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有夢書當枕
從上海到西雅圖，從新聞采訪到中文教育，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的熱愛。愛讀中英文好書，愛聽古典音樂，愛看驚心動魄的影視劇，愛美食，愛烹飪，這一切都融入筆端，和同人切磋。
中學階段，應該是我初窺英語學習的門徑之時吧？初一入學，其實很枯燥，學國際音標。現在如果我教小孩子英語，我多半不會馬上教國際音標。因為孩子有豐富的音像資料，能夠和母語者互動，以他們的年齡，一般很容易學好發音。以前學國際音標不得已而為之，學會了查到字典上的詞匯就能夠自己拚讀出來了，這是我的一些淺見而已。不過我學的國際音標基礎紮實後來也有好處--在華盛頓大學修語言學時，要學國際音標，和那些美國學生用的韋氏字典上的注音方法不一樣，就我輕鬆過關。當然我那時學中文威氏拚音(Wade-Giles)也很不習慣，可見學語言還是要從小抓起。
不過我初中的幾位英語老師都很好。初一的老師我最喜歡，委婉可人的江南女子，出身無錫大家。後來我才知道她的長兄被稱為“中國因特網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在那個時候，她非常欣賞我，不像有的老師愛政治掛帥。後來有一位男老師也很棒，他的斜體字板書寫得很漂亮，而且鼓勵大家：“英語寫好比中文容易多啦，反正隻有26個字母！”我在他的影響下也開始練字。還有一位老師跟我小學的老師是一個姓，我常常揣測她們是不是“一表三千裏”。因為她是我們的班主任，我更多記得的是她給我寫的“能言善辯“的評語，教英語倒是印象模糊了。這四個字我當時覺得怕不是“巧言令色”的意思，到了大學趕鴨子上架去參加辯論隊，居然一路殺到全校第二，才高高興興接受了。
老實說，我在初中雖然遇到老師都好，自己的學習缺乏可圈可點之處。那時我對於古詩詞和小說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主要功夫花在中文上。我和幾個同學讀了《紅樓夢》，也組成了一個“詩社”，讓老師非常緊張，怕我們“拉幫結派”。我的母親是市文化局劇目創作室的資料負責人，給我訂了很多文學雜誌，她那兒的藏書也豐富，我大多數時間就是寫文章和讀中文書。英語是必修的功課，我的成績不錯，但是課外也沒有花大功夫。
真正覺得自己要以英語為專業是在高一。英語中有個說法，cristalizing moment，我的這個moment就是遇上了一位出類拔萃的英語老師。那年她剛從新西蘭留學一年回國，我們班很幸運，從高一到高二高三文科班都是她執教。當時我就是特別佩服她的口語流利，語法解釋清晰，但是現在想來，她的教學方法有幾點特別出色：
首先是盡量使用沉浸式教學法。基本課堂用語全部使用英語，解釋語法有時會需要中文，但是語法本身怎麽用英語說都一一列出，現在我還記得subordinate clause, gerund, subjunctive mood, dangling structure等當時讓我頭痛無比的詞匯。
其次是讓我學會了記筆記的好習慣。初中我就在書上塗幾下，做做記號。但是高中的英語教學顯然是為了高考服務的，我的筆記本越用越大，筆記越寫越詳細，在大學，我除了課堂筆記，還做了不少讀書筆記，應該說都是拜這位老師之功。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位英語老師將英語作為一種文化呈現給了我們。現在我自己教外語，ACTFL的標準有五個C--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Communities，如果以此衡量，我們當時的條件非常差，音像教室在我們高考前落成，大家象征性地用了一次。和那些高中就能流利說一口英語，甚至掌握了二外的外語學校的學生不能比。但是我們老師言傳身教，講授她在外國的見聞，給我們開了一扇窗。
對於我個人意義最大的是我們老師使用了很多補充讀物，每次油印的講義發下來，大家裁啊裁，訂啊訂，也是很大的樂趣。我還記得第一個小故事是”The Silver Elephant”，大概是從簡易讀物上摘抄下來的。還有一篇中篇，我們陸陸續續地讀完，叫做”Cowboys in Alaska.” 同學們還為了應該譯成《阿拉斯加的牛仔》還是《牛仔在阿拉斯加》爭論了一下。我自己也開始借一些縮減本，記得第一本完整看完的書是”The Diaries of Desiree”《德希蕾日記》。那時很多女生都愛看，我覺得書沒什麽特別出色，畢竟我看過很多世界名著，但是讀完一整本英語書很有成就感。
記得這位老師與我互動的幾件趣事：我剛上高一，老師每節課要默單詞，一百個，90分以下就要去她的辦公室重新默寫，一點不含糊，我吊兒郎當，考了個八十幾，自己沒有太當回事，但是老師痛心疾首地說：你怎麽也要重默呢？這下我給刺激了，於是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囧事。
還有兩件事足以說明她心胸寬闊。我們在學習”Cowboys in Alaska”時，老師解釋Seattle, Washington為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我正好學到美國地理，在課後提出異議，認為是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她馬上在課上自我糾正，讓我佩服。機緣湊巧，現在小雨在西雅圖定居也有十八年了。
另一件是我跟我的同桌淘氣，聽老師說了April Fool’s Day想整蠱她，借了外班同學的打字機寫了封Shanghai Students Post的約稿信，悄悄放在傳達室。而且我們在課前公然揭了謎底，沒想到我們老師靈機應變的水平不是蓋的，她用英語說：“的確啊，我好奇怪《上海學生英語報》的編輯怎麽會犯語法錯誤！”而這張當時我們視為高不可攀的Shanghai Students Post，編輯部就在後來上外的校園裏，很多報道其實是我們班同學寫的（不知道為什麽，我很不喜歡它的風格，從來沒有想到要給它寫稿）。
最後要說說我們中學的校寶，那位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季雨青老師。我就寫了他的名字是因為百度百科有他，根據我學過的新聞法律課，名人的隱私權就受到保護較少。那時他來聽公開課，但是似乎不親自上課了。唯一一次接觸，電視台來拍他的紀錄片，把我們全班同學趕到教室外麵，拍攝他在晨曦中打掃空無一人的教室的場麵。後來我自己做了記者，其實很理解這種苦衷，但是當時大家年紀輕，閱曆淺，都覺得新聞造假罪不可赦，甚至遷怒到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師身上。等到正式拍攝時，大家居然全場靜場，沒有一個人去問問題，似乎是默默地抗議。我看看這個樣子似乎也不好，站起來問了個問題，關於et cetera的，我問他在拉丁文中怎解。老實說，我有點兒刁難的意思，誰知道季老頓時精神百倍，要給我們講解拉丁文！這時我回過神來，這不是歪打正著麽？聖約翰大學就是教會學校啊（Episcopal Church，美國聖公會，和天主教淵源極深），拉丁文是必修課，怪不得他覺得這個問題好，“於我心有戚戚焉”。可惜導演喊了”cut”，讓他老人家掃了興。現在想起來非常有意思，雖然沒有人說季老是教徒，但是無錫人都知道他有九個還不知道十個兒子，非常可能是身體力行教義。有意思的是，小雨大學裏買了一本拉丁文字典，一時熱情讀了一些，但是不得其門而入。等到去年，我們組把拉丁文老師也劃歸我管，我真的是欲哭無淚，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啊！
回想中學時代，雖然有高考的陰影，英語學習始終是一抹亮色。唯一可惜的是高三一年整天做考卷，我做得語法、詞匯滾瓜爛熟，沒有任何課內的進步。這一點，我在大學裏會得到充分的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