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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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差距與黨派政治
必須承認，美國社會經濟差距仍然很大。盡管貧困率從1967年的26%下降到2023年的10%，但仍高於西歐，暴力犯罪率是西歐的四到五倍（下圖 reddit）。美國在職業培訓上的支出僅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上的支出僅為三分之一多一點。結果，自由世界中最有錢的人是美國富人，但最可能挨餓的也是美國人 – 那些最貧窮的美國人。這種巨大的兩極分化，導致了激烈的政治分歧。其中最具爭議的，便是城鄉差距。美國的城市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從全球化、移民和向知識和服務型產業的轉變中獲益，但大多數仍然依賴農業、製造業和公共部門就業等萎縮行業的農村地區卻落後了。與此同時，農村地區仍然通過參議院和選舉團掌握與其人口和經濟產出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變得貧窮的農村地區，利用政治上賦予的權力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可能威脅到美國民主的穩定。
美國的城鄉差距可以追溯到19世紀，工業化的北方與農業、奴隸製的南方之間的分裂最終導致了南北戰爭。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通過將製造業擴展到城鎮和鄉村，暫時緩解了這種分歧。但在20世紀後期，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引發了命運的分化。20世紀90年代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隨後十年被學者稱為“中國衝擊”的事件都將就業機會轉移到海外，掏空了美國製造業城鎮。從2000年到2007年，美國失去了36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衰退期間又失去了230萬個。農村城鎮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因為它們通常依賴一家工廠來維持商業和稅收收入。隨著工作崗位的消失，藍領工人被迫進入薪資較低的領域，如建築、農業、倉儲和零售。而這時，他們又在這些低技能行業麵臨移民的競爭。
更糟糕的是，農村地區嚴重依賴地方政府工作，這些工作占就業人數的20%左右，占農村居民收入的30%以上。隨著稅收收入的下降，地方政府為平衡收支隻得取消學校和警察局等公共部門的職位。到2019年時，美國近一半的農村縣仍未恢複到經濟衰退前的就業水平：從2000年到2019年，美國94%的新就業崗位是在城市地區創造的。此外，農村美國人更容易受到高油價和地方壟斷的影響，因為他們必須開車去更遠的地方獲得有限的食品和醫療保健。因此從2020年到2022年，農村地區此類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上漲速度比城市地區快9%。
於是，美國農村地區的大街小巷空無一人，學校關閉，醫院也關門（下圖 Stateline）。農村地區的出生率較低，葬禮數量卻較多 - 2018年，美國農村人死於自殺的可能性高出44%；2019年，農村地區的黃金年齡成年人(25-54 歲)死於慢性病等自然原因的可能性比城市高出43%；2020年，死於酒精相關原因的可能性比城市高出24%。如今，農村地區的預期壽命比城市地區落後兩年。隨著年輕、受過教育農村地區人口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而搬遷到城市，農村地區人口正在減少。
這些經濟轉變在選舉地圖上顯而易見。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農村選民支持共和黨的傾向僅比城市選民高出兩個百分點。到了2020年，農村選民支持共和黨的傾向比城市選民高出21個百分點，增長了十倍。2022年中期選舉凸顯了這一趨勢：68%的城市選民支持民主黨，而69%的農村選民支持共和黨。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出口民調顯示，川普在農村選民中的勝率比2020年翻了一番，從15個百分點增加到30個百分點。
地區黨派之爭將政治分歧轉變為文化衝突。農村地區仍然主要是與共和黨緊密相關的白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基督教選民（下圖 Pew Research Center）。沒有大學學曆的工薪階層男性現在構成了共和黨基礎的支柱，該基礎仍然主要是白人，但拉丁裔男性也越來越多，其中大多數人在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而民主黨主要依靠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少數族裔、女性、年輕選民和世俗人士等城市支持基礎。兩黨之間的文化裂痕日益威脅著美國的民主穩定。一些共和黨人意識到人口和經濟變化對他們不利，在2020年大選後以對選舉公正性的擔憂為由推出了限製性投票措施。一些民主黨人對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的反多數製度感到沮喪，因此推動了全麵改革 - 例如廢除選舉團製度、改革阻撓議事製度和擴大最高法院。兩黨沒有尋求妥協，而是采取了排擠對方的策略，破壞了國家團結和民主規範。
川普在2024年大選中的獲勝，得益於多民族工人階級聯盟的出現。這種轉變可能為共和黨人推行旨在幫助工人階級社區和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鋪平道路，例如在農村地區擴大高速互聯網以實現遠程工作，修建道路和診所以促進商業和醫療保健服務，提供稅收優惠以吸引企業，並建立針對當地行業的職業培訓中心。但城鄉差距本身仍然是改革的一大障礙，因為它加劇了政治兩極分化和僵局。這條斷層線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定義美國社會，威脅危險世界中的國家凝聚力。
聲音響亮，棍棒脆弱
地理、人口和政治優勢，使美國傾向於追求全球利益，卻不投入足夠的資源來防止衝突。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建議領導人“說話要溫和，但要大棒在握” （下圖 facebook/PROMARKET），今日的華盛頓卻經常做相反的事情：它說話強硬，但準備不足，在受到挑戰時會訴諸製裁或導彈襲擊等武拿手段。這種“鷹派”做法使盟友士氣低落，激怒對手，並使衝突升級。更糟糕的是，美國有時對事件反應過度，結果讓自己陷入泥潭，就像9/11襲擊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況一樣。這些傾向源於美國的強大 - 由於有兩洋保護國家免受外國威脅，以及經濟基本的自給自足，美國人經常忽視全球事務。出口僅占美國GDP的11%，僅約全球平均水平30%的三分之一。對於在食品、能源和技術等重要商品的生產方麵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美國來說，大多數貿易無足輕重。此外，州和聯邦機構的不同優先事項，決定了各級機構議題的多樣性，少有事項需要驚師動眾地進行國家動員，除非國家麵臨迫在眉睫的危險。結果，外交政策成為黨派政治的足球，問題被拋來踢去而不是予以解決 - 嚴重的威脅被視而不見，直到危機爆發。
然而，憑借無與倫比的實力和舍我其誰的使命感，美國在需要時也樂於出麵維護全球利益，尤其當自由媒體和喧鬧的僑民、企業、人權組織和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對一些議題推波助瀾，呼籲美軍采取各種海外行動時。與此同時，較弱的國家遊說美國的保護，以及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專製國家對美國的敵視，和他們想要分裂美國的聯盟並顛覆美國的民主的企圖等，讓美國人不想卷入外國衝突都難。
因此，美國的權力結構就同時承受著孤離與參與的競爭壓力。其結果是一種空洞的國際主義，有時會導致威懾災難性的失敗。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反對德國和日本的擴張，但將具體執行工作外包給禁止戰爭的《凱洛格-白裏安條約》和國際聯盟等條約組織，雖然華盛頓並未加入這些條約。美國從歐洲撤軍，同時要求盟國償還債務，而盟國將債務轉嫁給德國，加劇了德國的金融動蕩，加速了德國走向納粹主義。在二戰前的亞洲，美國放棄了海軍現代化和地區防禦計劃，但對日本實施了越來越嚴厲的製裁，這加劇了東京對華盛頓既充滿敵意又脆弱的看法 - 從而為襲擊珍珠港鋪平了道路。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在將北約成員國數量增加近一倍、吸納12個新國家的同時，美國將其在歐洲的駐軍削減了一半，並將北約的重點轉移到中東的反恐行動上。2008年，美國暗示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最終可能會加入北約（下圖 Atlantic Council/NATO），但沒有提供加入北約的具體途徑，從而激怒了俄羅斯，卻沒有有效地威懾它。
空洞的國際承諾卻完全忽視威懾，往往會給美國及盟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1949年，美國將朝鮮半島排除在其防禦範圍之外，並撤出了軍隊。然而，當朝鮮入侵韓國時，美國進行了強力幹預，推進到中國邊境，激起了中國猛烈的反擊。這種衝擊加劇了冷戰時期人們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並鞏固了多米諾骨牌理論：如果一個國家淪為共產主義國家，其鄰國也會淪為共產主義國家。這種觀念反過來促使華盛頓在越南問題上災難性地介入。在1990年，美國沒有認真努力阻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是在事後拿起武器擊退襲擊。結果就是海灣戰爭和美國在中東的長期軍事存在，這反過來又動員了基地組織等聖戰組織 - 最終導致了9/11襲擊和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現在中國正在進行自納粹德國以來最大的和平時期軍事集結，生產軍艦、戰鬥機和導彈的速度是美國的五到六倍。俄羅斯正在發動二戰以來歐洲最大的戰爭。伊朗與以色列交戰，朝鮮派遣數千名士兵在烏克蘭為俄羅斯作戰（下圖 Youtube）。盡管將這些政權視為敵人，美國在國防上的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與冷戰後的1990年代和孤立主義的1930年代相當，遠低於冷戰時期6%到10%的範圍。軍隊麵臨招募危機 - 77%的年輕美國人由於肥胖、吸毒或健康問題而沒有資格服役，隻有9%的人表示有興趣參軍。在與中國的潛在衝突中，美國軍隊將在幾周內耗盡彈藥庫存，而美國國防工業基地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生產出替代品。不斷上漲的人員成本，加上無休止的和平時期任務，使美國軍隊捉襟見肘。
通過將外交敵意與軍事準備不足結合起來，美國再次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混亂的信號 - 黃色的交通信號燈。當然，黃燈往往會促使咄咄逼人的司機加速。美國的含糊其辭並不重要 - 直到中國、俄羅斯、伊朗或朝鮮決定是時候用武力奪取它長期以來宣稱的領土時，它才變得重要。
衰落主義的危險
自蘇聯解體以來，專家們一直敦促政策製定者為多極化做好準備，預計美國將受到崛起大國的挑戰或超越。但現實卻與專家們的預測相去甚遠，甚至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如今美國經濟仍執世界牛耳，而其他競爭者 - 無論是競爭對手還是盟友 - 都在陷入長期衰退（下圖 reddit）。人口減少和生產力停滯正在削弱曾經占主導地位的歐亞大國（俄羅斯、中國）的實力。與此同時，由於基礎設施薄弱、腐敗和教育體係薄弱，印度和尼日利亞等人口大國難以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一席之地。自動化和製造業商品化正在切斷傳統的增長道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青年失業和政治不穩定的泥潭。的確，這是一個充滿變化的時代。但變革及發展趨勢並沒有引發新的國家的崛起，反倒是鞏固了上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垮台以來的單極世界。這是一個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環繞其間的??是衰落的大國和中等強國、發展中國家和失敗國家。
從長遠來看，一個沒有新興大國與守成強國爭霸的世界可以通過降低霸權戰爭的風險來促進穩定。在過去的250年裏，工業革命使世界經濟、人口和軍隊的規模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增長了一倍多，從而引發了對資源和領土的激烈競爭。隨著人口減少、經濟停滯和財富集中在美國，使得新大國的崛起爭霸不太可能。一些分析人士將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和朝鮮描述為“軸心”，但世界不太可能重演1942年的情景，當時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三軸心國占據了世界一半的生產能力。今天可能的霸權挑戰國缺乏迅速占領歐亞大陸的實力且日漸衰落。一旦一個大國衰落，它的人口增長不再反彈，就像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蘇聯在二戰後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很難想象俄羅斯能從烏克蘭的廢墟中崛起，征服歐洲大片地區，如果俄羅斯僥幸贏得戰爭的話。隨著新興大國的衰落，世界因再無霸權之爭可能會變得更加穩定。
盡管如此，美國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世界目前仍然麵臨一些迫在眉睫的威脅。最大的威脅便是衰落的大國可能會訴諸絕望的收複戰爭，以奪回它們認為“失去”的領土，避免永遠滑落到二流地位。俄羅斯正在烏克蘭這樣做，中國大陸可能會在台灣或南海對菲律賓“收複”屬於“自己的領土” （下圖 ARAB NEWS）。雖然這些衝突可能比不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但戰爭意味著殺戮，涉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乃至核威脅。中國大陸、俄羅斯和朝鮮均麵臨經濟和人口下降，他們最有可能的攻擊目標 - 台灣、波羅的海國家和韓國 - 也麵臨同樣的問題，這意味著歐亞大陸這些國家間的軍事平衡仍將激烈競爭。即使沒有大規模戰爭，中國大陸和俄羅斯也可能逐漸轉變為大號的朝鮮，越來越依賴極權主義和軍事勒索來破壞他們不希望繼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另一個威脅是政府失靈現象，在負債累累、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中尤其猖獗。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10億人口，但該地區大多數經濟體已經陷入財政危機。製造業根本不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各國政府隻得削減社會支出以支付外國貸款利息。據聯合國統計，估計有33億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過教育或醫療保健投資的國家。而像中國大陸這樣的主要經濟體的停滯則使情況雪上加霜 – 北京因經濟放緩而停止了大部分對外貸款，同時減少了從窮國的進口，給這些窮國的經濟帶來了三重打擊。
政府失靈的螺旋式上升可能會加劇第三個威脅：民主國家內反自由主義的持續崛起。在努力應對人口下降、經濟增長緩慢、債務飆升和極端主義政黨崛起等問題的時候，許多民主國家又麵臨來自失敗國家的難民激增，如來自敘利亞的100多萬難民，結果威權政黨在整個歐洲大陸取得了巨大進展（下圖 reddit）。自由民主在經濟擴張、人口增長和社會凝聚力的時代蓬勃發展，但它能否在經濟停滯和大規模移民的時代生存下來尚不確定。
美國必須遏製這些威脅，同時繼續利用其地理、人口和製度優勢。近四十年前，政治學家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在他的書中指出，美國人必須害怕衰落才能避免衰落。隨著一些美國人對體製失去信心並轉向反自由主義解決方案，誇大的衰落感已經開始破壞民主的穩定，最終可能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一些人支持白人民族主義，這是由於對人口結構變化和“大替代”陰謀論的恐懼所推動的，這些陰謀論錯誤地聲稱政治精英鼓勵大規模移民以用少數族裔取代白人美國人。其他人則煽動少數族裔的不滿情緒，以動員選民支持他們的民族。
由於擔心衰落，美國可能會傾向於保護主義和仇外心理，將自己封閉起來而不是參與國際競爭，這將削弱其核心優勢。美國依靠商品、人員和思想的自由流動而蓬勃發展，像海綿一樣吸收外國人才和資本，並建立了吸引盟友的全球商業秩序。但如果美國接受衰落的虛假敘事，它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流氓超級大國，一個決心從世界其他國家榨取每一點財富和權力的重商主義龐然大物。關稅、製裁和軍事威脅可能會取代外交和貿易，聯盟可能會被保護敲詐勒索，移民可能會受到嚴格限製（下圖 CSMONITOR/CAP ACTION）。這種孤立本土主義可能會給美國人帶來短期利益，但最終會傷害他們。因為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人類居住的世界會變得更貧窮、更不安全。貿易和安全網絡可能崩潰，為擁有資源而發生衝突，拒絕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戰方麵進行合作，世界將陷入無政府狀態。
最危險的，莫過於美國使自己及其對手相信，它缺乏對抗大規模侵略的意願或能力。為了避免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維護自己的利益、或過早撤出某些地區，美國必須嚴格重新評估其核心利益，並確定遏製侵略行為的必要性。美國國家安全機構認為，這意味著要防止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攻擊摧毀鄰國。美國必須既旗幟鮮明又直截了當地宣布：修正主義暴政，無論如何強大，都應該予以遏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撤出了歐亞大陸，這一決定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歐亞大陸維持了和平時期的聯盟。最終美國領導西方擊敗了蘇聯共產主義，卻並沒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在美國要在競爭中勝出的關鍵，是將實力與外交相結合：建立可靠的軍事存在以遏製侵略，同時為修正主義國家提供一條重新融入西方的道路。
美國在冷戰期間遏製了蘇聯，引發其內部矛盾迫使莫斯科撤退。今天美國可以對修正主義國家施以類似的遏製策略。中國大陸人口減少，經濟停滯不前。俄羅斯深陷烏克蘭困境，伊朗遭到以色列的重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最高領袖阿裏·哈梅內伊都是年邁的國家元首，他們的統治很可能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結束。美國不需要無限期地執行遏製中、俄、伊政權的政策 - 隻要讓當前（修正主義國家國力下降）的趨勢發揮作用就行了。隨著這些國家的國力衰落，現行政策難以為繼，帝國夢想越來越難以實現，這些國家的繼任者必須另辟新徑以避免陷入失敗國家之列。與此同時，華盛頓應該通過學生簽證、外交交流和非戰略性貿易加強與這些國家社會的聯係，並張開懷抱歡迎這些國家最優秀的人才移民來美國（下圖 NATIONAL ACADEMIES）。這些措施將削弱這些修正主義國家的力量。
羅馬不是三天建成的，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關係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間就緩和下來。華盛頓必須為與這些修正主義國家可能持續數年的競爭做好準備。美國必須首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在被忽視的地區投資就業、基礎設施、住房和教育。美國將重新點燃公民責任精神，同心協力修補國家裂痕，萬眾一心地地加強抵禦外國威脅的能力。美國不會輕易發動戰爭，但美國將持續投資軍事力量並在國際事務中縱橫捭闔來確保和平的未來。團結一致的美國人將認識到國家具備的巨大力量並在需要時目標堅定、負責任地予以運用，不是手忙腳亂倉促地應付突發事件，而是準備好在暴風雨到來時給予對手致命一擊。
* 本文作者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現任職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為政治學副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亞洲項目主任，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莫伊尼漢公共學者。
參考資料
Beckley, M. (2025). The Strange triumph of a broke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trange-triumph-broken-america-michael-beckl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