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十七章 再見，澎湖灣
一
我有個大學同學，姓連，在一家報社工作。6月底的一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想見一麵。他的辦公室在阜成門，離我外婆家很近，於是我約他下班後在月壇公園見。傍晚六點，我站在月壇公園北門等他。北門的兩側各有兩個花壇，一個園藝工人正在整理花壇。我漫不經心地看向園藝工人的方向。我對他並沒有特別的興趣，我隻是眼睛總得看點什麽。然而在當時的氣氛下，盯著任何一個人看太久都顯得可疑。那個工人大概也感覺到了我的目光。他猛一抬起頭，大草帽下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趕緊移開目光，轉而盯著馬路。騎著自行車的人們潮水般從路上漫過。
遠遠地，我看到連騎著自行車過來了。他也顯得很警惕，前後左右觀察了一番，這才在我麵前停下。我什麽話也沒說，腦袋朝公園裏歪了一下。他從自行車上下來，我們就像電影裏的特務接頭一樣，肩並肩往公園裏走。
自從1988年7月大學畢業後，我和他隻見過一次麵。那是在1989年的春節前夕，我們班幾個同學在他的宿舍裏聚了一次。想當初畢業的時候，我們都發誓要常聯係。我們都真心以為同學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實，那種不可分割感多半來自於大學校園加在我們身上的魔咒。一旦天各一方，魔咒也就失效了。
好久不見，連顯得很憔悴，一臉憂心忡忡。我問他最近過得怎麽樣？是不是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影響？他回答說當然有，對每個人都有。他所在的工作單位已經開始了清查。每個人都必須寫交代材料，從4月15日起，逐日交代每天的行動，要精確到小時。他今天找我，就是因為他收集了一些和天安門運動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按規定必須上交，但他又舍不得。他以後也許要寫一本書，記錄這段曆史。可現在他住在集體宿舍裏，三個人住一間房，根本一點隱私都沒有。他覺得我在外國企業工作，又住在自己家裏，也許他能把資料暫時寄存在我這兒。說到這裏，他指了一下自行車的後座。車後座上夾著一個書包。他從書包裏掏出一個沉甸甸的牛皮紙口袋。
我滿口答應，鄭重其事地捧著那個牛皮紙口袋回到了我外婆家。
二
北佳公司也在搞清查。雖然是個合資公司，但北佳的合資中方屬於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天安門事件後，北京大學成了重點整治的對象，每個教職員工都必須寫交代，逐一審查，人人過關。六月下旬以來，北佳公司已經開了好幾輪整治會議，隻是一直到七月中旬，人事部才突然想起：他們還有一個員工在北京飯店工作呢。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公司通知我當天下午前往位於中關村的總部開會。
中午12點，我連午飯都無心吃，就走出北京飯店，坐上了公共汽車。一路上我都在進行思想鬥爭：我要不要如實交代我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所做所為呢？我做的不太靠譜的事兒，也無非就是去廣場給佳能公司拍些照片。這種事兒，我自己不說，村田、川島、小趙也都不會主動揭發我。這時我開始慶幸我的上級單位不是FESCO。如果我跟小趙是同事，那我被揭發的可能性就很大。就算小趙不主動揭發，如果管理層向他詢問，他也不敢包庇我。
隻是，我出過一個小紕漏，那就是我曾經在《攝影報》上發表過一張照片。
我有個同學在《攝影報》工作，我在天安門廣場遇到了他。他看我拿著佳能的新款相機，神氣得像個專業攝影師，於是就鼓勵我向他投稿。我自然一口答應。村田先生看中的是照片傳達的信息，他對人像不感興趣，而我恰恰有幾張自以為拍得特別好的人像。《攝影報》編輯部在海運倉，離北京飯店很近。有一天午飯時間，我就帶著被村田先生棄之不用的，而我又敝帚自珍的幾張人像照片去了我同學的辦公室。幾天之後，我的一幅攝影作品就發表在了《攝影報》上。
出現在我照片上的人物，是北佳公司一個姓張的銷售員和他的弟弟。張和我一樣，是1988年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北佳公司的，他的弟弟當時正在中國人民大學上三年級，參加了絕食。張是來廣場勸他弟弟回學校的。我見到張的時候，他坐在弟弟身邊，正在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弟弟不吃不喝好幾天，此時已經半昏迷，隻是麻木地靠在哥哥的肩膀上。我一看他倆的造型，簡直是完美的古典主義的三角形構圖，於是趕緊抓拍了下來。隻有當照片發表後，我才想起肖像權這回事，於是給張打了個電話。張說沒關係，他無所謂。
我要不要交代這件事呢？這件事本身沒什麽，但它會牽扯出其它的問題。清查小組也許會問：你難道隻去過一次廣場？那麽巧就碰到了張同學？一卷膠卷三十六張，其它三十五張照片呢？照此推論下去，必定像扯線團一樣，把我給佳能公司收集情報的事兒全盤牽扯出來。所以，我應該隱瞞這件事。可是如果我不交代，張同學交代了怎麽辦？反過來說，如果張同學沒交代，我卻交代了，那豈不是既害了自己又害了他？ 唉，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讀過“囚徒困境”，原來現實生活中真地會碰到這種情境啊！
也許是為了拖延時間，我選擇了103路無軌電車。這趟車要穿過北京的老城區，經過美術館、北海公園、白塔寺。很多路段隻有兩條行車道，自行車經常與機動車混在一起。車站與車站之間的距離也短，往往車剛離開上一站，還沒來得及加速，下一站就已經到了。好處是坐車的人不多，有座位。我坐在車窗旁看風景。一個多月過去了，戒嚴部隊的存在已經不再顯得突兀，那些綠色的身影儼然已經成了城市風景畫上的標準配置。軍人們也不隻是持槍站崗，而是盡最大可能融入城市生活。在北海附近，幾個軍人正在清掃馬路；在白塔寺路口，一個軍人攙扶著一個老太太過馬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質樸，有人甚至靦腆得可愛，讓你恍惚覺得6月3日晚發生的一切和他們沒有關係。就算有關係，他們做的也是一件好事，是幫助任性胡鬧的北京人把糟糕的生活恢複成正常的模樣。正因為他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平靜地、從容地、有秩序地生活，該上班就上班，該吃飯就吃飯，該交代問題就交代問題。
我到底應該不應該交代呢？
就算我不交代，張也不交代，危險有沒有可能來自於《攝影報》那頭兒呢？安全部會不會拿著報紙逐一找出每張照片的攝影師的下落？如果當初發表照片的時候用一個筆名就好了。記得我同學還問過我：“要不要起個筆名？”我說：“不，就用本名。要是用了筆名，誰知道那是我的作品啊？”
為什麽我要如此自戀，如此愛出風頭？我仿佛看到我父親露出嘲諷的笑：我擔心的事情到底還是發生了。
我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特裏莎勇敢地拍下示威群眾的畫麵，冒著生命危險把膠卷交給外國記者，過後這些發表在國外的照片都成了秘密警察清洗異見分子的證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怎麽這些細節和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呢？在那一刻，我體會到了文學的力量。我望著窗外，越過眼前一張張疲憊的臉，一條條灰濛蒙的街道，我的心不管不顧地飛升起來，飛到四四方方的北京城的上空，穿越一切有形的和無形的障礙，飛向一個更廣大的世界。我對自己說：有朝一日我也要寫一本這樣的書，盡管我隻是一個無關大局的旁觀者。我要對得起自己經曆過的日日夜夜，我要對得起這個時代。
這不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隻屬於我的那份責任嗎？
一想到這裏，我覺得勇氣倍增，似乎生活又有了意義。但隨即我又開始懷疑自己的勇氣能持續多久。上大學的時候，每次越是臨近期末考試，我頭腦中靈感的火花就會愈發活躍。我隻能壓抑著自己的寫作衝動，決心一旦考完試，立刻就動手寫作。但隻要一考完試，我立刻就會變得閑散起來，寫作的欲望消失得無影無蹤，靈感的火花也灰飛煙滅。
我一會兒強烈地否定自己，一會兒瘋狂地肯定自己，就像我乘坐的無軌電車一樣，啟動，剎車，開門，關門，反反覆覆，直到動物園。
我在動物園換上332大站快車，第一站就是魏公村。放眼望去，整個中關村都顯出了蕭條。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某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四通，在天安門事件中積極資助學生，以至於公司領導層在事件被鎮壓後流亡海外；二是中關村的公司所經營的都是計算機一類高價值辦公用品。在1980年代末，個人用戶還不是主流，能夠購買這些辦公用品的都是學校、出版社等等，而這些單位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都在忙於整頓、清查。
眼瞅著北佳公司就到了，我決定聽天由命，見機行事。北佳公司的總部在北大東牆外的中關園，位於一幢居民樓的一層。我推開朝向大街的玻璃門，進了銷售大廳。大廳裏沒有開燈，雖然是白天，廳裏也顯得昏暗。靠牆有一圈展示台，上麵擺著各種計算機、打印機、照排機。從前展示台前有一排椅子。今天這些椅子都被擺在大廳正中。公司的員工們都坐在椅子上，每個人都擺出一張“開會”臉，就是那種貌似全神貫注，實則心不在焉的表情。我用目光在人群中尋找張。我發現他也在看向我的方向。然而我們的目光一旦接觸，他又立刻把目光移開了。我找了個空椅子坐下，拿出筆記本，也擺出了一張“開會”臉。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去了茶水間。張也緊跟著走了進來。他一見到我就熱情地說：“你來了！你為什麽很少到總公司來？是不是日本人對你的剝削很厲害？”我說：“你還真說對了。日本人太會剝削人了。趕緊同情同情我吧。”他又說：“你上次打電話好像提過報紙的事兒？是哪家報紙來著？”他這是暗示我他沒有交代照片的事情。於是我說：“我有個同學在報社當編輯，他說過想引進照排係統，我想把他介紹給你。不過最近各單位都忙於清查，估計一時也顧不上這事兒了。”他說：“沒問題。以後有機會一定要想著我啊。”
財務部就在茶水間的旁邊。我們說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就坐在財務部裏。等我經過財務部返回銷售大廳的時候，副總經理特別走出來和我打了招呼：“小王，你在日方工作，有可能接觸更多的潛在客戶。如果有這方麵的信息，一定要和銷售部及時聯係啊！”聽起來，公司的工作重心還是掙錢，於是我愉快地說：“那當然。”
我隻去總公司開過那一次會。會後我寫了份交代，從北京飯店傳真到公司在中關部的總部。這件事就這樣圓滿結束了。以為我靠著機智躲過了清查。但其實，我靠的是運氣。每個單位的清查力度，取決於具體掌權的人。有些單位的領導以整人為樂趣，就會把大家整得人心惶惶，以鄰為壑。也有些單位的領導對清查不感興趣，隻是走個形式而已。說到底，總有人選擇槍口抬高一寸。
三
七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我外婆家的書桌前，拉開書桌左側最下層的抽屜，發現我的雙肩背包不見了。那個包裏有連交給我保存的材料，有我自己拍的照片，還有那份發表了我的人像作品的《攝影報》。我把書桌左側的三個抽屜都拉開，沒有。我把外婆家的五鬥櫥拉開，沒有。實際上我的背包根本不可能在她的五鬥櫥裏，她總嫌我的背包髒。
我站在房屋中間，茫然四顧。這個家裏再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東西了。我外婆坐在床上，始終不說一句話。這種反應也比較奇怪。一般來說，如果我開始找東西，往往還不到一分鍾，她就會問：“你到底找什麽？”我說我在找鑰匙，她就會說：鑰匙不就在那兒嗎？我順著她的手指一看，可不就在那兒嘛，怎麽我愣是看不見呢？這時她就會不厭其煩地教我治家的基本原則，比如東西應該放在固定的地方，閉著眼睛也能找到。她還會借題發揮，比如“你現在有我幫你找，以後自己有了家，你可怎麽辦呢？”
今天她的沉默很不同尋常，我越想越覺得可疑，最後終於不得不直言相問：“您看到我的雙肩背包了嗎？”
她用針搔搔自己的頭發，說：“噢，對了，我忘了告訴你了。今天陸華來，走的時候東西太多，拿不了，跟我借個包。我就把你的背包借給她了。”
“裏麵的東西呢？”
“裏麵的東西？”她作出迷惘的神態。很顯然，她的迷惘表情並不是因為第一次聽說裏麵有東西，而是她還沒想好對策。
“裏麵有很多資料，我的資料。”
“都是有用的東西？”她反問。
“當然了。沒用我留著它們幹嗎？”
“唉，我又不認字，”她說。
“您到底把它們放哪兒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邊等著她的回答一邊轉著圈地打量著屋裏的各個角落，心裏已經感覺凶多吉少。
“我全當廢品賣了。”她說，眼睛不看我。
“你什麽？賣廢品了？”我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我才說：“那才能賣幾個錢呀？您缺錢不能跟我說一聲嗎？”
“唉，”她歎了口氣，“我不就是不識字嗎？”
我對這句辯解充滿了反感。她平時總因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自卑，沒想到現在不識字倒成了武器。我失去了耐心和禮貌，帶著惡意反駁說：“您不能等我回來問問我嗎？不識字還有理了？”
她的臉掛了下來，看來這句話傷害到她了。“你還別說，我真有件事要問問你。”她冷冷地從床上下來，走到我的書桌前，拉開抽屜，從裏麵拿出一個火柴盒大小的盒子。“這是什麽？”她問。
我一下子臉紅了。那是一盒避孕套。
“你憑什麽翻我的書包？”我有些氣急敗壞，連“您”字都放棄了。
她笑眯眯地看著我，笑容裏充滿諷刺。“你包裏的東西，就這一樣我沒賣。”
我一句話都說不出。
她把包裝盒打開，從裏麵拿出一隻透明塑料袋包裝，舉起來，對著燈，瞇縫著眼睛仔細看，臉上依然掛著詭異的笑容：“這到底是什麽呢？我長這麽大歲數，怎麽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呢？”
她的確很可能一輩子沒用過避孕套，但她知道那是什麽。我又羞又惱，奪門而出。
出了外婆家，我去了北京飯店。我在服務台拿了鑰匙，在客廳裏的沙發上躺了一夜。我幾乎一夜沒睡。事情發生得太快，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麽走到了這一步。
有一點我很清楚：我已經回不去我外婆家了。我所有的思考都得以此為起點。我到哪裏去住呢？當然是自己租房子住，隻不過一時半會兒不容易找到合適的。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北佳公司的宿舍。缺點是宿舍在中關村，每天上下班比較辛苦。但看來我也隻能騎著馬找馬，等在北京飯店附近找到合適的房子再搬家。天亮了，我給北佳公司打電話。公司後勤經理說兩人一間的宿舍已經沒有了，我如果今天就要住隻能自己住一間，每個月一百元錢。以後如果有人與我合住，租金就可以降為每個月五十元。我一口答應，說今晚就要住。
下班後，我回到外婆家收拾東西。坐在車上的時候，我又想：我是不是太過分了？也許整件事並沒有我想得那麽嚴重？她無非就是拿避孕套羞辱我一下，可避孕套就是我的，又不是她栽贓陷害。我如果覺得自己擁有避孕套完全是正當的，為什麽要惱羞成怒呢？但是話說回來，她為什麽要采用這種方式呢？因為她知道自己錯了。她賣了我的資料，又找不到正當理由，於是就拿出避孕套來，想讓我羞愧難當，立即住嘴。而這，不就是共產黨的一貫策略嗎？每當共產黨要整垮一個政治對手，一定要先把這個人描述成道德敗壞，生活墮落的人。為什麽我外婆受了一輩子的審查，終究還是學會了共產黨那一套？這麽一個人，我是絕對無法和她一起繼續生活的。
我拿鑰匙打開了門。我外婆和以往一樣坐在床上。雖然我已經打定主意與她決裂，但我仍然抱有一絲幻想，以為我一夜未歸，她又會哭得雙眼紅腫。然而她沒有。她臉上幹幹淨淨，也沒有架著墨鏡。她抬頭看了我一眼，不動，也不說話。我隻好冷冷地說：“我要搬走了，來收拾東西。” 她點點頭，說：如果東西太多，一時拿不走，可以先放在她家，以後隨時回來拿。
“以後回來拿？隻怕我一轉身，我的東西就都被賣了。”我的話裏還是忍不住帶刺兒。
她聳聳肩，不跟我一般見識，更顯出我的氣急敗壞。
我留下鑰匙，拖著兩隻箱子走進黑漆漆的樓道。她放下手裏正在做的活兒，從床上下來，站在門口，目送著我走到轉角處，才把自己房前走廊上的燈關掉。
我就這樣倉皇地離開了外婆家。本來是我自己想走的，但是事後越想越覺得是被我外婆有計劃趕走的。否則，她為什麽不挽留我呢？她是一個趨利避害的人。她肯定已經計算清楚：我給她帶來的麻煩將多於益處。也許根本原因還在那包資料上。她再不識字，也看得懂照片，她知道那包資料和天安門事件有關，隻是她畢竟不識字，無法判斷保存那包資料是多嚴重的罪行，於是反而陷入了無邊的恐懼之中。
很多年以後，我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寫作一拖再拖，這時我開始原諒我外婆。其實那包材料並不重要，就算我手上依然保存著它們，我也不能保證我會更早動筆。不過，直到我外婆在1997年去世，我也沒有真正與她和解。即使不為那包資料，還有避孕套擋在我們中間。兩個都是傷害。我也分不清哪個更輕，哪個更重，哪個是實質，哪個是借口。
四
九月初的一個上午，我忽然接到了陸華的電話。她說自己來北京談業務，剛從王府井工藝美術品商店出來，想到我就在這附近，於是就想來看看我。我說“好，我請你吃飯吧。” 我估計陸華不喜歡吃西餐，我就帶她去了東來順。
東來順是一家經營涮羊肉的店。從前老北京的正宗涮羊肉，隻涮羊肉、粉絲、豆腐、白菜，近來新派料理湧現，菜單上也出現了各種山珍海味。服務員向我們推薦對蝦，說價格非常便宜。
價格的確是便宜，我懷疑自己聽錯了。“怎麽這麽便宜？”我問。
服務員說：“本來要出口的，訂單都被取消了。”
一聽這話，陸華就歎了口氣。陸華的產品有一部分出口，我估計她的生意受到了影響。
點完菜，服務員端上了一隻火鍋、兩盤羊肉、兩對對蝦、一盤豆腐、和一盤白菜。火鍋的好處，就是點完就可以立刻上菜，不耽誤時間。
隔著熱騰騰的蒸汽，我問陸華：“你的生意怎麽樣？”
陸華又是搖頭又是歎氣，最後說：“不提這些不開心的事兒了。”
我說：“好，咱們開吃。”
吃了一陣，陸華忽然說：“其實今天應該我請客，我是來向你道歉的。”
我說：“道歉？什麽事兒？”
她說：“如果不是我借書包，姨外婆還不會發現你那包資料。她問我那些東西是不是很危險，我說很危險，於是姨外婆就把它們燒掉了。也許我不該多嘴。”
“燒掉了？”我情不自禁地反問，“她跟我說是賣掉了。”
“唉，我又多嘴了。”陸華搖頭晃腦，作出悔恨不已的表情。
我說：“沒事兒，燒掉和賣掉也沒多大區別。”
但是我心裏卻為外婆勾畫出了一幅更清晰的心理圖。如果她說燒掉，那麽她就是故意毀壞我的資料，如果她說賣掉，那麽她可以推說自己不識字，無意中犯下了錯誤。也就是說，她一開始並沒有打定主意和我恩斷義絕，還是我那句“你不識字你還有理了”惹惱了她。
陸華說：“我昨天住在姨外婆家，跟她聊了很長時間。她還是挺想你的，你有時間應該回去看看。“
我說：“好吧。”
她頓了一下，又問：“你還有可能回去住嗎？”
我想到每天奔波的辛苦——三個小時在路上。相比之下，住在外婆家畢竟是輕鬆多了。但我無論如何不會回去住了。就算她原諒我，我原諒她，我還得時刻擔心她再燒掉/賣掉我的東西。我已經嚐到了自由的滋味。我直到23歲才體會到自己一個人住一間房子的好處。我不會再回頭了。於是，我搖了搖頭。
她說：“那好吧，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打算住在姨外婆家裏。我可以替你照顧她，如果她有事，我會及時通知你。”
“你住在我外婆家裏？”我感到很驚訝，“你不上班了？”
她說：“外貿生意不好做，工廠都停產了。我想來北京找個打工的機會。” 她挾起一隻蝦，看了看，又放下了。“實在吃不下去。”她說。“一想到這是被取消的訂單，我就吃不下去。”
我隱隱有一種被陸華算計了的感覺，但我也不好對她太苛刻。我畢竟還有工作，她的生意卻受到了重創。
吃完飯，陸華問我能不能順路到佳能公司去拿些宣傳品。雖然暫時不能出口，但她還是想緊跟潮流，不想被甩下太遠。我說可以，於是我們沿著王府井大街向南走。路過一個胡同口，我們看到一輛軍車正在倒車。司機企圖將車倒著開上人行道，但必須從兩棵樹之間通過，可供車身左右挪動的空間很小。馬路兩側站滿了圍觀的人，不說話，隻是看，帶著興災樂禍的表情。
“一看就是農村兵，嘖嘖。”有人評論道。
這種圍觀給司機帶來很大的壓力。他緊張得滿頭大汗，猛地一踩油門，車撞到了一棵樹。
人群中頓時噓聲四起：“農村兵，嗬嗬。”
“可別亂說，聽說便衣都會讀唇術。”第二個人說。
幾個人“嘿嘿”笑了起來。然後，也許是看夠了，人群開始散去。
我和陸華繼續往前走，走到一個行人相對稀少的地方，陸華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輕輕地問：“真地殺人了？”
我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準備，任何一個住在北京的人都不會問出這個問題。過了幾秒鍾，我才反應過來：陸華住在離北京三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真相竟然如此羸弱，連三個小時車程都無法抵達。
我說：“當然。”
她還是半信半疑。
我說：“不信，你去問問你姨外婆，就在她家窗口下就打死了一個人。要不，你去大北窯看看，那邊兒有一座33層高的玻璃幕牆建築，到現在還有幾塊玻璃沒裝上呢。”我忽然很感謝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他們一直留著那幾個黑洞，本來是為了搪塞客戶的，現在倒成了物證。不過我轉念一想：幾塊碎玻璃也說明不了什麽。碎玻璃畢竟不是屍體。
即便我從不懷疑發生了鎮壓，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也隻能當作間接證據。我看到了木樨地方向橙紅色的煙霧，看到一輛一輛黑蝙蝠般從天而降的三輪車，看到傷員身上的深色汙磧，看到兒童醫院後門牆上的死亡名單，聽到樓下放鞭炮一般的槍聲，看到坦克從北京飯店中餐廳窗外開過，頭上的瓷勺撞在瓷碗裏發出“卡拉”“卡拉”的細碎聲音。這些，能算做證據嗎？
我不禁有些沮喪，我要寫一本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書的決心又開始瓦解了。我從未抵達事件的中心，從未看到事件的全貌。我有什麽資格寫這麽一本書呢？
我和陸華沿著王府井大街繼續向南，遇長安街右拐，繞過持槍站崗的戒嚴士兵，與數不清的疑似便衣擦肩而過，穿過高大的自動門，進入北京飯店大堂。
一路上陸華讚不絕口：“你上班的地方真是太高級了。”我故作矜持，心裏暗自得意。走到辦公室前，我輕輕推開門，探頭往裏望了一下。我不準備向大家介紹陸華，隻想讓她等在門口，我進去拿幾本宣傳畫冊，然後就打發她走。門一開，隻見客廳的茶幾上放了一隻大蛋糕，川島小姐正揮舞著刀叉切蛋糕呢。一看到我，村田先生立刻說：“小王，你回來得正是時候，快來快來，一起來吃蛋糕吧。”我回頭看了一眼陸華，有點猶豫，村田先生就說：“一起來，一起來。”於是我就和陸華一起進了辦公室。
進了辦公室，我才發現除了村田先生、川島小姐和小趙之外，沙發上還坐著一個看起來非常眼熟的人，就是那個川島小姐非常喜歡的，長得有些像日本歌星西城秀樹的人。
我知道他是誰，隻是忘了他的名字。
我猜今天是他的生日，因為我們辦公室這幾位的生日我都知道。於是我問：“誰的生日？”我期待村田先生或者川島小姐的回答中能包含那位先生的名字。
村田先生笑眯眯地說：“不是生日，是佳能公司大連分公司破土動工了，我們慶祝一下”。
“太好了！祝賀！”陸華說。我心想：你懂什麽？但是川島小姐聽了很高興，把最大的一塊蛋糕遞給了她。
“你還吃得下去嗎？”我皺著眉頭問。
“吃不下去也要努力。”陸華笑著拿起了叉子。
“我就喜歡這種態度！”村田先生朝陸華伸出了大姆指。
為什麽人人都更喜歡她？我悻悻地吃了一口，悶悶不樂。
對陸華的嫉妒和蛋糕一起堵在我的胸口。下午，我趁人不注意，跑到11樓的公共衛生間，雙腳一前一後踏上了體重計。這才三個月，我的體重已經不知不覺已經長了五磅。
我幾乎被惆悵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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