼓勵其實驗室和大學與中國大陸合作，並在自然科學，應用數學，IT和宇航科學領域啟動中俄聯合項目，為北京創新生態係統做出貢獻。在華為等中國大陸科技公司裏工作的俄羅斯人的數量已大量增加。莫斯科通過陸路向北京提供石油和天然氣，以及中國核武器計劃所需的鈾，打破了西方國家的製裁和封鎖，同時讓北京獲得廉價資源。

歐洲的因應  

川普總統嚐試以他對普京展開的魅力攻勢（下圖 The Times），來兌現在2024年連任的競選中不讓中俄“抱團取暖”的承諾。但無論川普如何施展他的外交技能，歐洲國家都要確保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不會構成對歐洲的威脅。最新的川普歐洲國家會麵表明，歐洲盡其最大努力去阻止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企圖，並極力爭取在美國的支持下做到這一點。如果川普的團隊不參與不配合的話，歐洲領導人應努力與包括外交政策從業人員，軍事領導人和國防工業領袖在內的美國盟友一道，構建跨大西洋聯盟，最好通過北約，來實現這一目標。

首要任務是擴大國防生產。決策者在解決歐洲自己的經濟增長緩慢的同時應當要加強歐洲的安全。否則，領導人的不作為隻會鼓勵那些反對增加國防支出並綏靖普京的民粹主義者。歐洲和美國還必須反擊俄羅斯所謂的影子戰爭。莫斯科已經開發了各種方法來破壞民主國家的安全和政治，包括破壞行為，有針對性的殺戮，在線虛假信息以及對選舉的幹預。西方國家必須開發一個與俄羅斯混合戰爭升級針鋒相對的框架。美國以及歐洲將需要在反情報，反恐和有組織的犯罪方麵進行世代化的投資；警惕克裏姆林宮利用歐洲的激進伊斯蘭教和極右翼極端主義。

除加強威懾外，西方領導人，尤其是歐洲領導人，必須開始對俄羅斯的未來做好準備。由於多年的軍事過度投資，對尖端技術的機會減弱，對中國大陸的過度依賴以及烏克蘭戰爭加劇的人口下降趨勢，普京的繼任者將接手的俄羅斯肯定會非常不平衡。鑒於俄羅斯的軍事，情報和執法精英在烏克蘭的戰爭中巨大的投入，普京的接班人沒有動機來與過去進行徹底切割。甚至最務實的俄羅斯人都不會想要與中國大陸交惡，建立對抗性的關係。但是，俄羅斯精英中有一個相當大的實用主義派係知道，烏克蘭的戰爭是一場災難。這些精英希望逐漸放棄普京遺產中對俄羅斯未來最為負麵的敵視西方政策，但這些俄羅斯精英必須首先要有通往西方的大門。

軟化立場  

改變西方有關俄羅斯的信息，並使新信息連貫。在歐洲，各國政府對俄羅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願遵循川普（媚俄）做法的歐洲決策者和美國政客可以從構建更穩定的安全關係著手對俄政策（下圖 IISS）。西方與俄羅斯間的武器控製的強大驗證機製和通信渠道，可被用於管理意外突發事件。如果西方和俄羅斯的談判者能夠建立足夠的信任，下一步將是開展類似美蘇戰略武器條約的削減武器協議談判。如果俄羅斯準備在顛覆民主國家一事上妥協，雙方可以討論限製他們對彼此國內政治的幹擾的方法。

經濟相互依存曾經是俄羅斯和西方的繁榮來源。當普京離開政壇時，歐洲很可能已經完全脫離了對俄羅斯商品的依賴。如果可能的話，恢複某些俄羅斯原材料的進口不但不會威脅到歐洲的獨立性，它還能使歐洲供應鏈多樣化。在購買俄羅斯原材料的同時，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這樣可以一箭雙雕，在俄羅斯受益的同時，讓中國大陸受損。但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這種和解並非實質性的，針對烏克蘭的戰爭罪行依然需要解決。即使莫斯科和北約開始在導彈上進行武器控製對話，任何恢複與俄羅斯完全經濟聯係的未來項目都將需要為烏克蘭的重建甚至某種形式的賠償而創建資金。

當然，莫斯科不太可能接受諸如“賠償”這類詞，至少在任何官方文件中都不會接受。但是，西方可以在出售給歐洲的俄羅斯商品中課以特殊稅，從而為烏克蘭持續籌集資金。或者，俄羅斯在一定時期內支付其GDP的一定比例，作為烏克蘭的重建基金。俄羅斯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烏克蘭獲得的錢就越多，歐盟也樂於購買更多的俄羅斯商品並在該國投資。對於烏克蘭來說，永久性削弱甚至摧毀俄羅斯是基輔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是，鑒於一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巨大鄰居崩潰所帶來的危險，摧毀俄羅斯的結果不符合歐洲的利益。俄羅斯方麵，現在普京對烏克蘭要加入北約一事深痛惡絕，他的繼任者很可能也持同樣的態度。但是，更務實的俄羅斯領導人最終可能會意識到，作為北約成員國的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威脅要小得多，因為聯盟規則和紀律將束縛烏克蘭的報複言行。

轉向信號 

西方國家必須迅速恢複與俄羅斯的通信渠道，向俄羅斯人提出西方的新願景。應該向俄羅斯人民和精英清楚地表明，是克裏姆林宮，而非西方，將俄羅斯與西方隔離開來。歐洲需要調整其簽證政策，不應該僅僅因為那些沒有傳播戰爭宣傳的俄羅斯藝術家，科學家，知識分子和運動員是俄羅斯人，而拒絕頒發給她/他們簽證。在公共消息傳遞中，西方領導人和官員必須不懈地強調，他們反對的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普京的災難性政策。他們應該讓俄羅斯人知道，普京的這些政策使俄羅斯變得不那麽繁榮和安全。西方官員還需要與克裏姆林宮官員和外交政策精英建立更持續的接觸，這些官員和外交政策精英將成為普京之後的俄羅斯國家機構的骨幹（下圖 President of Russia）。西方政府現在就應該行動起來，首先在國際論壇上，與俄羅斯對話者的討論將服務於現有的共同利益，例如防止海上和空中的意外挑釁。雖然許多俄羅斯對話者會借此收集情報，但這並不構成新的風險。

現在就構劃普京之後的俄羅斯似乎太遙遠和抽象了，尤其是在圖謀推翻他的前雇傭軍領導人普裏戈奇的2023年叛變失敗之後。在川普連任之前，西方國家的統一烏克蘭政策是一個成就。現在，白宮裏有一個對普京態度曖昧的總統，歐洲統一的烏克蘭政策更加值得珍惜。但是，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北約東歐諸國，似乎不想考慮任何改變對俄政策的想法，即使是普京離開後的對俄政策。

包括北約東歐成員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必須這麽做。因為包括歐盟成員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公民，普遍不希望與俄羅斯發生昂貴的無止境對抗。西方領導人需要直麵公民的關切並予以解決。與俄羅斯的務實關係，有可能成為引導俄羅斯漸變的工具。即使普京堅持不會回應任何西方改善關係的建議，西方與俄羅斯務存在的務實關係也將在他離去後影響俄羅斯政權。普京沒有明顯的接班人，因為他擔心自己的力量侵蝕。如果他最終指定一個繼任者人，那個人肯定會比他弱勢得多，這就為其他（繼任）競爭對手創造了賽馬的空間。俄羅斯普京之後的過渡期，有可能像斯大林去世後1950年代的蘇聯那樣，出現一個集體領導層，從而為俄羅斯轉向自由化和實用主義提供了想象空間。

* 本文作者亞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中文名陳寒士，現為柏林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主任（Carnegie Russia Eurasia Center in Berlin）。 陳寒士的研究重點是俄羅斯外交政策，尤其關注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以及中俄關係。陳寒士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碩士），專修中國曆史，曾在上海複旦大學做訪問學者（2018）。

參考資料 

Gabuev, A. (2025). The Russia that Putin made.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russia-putin-made-alexander-gabu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