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紀的終結 （下）

全球化與民粹 

在川普等西方民粹主義複活者之上，籠罩著他們視為邪惡力量的全球化幽靈（下圖 SPEARS/Open Global Rights）。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大陸加征關稅時，他實際上是在削弱美國與全球相互依存的經濟層麵，他將美國產業和就業崗位的流失歸咎於此。無可否認，全球化既有積極因素亦不乏消極影響。但川普的應對措施是錯誤的，因為這些措施攻擊那些對美國和世界大體上有利的全球化形式，而非消除那些有害的全球化形式。實際上全球化總的來說增強了美國的實力，而川普對全球化的攻擊隻會削弱美國。

十九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大衛·李嘉圖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全球貿易能夠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當各國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於各自最擅長的領域。貿易帶來了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貿易過程中有人失業，國民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衝擊，有時是外國政府特定政策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體提高生產力和效率。總體而言，在過去75年裏，創造性破壞增強了美國的實力。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及其對全球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陣痛。研究表明，美國在21世紀失去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同時，美國也獲得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這一變化過程中，工人隻能被動地承擔調整成本，並且通常得不到政府的足夠補償。技術變革使機器取代了人類，從而讓數百萬個就業崗位消失，行業自動化和對外貿易也會影響公民就業。此外，中國大陸出口的強勁增長，尤其是北京尚無任何減弱跡象的增長勢頭，使得本就緊張的美中相互依存關係雪上加霜。

這樣一來，即使經濟全球化提高了世界經濟的生產力，其所伴隨的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來說是難以接受。於是，許多人不願遷往可能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當然，也有很多人願意不遠萬裏地遷往地球另一端去尋找更多工作機會。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以大規模的跨國界人口流動為特征，這是另一種主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豐富了文化，並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將擁有技能的人才帶到了能夠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受益於人口壓力的緩解和移民匯款。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引發進一步的流動。在國家沒有設置高壁壘的情況下，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

川普指責移民造成了顛覆性變革。盡管從長遠來看，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顯然對經濟有利，但批評者很容易將其短期有害昭告天下，以激發某部分人的強烈政治反對。移民數量的突然激增常常引發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被認為是各種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罪魁禍首，但他們實際上是替罪羔羊（下圖 Ralph Bunche Institute/Vox/THE NEW YORKER）。近年來，移民問題已成為最有號召力的政治議題，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被用於反對現任政府。它幫助了2016年當選的川普1.0，並幫助川普再次在2024年當選。對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蕩歸咎於外國人要容易得多，要讓選民相信技術變革和資本對經濟發揮著更具決定性的作用，那會非常困難。全球化在許多國家最近的選舉中都給執政黨帶來了挑戰。麵對這些壓力，政客們嚐試通過征收關稅和其他國際貿易壁壘來逆全球化，川普現在就是這麽幹的。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曾遭遇逆轉。十九世紀時，貿易和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世界貿易以及移民增長速度急劇放緩。直到快1970年時，貿易占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才恢複到1914年的水平。貿易和移民數量急劇放緩的情況可能再次發生 - 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其迅速，但自2008-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總體而言，從1950年到2023年，貿易增長了4400%。如果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措施引發更激烈的貿易戰，可能會美、中以及其他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全球貿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更有甚者，由於貿易戰很容易演變成持久且不斷升級的衝突，美中貿易戰有可能釀出災難性的後果。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動的中斷。例如，一場圍繞台灣的戰爭可能會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嘎然而止。

另一方麵，超過五千億美元的美中貿易中斷又可能會降低乃至打消各國參與貿易戰的意願，從而更願意妥協。雖然各國采取對美國的對等關稅行動，這些國家不一定會限製彼此之間的貿易。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掀起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歸咎於全球化的擴張和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旅行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製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實力來說將是個壞消息，因為美國實力在其整個曆史中，包括過去幾十年，都因移民的活力和生產力而增強。

世界乃地球村 

沒有任何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的必然性（下圖 Medium/EGU）。科學家預測，隨著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洪水泛濫、熱浪加劇以及本世紀後期天氣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讓人類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使在短期內，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會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一直是闡明氣候變化危險、分享科學信息和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川普卻取消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持。諷刺的是，川普2.0政府在試圖限製帶來好處的全球化的同時，也在蓄意削弱華盛頓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生態全球化的能力，而這將讓世界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美國新冠疫情造成了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雜誌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傳播，無疑是一種全球現象。而全球化的旅遊業，則助長了新冠疫情的蔓延。

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力量的關鍵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專業互動的網絡在超速發現和創新方麵具有巨大的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絡的擴大幾乎沒有產生負麵政治反應。例如，在2020年在武漢的19日大流行期間，中國科學家分享了他們對新穎的冠狀病毒的遺傳解碼，然後在北京將其停止之前。

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實力的關鍵源泉。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絡對加速發現和創新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在川普2.0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絡的擴張幾乎沒有產生政治反應。任何衡量全球化對人類福祉與利弊的記錄文獻資料，都應描述全球化的積極正麵作用。如2020年武漢新冠疫情初期，中國科學家曾與國際同行分享了他們對新冠病毒的基因解碼，雖然後來遭到了北京方麵的阻止。

正因如此，川普2.0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之一，就是其政府削減了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包括對那些投資回報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現代世界創新步伐、並提升了美國威望和實力領域的支持（下圖 NBC/Newsweek）。盡管美國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助、限製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全球最優秀學生的難度來扼殺它們。這種攻擊很難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科技精英開戰的文化戰爭，因為這些科研學術精英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果真如此，這無異於一次巨大的、自作自受的傷害。

民主規範和人權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廣泛吸引力無疑提升了美國的軟實力。專製政府抵製那些在它們認為幹涉其主權和獨立的世界人權團體組織，因為這些人權組織通常設在美國，並得到美國政府和非政府資源的支持。一段時間以來，威權政府一直在打一場對其專製行徑辯護的防守戰。毫不奇怪，這些對美國的批評或製裁感到不滿的威權政府，讚賞川普政府放棄支持海外人權的做法 - 關閉美國國務院全球刑事司法辦公室、全球婦女問題辦公室以及衝突與穩定行動局。但川普政府的這些政策將阻礙民主的進一步傳播，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錯誤押注 

全球相互依存不可逆轉。隻要人類不斷流動，不斷發明新的通訊和交通技術，這種依存就將持續下去。畢竟，全球化跨越了幾個世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絲綢之路及更遠的時代。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大航海時代，隨後歐洲的殖民擴張塑造了如今的國家邊界。19世紀和20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農業經濟，蒸汽機和電報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如今，信息革命正在改變服務型經濟。數十億人口袋裏都揣著一台電腦，其中存儲的信息量足以填滿50年前的摩天大樓（下圖 hakaday/Sierra）。

世界大戰暫時扭轉了經濟全球化和中斷的移民，但是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隻要技術繼續其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也將繼續。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會持續存在，規範和信息將繼續跨越邊界傳播。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能是惡性的：氣候變化是無邊界的危機的一個突出例子。為了重新傳輸和重塑全球化以共同利益，各大洲將必須協調。為了使這種協調有效，領導者將必須建立和維護連接，規範和機構的網絡。這些網絡反過來將使他們的中央節點受益於美國的中央節點，即在技術、文化、經濟和軍事上受益於世界上最強大卻身段柔軟的華盛頓。不幸的是，第二屆川普政府的近視及其對貿易不平衡對象施以強製性製裁的措施，可能會侵蝕而非加強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川普異常關注盟友搭便車（揩油）的成本，但他忽略了作為駕駛員的美國，可以選擇目的地和前進路線這一事實。川普似乎並沒有理解美國的實力也源於與他國的相互依存中。他的maga非但沒有使美國再次偉大，反倒是悲催地將賭注押在了美國的弱項。

世界大戰暫時逆轉了經濟全球化，中斷了移民潮。但隻要沒有全球戰爭，隻要技術繼續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就將繼續下去（下圖 Investopedia/Linkedin）。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存在，規範和信息將繼續跨境傳播。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能帶來惡性影響：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表明這場危機不分國界。為了共同利益，重新引導和重塑全球化，各國必須協調一致。為了使這種協調有效，各國領導人必須構建和維護聯係、規範和製度的網絡。這些網絡反過來將使其中心節點美國受益。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上最強大的國家，從而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不幸的是，川普第二屆政府目光短淺，癡迷於與貿易不對稱和製裁相關的強製性硬實力，這多半會削弱而不是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代價，卻忽略了美國才是駕車的司機。作為決策者掌握方向盤的司機，華盛頓可以選擇前進方向、路線和目的地。川普顯然沒有理解美國的力量在於相互依存。他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在做一場悲劇性的賭注，押注於自身的軟弱。

* 羅伯特·O·基奧漢（Robert O. Keohane）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名譽教授，也是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合作研究員。

  約瑟夫·S·奈（Joseph S. Nye），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傑出服務名譽教授。奈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著有《美國世紀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奈不幸在本文即將定稿的五月去世。我們對他逝世表示哀悼，並感謝他的家人允許我們繼續完成本文的撰寫，包括在文章中借鑒奈的一些早期著作。

基奧漢和奈還共同撰寫出版了《權力與相互依存：轉型中的世界政治》（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一書。

參考資料 

Keohane, R. O. & Nye, J. S. (2025).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