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匾掛上去吧！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匾額。他們都先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為探來的詳略不同，隻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隻好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麽也沒有。匾還沒有掛哩。” --魯迅《匾》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所以上亞馬遜看看有什麽書可以讀。前段時間看到微信上關於方方日記改名《武漢日記》在美國出版的反對意見很多，我就想買一本看看。誰知道，點進去一看，隻有預訂，五月十九日才發行Kindle版。原來，除了業內的書評人，還沒有人看到過”Wuhan Diary”這本書呢！

很多人是從亞馬遜的介紹來看這本書的出版的，這並不是書的序。所以，不完全能代表作者或者譯者的態度。先看看這段介紹。因為要忠實於原文，我沒有修飾，就是死摳字眼翻譯的--

2020年1月25日，在中央政府封鎖武漢後，知名中國作家方方開始發表網絡日記。在隨後的一天天，一周周內，方方每晚的帖子為她幾百萬同城的市民們發聲，表達了他們的恐懼、無助、憤怒和希望，反映了被強加的隔離帶來的心理壓力，因特網作為社區生命線和錯誤消息來源的雙重角色，而最具悲劇性的是，她的鄰居和朋友們被致命病毒帶走的生命。

《武漢日記》作為事件發生時目擊者引人的描述，《武漢日記》捕捉了在缺乏可靠消息下每天生活的艱難和多變的心態和感情。方方在家居的小小舒適中找到了安慰，並且被她的朋友，醫務工作者們、義工們和武漢九百萬居民的堅韌和毅力得到鼓舞和靈感。但是，因為她聲稱作家的責任是紀錄，她同時痛斥了社會的不公、權力的濫用和其他阻礙抗疫的問題，從而卷入了網上激烈的爭論。

正如方方實時紀錄這環球衛生危機的開端，我們能夠辨認出許多國家處理新冠病毒瘟疫時的重複的模式和錯誤。她提醒我們，麵對這一新病毒武，漢市民的困境也是處處市民的困境。如方方所寫：“這一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是所有人的一堂課。我們戰勝病毒並從它的捆縛中解脫出來的唯一方法是所有的人類共同努力。”

《武漢日記》結合了自身體驗和史詩範疇，既有深層思考，又不乏日常描述，是一份非常時期卓越的紀錄。

讀完這段介紹，就讓我想就方方日記是否應該在西方發表寫點什麽。我在網上找到了方方日記的全文和對日記本身的主要反對意見，仔細讀了一遍，我知道這在中國好多篇是給刪了的，那麽日記本身是否有問題呢？

首先有很多人說方方寫了很多錯誤的東西，如數據、事件等等。大家其實心知肚明，中國的官方數據肯定是有水分的。方方說了，她寫的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說，就是日記。她聽到朋友們告訴她什麽，就記錄下來，不能以百分之百的準確性去苛求她。

那方方是不是在誇大其事呢？通篇讀下來，我並不覺得。紀實作品中有個原則叫做“缺乏惡意 (absence of malice)”。隻要沒有主觀惡意去造謠，隻要是認認真真地記錄所聽所說，所思所寫，就沒有誹謗、汙蔑一類的嫌疑。我在方方的日記中看到她的真情實感，看到她與武漢市民息息相通，是為自己寫下的文字負責的。

接著要說到方方的批評，力度的確很大。但是難道不應該嗎？連武漢和湖北的父母官都撤了職，難道他們就不能被批評了嗎？是不是有人聽慣了吹捧聲，嘴上喊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事實上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呢？這麽深刻的教訓，難道不應該吸取嗎？

很多人說到揭露社會陰暗麵的問題--新中國文藝討論中的永恒主題。方方的日記不隻是有陰暗麵，她寫了多少感人的人和事啊！況且，越寫到後麵，希望越大，就像春天發了新芽的樹，充滿了生機。而且，陰暗麵就不能寫嗎？一個城市陷入了劫難，九百萬市民經曆了痛苦，無數的人死去，如果還有人覺得是唱讚歌的材料，我實在是無話可說了。

方方日記本身，一言而概括之，是人道主義的精神，將人，將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曾幾何時，“人道主義”被當做“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大批特批，但是後來，即使是我在學習新聞理論時，都學到了新聞媒體“黨性”和“人民性”乃是統一的口號。那關注人，將普通人的疾苦放在第一位有什麽錯呢？

方方日記雖然以一種特殊的方法在流傳，但是我想很多人看了，很多人有想法，讚美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這是正常的現象。隻要在理性的範圍內進行文明的爭辯，沒有任何問題。可怕的是現在網絡上的口誅筆伐到了無理取鬧的程度，反而不值一辯。

其實我還是要重點說說的，是《武漢日記》是否適合此時在海外出版。有人覺得這是給海外反華勢力遞刀子，有人覺得她是想錢想出名，後一條我不是方方，我不知道，但是在她的日記中，她說過，她最初就是想寫下真實的想法，沒有想到讀者那麽有多。再說，一個作家想出書，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嗎？

認真要談談的是海外反華勢力是誰？我不知道Marco Rubio或者Nancy Pelosi之類的是不是對《武漢日記》感興趣，或者他們是不是根本覺得這本日記分量不夠，但是我想，很多人關心中國，特別是武漢的疫情。我的鄰居、同事和學生都真摯地問候我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特別因為我來自無錫(Wuxi)，聽上去很容易和武漢(Wuhan)混淆。說到病毒，他們沒有陰謀論，沒有責怪中國人，反而對於一些極端種族主義者的攻訐非常氣憤。他們很多人都說，想讀《武漢日記》，想知道第一手的資料。我覺得，正是對於中國的文化和人民有興趣的人才會真正好好讀這本書。

那至於這本書是不是會給外國讀者以錯誤的印象，覺得中國抗疫戰一片漆黑呢？我想，隻要譯者認認真真地忠實翻譯，反映了原文的意思，不會有這個問題。而英譯本的譯者白睿文深諳中文，熱愛中國文化，翻譯過餘華的《活著》，我覺得他應該能夠勝任這個任務。其實，一本得到作者授權，準確的譯本反而更加有說服力。否則，一些人所說的西方反華勢力肯定會斷章取義，胡翻亂譯，從而把水攪渾。

再說，即使書裏陰暗麵多了，中國政府不是有很多對外宣傳的機構嗎？我的一位伯克利新聞學院的外國同學都在灣區的CCTV打工，外交部的發言人都有推特，難道他們還抵不過方方一個老人家，辯不贏薄薄的一本小書？

說到這兒，我想起我長大的八十年代，那時中國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我家附近有一個“友誼商店”，我們普通市民是進不去的，得是外國人或者有外匯券才能光顧，出售的商品是尋常百姓家得不到的。這樣內外有別至今還存在，我們有時會說“家醜不可外揚”，“外事無小事”，可是最後我們發現，很多時候，但願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不能知道真相的是我們自己，正如我們進不了專門服務於外國人的“友誼商店”。

記得同為法國作家、向往共產主義的紀德和羅曼羅蘭在差不多時代訪問了蘇聯並且看到了表麵下的實際現象。誠實的紀德選擇了馬上發表《訪蘇歸來》，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左派陣營攻擊為叛徒。而聰明的羅曼羅蘭要求在他逝世後五十周年才能發表，他的理論是：如果當時他說了真話，全世界人民會那他的話當武器。後來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羅曼羅蘭的日記發表在1985年，人們早就看到了他所說的那一切，反而指責他沒有盡作家說真話的責任和義務。

方方日記改名為《武漢日記》，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絕大多數外國人不知道誰是方方。至於英譯本的價值取向、翻譯水平和造成的影響，我覺得我們不妨先等著那塊匾掛上去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