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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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姆在醫院急救室醒來，“你又來啦，我記得你，去年你自行車禍來這裏急救了好一陣呐，這次還好，隻是嘴唇縫合小手術，牙齒有些破碎，需要牙醫檢查牙床損害再做處理。”一個戴著眼鏡，胖胖的女護士對著卡迪姆說，感覺口罩下她的臉應該是慈祥的。
“急診醫生對你做了必要的處理，你可以出院了，有人能來接你嗎？”護士接著問。
三小時後哈琳娜和先生開著吉普車趕到醫院，裝上卡迪姆的自行車，再扶著滿臉浮腫，左隻眼垂閉著，人中布滿縫針的卡迪姆上了車，“哇，你看上去真像中了狗屎運呐。”曾經是同事的哈琳娜開著玩笑。
“啊哦……”想以笑回報的卡迪姆嘴沒裂開就發出哭笑不得的怪聲，然後大口吸著冷氣，“好痛啊，肩膀和後背像針刺，臉痛得不想要了……”他輕聲嘟囔著。
“有人照顧你嗎？我們明天要看醫生呐。”身懷癌症的哈琳娜和先生，都是手術後恢複多年的老人，在卡迪姆後退休的。
“杜爾會過來幫助我幾天。”卡迪姆回答，提起死黨朋友杜爾，他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馬上又被痛楚蓋過。
認識杜爾已經快二十年了，兩人曾經好得像一個人，由於文化認知和三觀分歧等各種矛盾，斷斷續續地分離到和好經常不斷，或許彼此太熟悉也有許多方麵的互相信任，每當需要幫助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
“哇，你天庭飽滿，闊臉肥唇，大福緊隨呐。”坐在沙發上昏睡的卡迪姆被杜爾歡快的聲音叫醒，勉強露出苦笑回應。
“你的左眼怎麽睜不開呐？看得見我的手指嗎？”杜爾注意到卡迪姆緊閉的左眼。
“能睜開啊，我在睜著呢……等等，讓我閉上另一隻眼，哎呀，什麽都看不見呐，不行，我要趕快去醫院急診室，麻煩你送我行嗎？”驚慌起來的卡迪姆說。
那天醫院留下卡迪姆做視網膜急診修補手術，第二天找來眼科專家會診，提出進一步治療的方案：一個月後由視網膜專家進行全麵視網膜修補，然後再進行角膜更換，最後會放上人工晶體片，“很抱歉地說明一下，不管我們如何做手術，隻是抱著一分希望十分努力，希望你能恢複一點視力，比如看到光線和近距離模糊的影像，最終這隻眼屬於法律意義上的盲視”專家說。
卡迪姆心想哪裏會有那麽悲慘呐，一直努力配合治療，一次次忍受著手術後的劇痛和生活不便，心裏充滿對再次恢複視力的希望，卻對不見光明的左眼深感焦慮痛苦。他努力回憶這次自行車禍的過程，內心不斷湧出各種憤懣。
那是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卡迪姆選擇了充滿高高低低山丘的地段騎，一年前自行車禍留下的肋骨骨折部分依然隱隱作痛，被紮傷的肺部呼吸能量在行進中也充滿挑戰，這些都無法阻擋卡迪姆英雄豪傑的奮鬥感，在最後一段下坡公路，他加速飛奔，突然的就衝入一個施工地段，“狗屎啊”他大喊著就臉朝下跌入一個大坑，醒來時已經在醫院急診室床上。
“那是個施工地段，為什麽沒有放上一圈施工警示標誌？一定是施工單位忽視了施工安全措施，他們對我的車禍負傷要全麵負責，我要找律師高他們傾家蕩產。”卡迪姆告訴杜爾。
“施工單位是誰啊？你的證據是什麽呐？”杜爾問。
“施工單位應該是城市管理部的，在這個城市的施工都需要城市許可證。我找了在洛杉磯最大的人體受傷律師團，他們會派調查員過來勘察出事場地。當時我被抬上急救車時，我記得急救車上的工作人員說她沒有看到工程警示牌，差點開過去了；警察報告也應該對出事環境做出真實的描述。”卡迪姆激動地說。
“記得你上次車禍時，你說警察報告將出事地點寫錯，我提醒你找急救車公司提供報告作為佐證，按道理警察描述的出事地點應該和急救車接你的地點相吻合，不知為什麽你不願意去拿急救車報告？”杜爾說。
“警察是白人，麵對我這個黑人壓根就充滿歧視，當然報告亂寫啊。”卡迪姆憤怒地說。
什麽和什麽啊，這個黑白之戰的理由似乎和事實不符啊？杜爾決定和舊同事拉內爾討論一下這件事。
拉內爾是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在高科技公司法務部任高職，和她敘述了卡迪姆的事和想法，“白人警察肯定見黑人就歧視啊，多少例子在電視上都看到過啊。”拉內爾說。
“好像不能隨便扣帽吧，一切應該以事實為證據呀，……, 算了，不談啦。”杜爾失望地說。
一個月後，警察報告寄到，詳細解釋了事發現場環境和三個在場工作人員的證詞：1.施工警戒牌擺了施工現場一圈；2.卡迪姆車速超快地避開大馬路，從兩輛工程車之間穿越，估計是想抄近道；3.在他跌入坑道前大喊“狗屎啊”，說明他看到坑道而無法超越，而不是沒看到坑道而跌入。報告結論：卡迪姆自己造成這場自行車禍。
“狗屎，烏龜王八蛋，歧視無邊的警察和這些白人證人……”卡迪姆聲音走調地對杜爾在電話上狂叫。
“我明白你的憤怒，隻是想想這些素未謀麵的經常和工作人員，他們有什麽目的合起來整治你呐？他們會獲得什麽利益嗎？就是因為你是黑人？”杜爾溫和地問。
“不知道，不明白，反正他們都是騙子。”卡迪姆說。
兩周後卡迪姆接到洛杉磯律師事務所的郵件：感謝你對我們的信任和選擇，經過對你的案件的調查和研究，我們決定放棄對你的代理，祝福你好運！
“我又找到兩家離我這邊更近的律師樓，他們都爭著接受我的案子。”卡迪姆告訴杜爾。
“你有沒有將警察報告送給他們啊？”杜爾提醒。
“過幾天就送，聽說警察手裏有一個對事故現場的攝像軟盤，我一並要來送去。”杜爾說。
三周後兩家律師樓分別寫來和第一家同樣的拒絕郵件，其中一家在結尾寫得友好，為他介紹一個專門為自行車禍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師，在一家律師樓做律師助理的南美人，和卡迪姆電話上一百個讚成美國白人警察對黑人普遍歧視的說法，卡迪姆感覺遇到知己。
為了協助律師提供證據，卡迪姆找到一個測謊專家，送上自己擬定的題目和四百元，要求對自己測謊，一周後專家送來測謊報告證明卡迪姆所述是真實的。
卡迪姆將報告寄給律師並提出讓警察和證人都進行測謊，費用由他出。
“你的測謊報告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隻有法官才有權利要求測謊，你的這類案件不會搞訴訟，而是對肇事單位找法律中介調解賠償，目前看來出事現場可能是水公司，或者電力公司，應該不是城市管理的事情。我們律師樓會向地方法院對可能的肇事單位遞上公文，估計這個官司至少要一年或者兩年，而且根據證據的真實性，可能需要你支付律師費，我本人很明白你，並相信美國白人對黑人歧視成性。”
卡迪姆雖然對律師的解釋感覺有些失望，在和杜爾交流時依然信心十足：“我的律師堅定地支持我，我要向社會揭露白人警察事實的欺騙而造成我沒有辦法得到合理的人體受傷賠償，我不夢想拿到喬治-佛洛依德那種巨額賠償，至少要對我的失明眼睛作出一定補償啊……”
“你是不是應該將急救車的報告也調來一份啊？”杜爾提示著。
不久卡迪姆收到急救車報告，“真是怪事啊，報告上沒有強調現場沒有施工警示牌，那個救護人員明明說由於沒有看見警示牌，救護車幾乎跑過出事地點，我要去救護車公司找到當時參與救護我的工作人員為我作證。”
幾天後杜爾接到卡迪姆的電話：“救護公司說他們的報告是來自四個在場救護人員的說詞，為了保護員工的安全，不提供他們的名字，如果法庭有任何要求，公司律師會出麵。這些人怎麽合起來說謊啊，不就是因為我是黑人嗎？”
作為卡迪姆的死黨朋友，杜爾好想支持和幫助他，但是這件事似乎聽著有許多疑問，不理解受過高等教育的卡迪姆怎麽鑽進死胡同出不來呐。杜爾找到做心理醫生的朋友馬克聊聊。
“患有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人常常認為自己被他人欺騙，經常尋找潛在的侮辱、輕視、威脅和不忠，並在言論和行動中尋找隱藏的含義， 他們會仔細審查其他人以尋找支持他們懷疑的證據。不知道你的朋友卡迪姆是否有這種心理和精神上的毛病？ 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問題有很長的曆史，特別是那個‘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文化，社會和政治運動，抗議美國警察對黑人的種族暴力事件，有些人將這個變成標簽到處貼。或許你朋友卡迪姆對自行車禍造成的身體殘障耿耿於懷，想找到一個自己能接受的解釋和解決辦法，我們都知道美國法律是靠證據的……，對於他的各種狂想和說法，你願意聽就聽，沒有必要和他爭論……”馬克笑著說。
聽從馬克的建議，每當卡迪姆談到他的官司相關的事情，杜爾隻是微笑點頭。
“我正在寫信參議員，眾議員和州長，讓他們向法院施加壓力，要求警察和證人進行測謊和出示測謊報告,這是正義對邪惡的抗爭，我還要和公路警察頭子會麵，說服在場人員進行測謊，我會抗爭到底的……”
卡迪姆說得唾沫四射，鬥誌昂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