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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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澎湖灣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之十八)

(2018-11-17 08:21:42) 下一個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十七章 再見,澎湖灣

我有個大學同學,姓連,在一家報社工作。6月底的一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想見一麵。他的辦公室在阜成門,離我外婆家很近,於是我約他下班後在月壇公園見。傍晚六點,我站在月壇公園北門等他。北門的兩側各有兩個花壇,一個園藝工人正在整理花壇。我漫不經心地看向園藝工人的方向。我對他並沒有特別的興趣,我隻是眼睛總得看點什麽。然而在當時的氣氛下,盯著任何一個人看太久都顯得可疑。那個工人大概也感覺到了我的目光。他猛一抬起頭,大草帽下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我趕緊移開目光,轉而盯著馬路。騎著自行車的人們潮水般從路上漫過。

遠遠地,我看到連騎著自行車過來了。他也顯得很警惕,前後左右觀察了一番,這才在我麵前停下。我什麽話也沒說,腦袋朝公園裏歪了一下。他從自行車上下來,我們就像電影裏的特務接頭一樣,肩並肩往公園裏走。

自從1988年7月大學畢業後,我和他隻見過一次麵。那是在1989年的春節前夕,我們班幾個同學在他的宿舍裏聚了一次。想當初畢業的時候,我們都發誓要常聯係。我們都真心以為同學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實,那種不可分割感多半來自於大學校園加在我們身上的魔咒。一旦天各一方,魔咒也就失效了。

好久不見,連顯得很憔悴,一臉憂心忡忡。我問他最近過得怎麽樣?是不是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影響?他回答說當然有,對每個人都有。他所在的工作單位已經開始了清查。每個人都必須寫交代材料,從4月15日起,逐日交代每天的行動,要精確到小時。他今天找我,就是因為他收集了一些和天安門運動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按規定必須上交,但他又舍不得。他以後也許要寫一本書,記錄這段曆史。可現在他住在集體宿舍裏,三個人住一間房,根本一點隱私都沒有。他覺得我在外國企業工作,又住在自己家裏,也許他能把資料暫時寄存在我這兒。說到這裏,他指了一下自行車的後座。車後座上夾著一個書包。他從書包裏掏出一個沉甸甸的牛皮紙口袋。

我滿口答應,鄭重其事地捧著那個牛皮紙口袋回到了我外婆家。

北佳公司也在搞清查。雖然是個合資公司,但北佳的合資中方屬於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天安門事件後,北京大學成了重點整治的對象,每個教職員工都必須寫交代,逐一審查,人人過關。六月下旬以來,北佳公司已經開了好幾輪整治會議,隻是一直到七月中旬,人事部才突然想起:他們還有一個員工在北京飯店工作呢。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公司通知我當天下午前往位於中關村的總部開會。

中午12點,我連午飯都無心吃,就走出北京飯店,坐上了公共汽車。一路上我都在進行思想鬥爭:我要不要如實交代我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所做所為呢?我做的不太靠譜的事兒,也無非就是去廣場給佳能公司拍些照片。這種事兒,我自己不說,村田、川島、小趙也都不會主動揭發我。這時我開始慶幸我的上級單位不是FESCO。如果我跟小趙是同事,那我被揭發的可能性就很大。就算小趙不主動揭發,如果管理層向他詢問,他也不敢包庇我。

隻是,我出過一個小紕漏,那就是我曾經在《攝影報》上發表過一張照片。

我有個同學在《攝影報》工作,我在天安門廣場遇到了他。他看我拿著佳能的新款相機,神氣得像個專業攝影師,於是就鼓勵我向他投稿。我自然一口答應。村田先生看中的是照片傳達的信息,他對人像不感興趣,而我恰恰有幾張自以為拍得特別好的人像。《攝影報》編輯部在海運倉,離北京飯店很近。有一天午飯時間,我就帶著被村田先生棄之不用的,而我又敝帚自珍的幾張人像照片去了我同學的辦公室。幾天之後,我的一幅攝影作品就發表在了《攝影報》上。

出現在我照片上的人物,是北佳公司一個姓張的銷售員和他的弟弟。張和我一樣,是1988年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北佳公司的,他的弟弟當時正在中國人民大學上三年級,參加了絕食。張是來廣場勸他弟弟回學校的。我見到張的時候,他坐在弟弟身邊,正在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弟弟不吃不喝好幾天,此時已經半昏迷,隻是麻木地靠在哥哥的肩膀上。我一看他倆的造型,簡直是完美的古典主義的三角形構圖,於是趕緊抓拍了下來。隻有當照片發表後,我才想起肖像權這回事,於是給張打了個電話。張說沒關係,他無所謂。

我要不要交代這件事呢?這件事本身沒什麽,但它會牽扯出其它的問題。清查小組也許會問:你難道隻去過一次廣場?那麽巧就碰到了張同學?一卷膠卷三十六張,其它三十五張照片呢?照此推論下去,必定像扯線團一樣,把我給佳能公司收集情報的事兒全盤牽扯出來。所以,我應該隱瞞這件事。可是如果我不交代,張同學交代了怎麽辦?反過來說,如果張同學沒交代,我卻交代了,那豈不是既害了自己又害了他? 唉,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讀過“囚徒困境”,原來現實生活中真地會碰到這種情境啊!

也許是為了拖延時間,我選擇了103路無軌電車。這趟車要穿過北京的老城區,經過美術館、北海公園、白塔寺。很多路段隻有兩條行車道,自行車經常與機動車混在一起。車站與車站之間的距離也短,往往車剛離開上一站,還沒來得及加速,下一站就已經到了。好處是坐車的人不多,有座位。我坐在車窗旁看風景。一個多月過去了,戒嚴部隊的存在已經不再顯得突兀,那些綠色的身影儼然已經成了城市風景畫上的標準配置。軍人們也不隻是持槍站崗,而是盡最大可能融入城市生活。在北海附近,幾個軍人正在清掃馬路;在白塔寺路口,一個軍人攙扶著一個老太太過馬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質樸,有人甚至靦腆得可愛,讓你恍惚覺得6月3日晚發生的一切和他們沒有關係。就算有關係,他們做的也是一件好事,是幫助任性胡鬧的北京人把糟糕的生活恢複成正常的模樣。正因為他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平靜地、從容地、有秩序地生活,該上班就上班,該吃飯就吃飯,該交代問題就交代問題。

我到底應該不應該交代呢?

就算我不交代,張也不交代,危險有沒有可能來自於《攝影報》那頭兒呢?安全部會不會拿著報紙逐一找出每張照片的攝影師的下落?如果當初發表照片的時候用一個筆名就好了。記得我同學還問過我:“要不要起個筆名?”我說:“不,就用本名。要是用了筆名,誰知道那是我的作品啊?”

為什麽我要如此自戀,如此愛出風頭?我仿佛看到我父親露出嘲諷的笑:我擔心的事情到底還是發生了。

我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特裏莎勇敢地拍下示威群眾的畫麵,冒著生命危險把膠卷交給外國記者,過後這些發表在國外的照片都成了秘密警察清洗異見分子的證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怎麽這些細節和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呢?在那一刻,我體會到了文學的力量。我望著窗外,越過眼前一張張疲憊的臉,一條條灰濛蒙的街道,我的心不管不顧地飛升起來,飛到四四方方的北京城的上空,穿越一切有形的和無形的障礙,飛向一個更廣大的世界。我對自己說:有朝一日我也要寫一本這樣的書,盡管我隻是一個無關大局的旁觀者。我要對得起自己經曆過的日日夜夜,我要對得起這個時代。

這不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隻屬於我的那份責任嗎?

一想到這裏,我覺得勇氣倍增,似乎生活又有了意義。但隨即我又開始懷疑自己的勇氣能持續多久。上大學的時候,每次越是臨近期末考試,我頭腦中靈感的火花就會愈發活躍。我隻能壓抑著自己的寫作衝動,決心一旦考完試,立刻就動手寫作。但隻要一考完試,我立刻就會變得閑散起來,寫作的欲望消失得無影無蹤,靈感的火花也灰飛煙滅。

我一會兒強烈地否定自己,一會兒瘋狂地肯定自己,就像我乘坐的無軌電車一樣,啟動,剎車,開門,關門,反反覆覆,直到動物園。

我在動物園換上332大站快車,第一站就是魏公村。放眼望去,整個中關村都顯出了蕭條。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某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四通,在天安門事件中積極資助學生,以至於公司領導層在事件被鎮壓後流亡海外;二是中關村的公司所經營的都是計算機一類高價值辦公用品。在1980年代末,個人用戶還不是主流,能夠購買這些辦公用品的都是學校、出版社等等,而這些單位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都在忙於整頓、清查。

眼瞅著北佳公司就到了,我決定聽天由命,見機行事。北佳公司的總部在北大東牆外的中關園,位於一幢居民樓的一層。我推開朝向大街的玻璃門,進了銷售大廳。大廳裏沒有開燈,雖然是白天,廳裏也顯得昏暗。靠牆有一圈展示台,上麵擺著各種計算機、打印機、照排機。從前展示台前有一排椅子。今天這些椅子都被擺在大廳正中。公司的員工們都坐在椅子上,每個人都擺出一張“開會”臉,就是那種貌似全神貫注,實則心不在焉的表情。我用目光在人群中尋找張。我發現他也在看向我的方向。然而我們的目光一旦接觸,他又立刻把目光移開了。我找了個空椅子坐下,拿出筆記本,也擺出了一張“開會”臉。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去了茶水間。張也緊跟著走了進來。他一見到我就熱情地說:“你來了!你為什麽很少到總公司來?是不是日本人對你的剝削很厲害?”我說:“你還真說對了。日本人太會剝削人了。趕緊同情同情我吧。”他又說:“你上次打電話好像提過報紙的事兒?是哪家報紙來著?”他這是暗示我他沒有交代照片的事情。於是我說:“我有個同學在報社當編輯,他說過想引進照排係統,我想把他介紹給你。不過最近各單位都忙於清查,估計一時也顧不上這事兒了。”他說:“沒問題。以後有機會一定要想著我啊。”

財務部就在茶水間的旁邊。我們說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就坐在財務部裏。等我經過財務部返回銷售大廳的時候,副總經理特別走出來和我打了招呼:“小王,你在日方工作,有可能接觸更多的潛在客戶。如果有這方麵的信息,一定要和銷售部及時聯係啊!”聽起來,公司的工作重心還是掙錢,於是我愉快地說:“那當然。”

我隻去總公司開過那一次會。會後我寫了份交代,從北京飯店傳真到公司在中關部的總部。這件事就這樣圓滿結束了。以為我靠著機智躲過了清查。但其實,我靠的是運氣。每個單位的清查力度,取決於具體掌權的人。有些單位的領導以整人為樂趣,就會把大家整得人心惶惶,以鄰為壑。也有些單位的領導對清查不感興趣,隻是走個形式而已。說到底,總有人選擇槍口抬高一寸。

七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我外婆家的書桌前,拉開書桌左側最下層的抽屜,發現我的雙肩背包不見了。那個包裏有連交給我保存的材料,有我自己拍的照片,還有那份發表了我的人像作品的《攝影報》。我把書桌左側的三個抽屜都拉開,沒有。我把外婆家的五鬥櫥拉開,沒有。實際上我的背包根本不可能在她的五鬥櫥裏,她總嫌我的背包髒。

我站在房屋中間,茫然四顧。這個家裏再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東西了。我外婆坐在床上,始終不說一句話。這種反應也比較奇怪。一般來說,如果我開始找東西,往往還不到一分鍾,她就會問:“你到底找什麽?”我說我在找鑰匙,她就會說:鑰匙不就在那兒嗎?我順著她的手指一看,可不就在那兒嘛,怎麽我愣是看不見呢?這時她就會不厭其煩地教我治家的基本原則,比如東西應該放在固定的地方,閉著眼睛也能找到。她還會借題發揮,比如“你現在有我幫你找,以後自己有了家,你可怎麽辦呢?”

今天她的沉默很不同尋常,我越想越覺得可疑,最後終於不得不直言相問:“您看到我的雙肩背包了嗎?”

她用針搔搔自己的頭發,說:“噢,對了,我忘了告訴你了。今天陸華來,走的時候東西太多,拿不了,跟我借個包。我就把你的背包借給她了。”

“裏麵的東西呢?”

“裏麵的東西?”她作出迷惘的神態。很顯然,她的迷惘表情並不是因為第一次聽說裏麵有東西,而是她還沒想好對策。

“裏麵有很多資料,我的資料。”

“都是有用的東西?”她反問。

“當然了。沒用我留著它們幹嗎?”

“唉,我又不認字,”她說。

“您到底把它們放哪兒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邊等著她的回答一邊轉著圈地打量著屋裏的各個角落,心裏已經感覺凶多吉少。

“我全當廢品賣了。”她說,眼睛不看我。

“你什麽?賣廢品了?”我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我才說:“那才能賣幾個錢呀?您缺錢不能跟我說一聲嗎?”

“唉,”她歎了口氣,“我不就是不識字嗎?”

我對這句辯解充滿了反感。她平時總因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自卑,沒想到現在不識字倒成了武器。我失去了耐心和禮貌,帶著惡意反駁說:“您不能等我回來問問我嗎?不識字還有理了?”

她的臉掛了下來,看來這句話傷害到她了。“你還別說,我真有件事要問問你。”她冷冷地從床上下來,走到我的書桌前,拉開抽屜,從裏麵拿出一個火柴盒大小的盒子。“這是什麽?”她問。

我一下子臉紅了。那是一盒避孕套。

“你憑什麽翻我的書包?”我有些氣急敗壞,連“您”字都放棄了。

她笑眯眯地看著我,笑容裏充滿諷刺。“你包裏的東西,就這一樣我沒賣。”

我一句話都說不出。

她把包裝盒打開,從裏麵拿出一隻透明塑料袋包裝,舉起來,對著燈,瞇縫著眼睛仔細看,臉上依然掛著詭異的笑容:“這到底是什麽呢?我長這麽大歲數,怎麽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呢?”

她的確很可能一輩子沒用過避孕套,但她知道那是什麽。我又羞又惱,奪門而出。

出了外婆家,我去了北京飯店。我在服務台拿了鑰匙,在客廳裏的沙發上躺了一夜。我幾乎一夜沒睡。事情發生得太快,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麽走到了這一步。

有一點我很清楚:我已經回不去我外婆家了。我所有的思考都得以此為起點。我到哪裏去住呢?當然是自己租房子住,隻不過一時半會兒不容易找到合適的。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北佳公司的宿舍。缺點是宿舍在中關村,每天上下班比較辛苦。但看來我也隻能騎著馬找馬,等在北京飯店附近找到合適的房子再搬家。天亮了,我給北佳公司打電話。公司後勤經理說兩人一間的宿舍已經沒有了,我如果今天就要住隻能自己住一間,每個月一百元錢。以後如果有人與我合住,租金就可以降為每個月五十元。我一口答應,說今晚就要住。

下班後,我回到外婆家收拾東西。坐在車上的時候,我又想:我是不是太過分了?也許整件事並沒有我想得那麽嚴重?她無非就是拿避孕套羞辱我一下,可避孕套就是我的,又不是她栽贓陷害。我如果覺得自己擁有避孕套完全是正當的,為什麽要惱羞成怒呢?但是話說回來,她為什麽要采用這種方式呢?因為她知道自己錯了。她賣了我的資料,又找不到正當理由,於是就拿出避孕套來,想讓我羞愧難當,立即住嘴。而這,不就是共產黨的一貫策略嗎?每當共產黨要整垮一個政治對手,一定要先把這個人描述成道德敗壞,生活墮落的人。為什麽我外婆受了一輩子的審查,終究還是學會了共產黨那一套?這麽一個人,我是絕對無法和她一起繼續生活的。

我拿鑰匙打開了門。我外婆和以往一樣坐在床上。雖然我已經打定主意與她決裂,但我仍然抱有一絲幻想,以為我一夜未歸,她又會哭得雙眼紅腫。然而她沒有。她臉上幹幹淨淨,也沒有架著墨鏡。她抬頭看了我一眼,不動,也不說話。我隻好冷冷地說:“我要搬走了,來收拾東西。” 她點點頭,說:如果東西太多,一時拿不走,可以先放在她家,以後隨時回來拿。

“以後回來拿?隻怕我一轉身,我的東西就都被賣了。”我的話裏還是忍不住帶刺兒。

她聳聳肩,不跟我一般見識,更顯出我的氣急敗壞。

我留下鑰匙,拖著兩隻箱子走進黑漆漆的樓道。她放下手裏正在做的活兒,從床上下來,站在門口,目送著我走到轉角處,才把自己房前走廊上的燈關掉。

我就這樣倉皇地離開了外婆家。本來是我自己想走的,但是事後越想越覺得是被我外婆有計劃趕走的。否則,她為什麽不挽留我呢?她是一個趨利避害的人。她肯定已經計算清楚:我給她帶來的麻煩將多於益處。也許根本原因還在那包資料上。她再不識字,也看得懂照片,她知道那包資料和天安門事件有關,隻是她畢竟不識字,無法判斷保存那包資料是多嚴重的罪行,於是反而陷入了無邊的恐懼之中。

很多年以後,我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寫作一拖再拖,這時我開始原諒我外婆。其實那包材料並不重要,就算我手上依然保存著它們,我也不能保證我會更早動筆。不過,直到我外婆在1997年去世,我也沒有真正與她和解。即使不為那包資料,還有避孕套擋在我們中間。兩個都是傷害。我也分不清哪個更輕,哪個更重,哪個是實質,哪個是借口。

九月初的一個上午,我忽然接到了陸華的電話。她說自己來北京談業務,剛從王府井工藝美術品商店出來,想到我就在這附近,於是就想來看看我。我說“好,我請你吃飯吧。” 我估計陸華不喜歡吃西餐,我就帶她去了東來順。

東來順是一家經營涮羊肉的店。從前老北京的正宗涮羊肉,隻涮羊肉、粉絲、豆腐、白菜,近來新派料理湧現,菜單上也出現了各種山珍海味。服務員向我們推薦對蝦,說價格非常便宜。

價格的確是便宜,我懷疑自己聽錯了。“怎麽這麽便宜?”我問。

服務員說:“本來要出口的,訂單都被取消了。”

一聽這話,陸華就歎了口氣。陸華的產品有一部分出口,我估計她的生意受到了影響。

點完菜,服務員端上了一隻火鍋、兩盤羊肉、兩對對蝦、一盤豆腐、和一盤白菜。火鍋的好處,就是點完就可以立刻上菜,不耽誤時間。

隔著熱騰騰的蒸汽,我問陸華:“你的生意怎麽樣?”

陸華又是搖頭又是歎氣,最後說:“不提這些不開心的事兒了。”

我說:“好,咱們開吃。”

吃了一陣,陸華忽然說:“其實今天應該我請客,我是來向你道歉的。”

我說:“道歉?什麽事兒?”

她說:“如果不是我借書包,姨外婆還不會發現你那包資料。她問我那些東西是不是很危險,我說很危險,於是姨外婆就把它們燒掉了。也許我不該多嘴。”

“燒掉了?”我情不自禁地反問,“她跟我說是賣掉了。”

“唉,我又多嘴了。”陸華搖頭晃腦,作出悔恨不已的表情。

我說:“沒事兒,燒掉和賣掉也沒多大區別。”

但是我心裏卻為外婆勾畫出了一幅更清晰的心理圖。如果她說燒掉,那麽她就是故意毀壞我的資料,如果她說賣掉,那麽她可以推說自己不識字,無意中犯下了錯誤。也就是說,她一開始並沒有打定主意和我恩斷義絕,還是我那句“你不識字你還有理了”惹惱了她。

陸華說:“我昨天住在姨外婆家,跟她聊了很長時間。她還是挺想你的,你有時間應該回去看看。“

我說:“好吧。”

她頓了一下,又問:“你還有可能回去住嗎?”

我想到每天奔波的辛苦——三個小時在路上。相比之下,住在外婆家畢竟是輕鬆多了。但我無論如何不會回去住了。就算她原諒我,我原諒她,我還得時刻擔心她再燒掉/賣掉我的東西。我已經嚐到了自由的滋味。我直到23歲才體會到自己一個人住一間房子的好處。我不會再回頭了。於是,我搖了搖頭。

她說:“那好吧,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打算住在姨外婆家裏。我可以替你照顧她,如果她有事,我會及時通知你。”

“你住在我外婆家裏?”我感到很驚訝,“你不上班了?”

她說:“外貿生意不好做,工廠都停產了。我想來北京找個打工的機會。” 她挾起一隻蝦,看了看,又放下了。“實在吃不下去。”她說。“一想到這是被取消的訂單,我就吃不下去。”

我隱隱有一種被陸華算計了的感覺,但我也不好對她太苛刻。我畢竟還有工作,她的生意卻受到了重創。

吃完飯,陸華問我能不能順路到佳能公司去拿些宣傳品。雖然暫時不能出口,但她還是想緊跟潮流,不想被甩下太遠。我說可以,於是我們沿著王府井大街向南走。路過一個胡同口,我們看到一輛軍車正在倒車。司機企圖將車倒著開上人行道,但必須從兩棵樹之間通過,可供車身左右挪動的空間很小。馬路兩側站滿了圍觀的人,不說話,隻是看,帶著興災樂禍的表情。

“一看就是農村兵,嘖嘖。”有人評論道。

這種圍觀給司機帶來很大的壓力。他緊張得滿頭大汗,猛地一踩油門,車撞到了一棵樹。

人群中頓時噓聲四起:“農村兵,嗬嗬。”

 “可別亂說,聽說便衣都會讀唇術。”第二個人說。

幾個人“嘿嘿”笑了起來。然後,也許是看夠了,人群開始散去。

我和陸華繼續往前走,走到一個行人相對稀少的地方,陸華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輕輕地問:“真地殺人了?”

我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準備,任何一個住在北京的人都不會問出這個問題。過了幾秒鍾,我才反應過來:陸華住在離北京三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真相竟然如此羸弱,連三個小時車程都無法抵達。

我說:“當然。”

她還是半信半疑。

我說:“不信,你去問問你姨外婆,就在她家窗口下就打死了一個人。要不,你去大北窯看看,那邊兒有一座33層高的玻璃幕牆建築,到現在還有幾塊玻璃沒裝上呢。”我忽然很感謝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他們一直留著那幾個黑洞,本來是為了搪塞客戶的,現在倒成了物證。不過我轉念一想:幾塊碎玻璃也說明不了什麽。碎玻璃畢竟不是屍體。

即便我從不懷疑發生了鎮壓,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也隻能當作間接證據。我看到了木樨地方向橙紅色的煙霧,看到一輛一輛黑蝙蝠般從天而降的三輪車,看到傷員身上的深色汙磧,看到兒童醫院後門牆上的死亡名單,聽到樓下放鞭炮一般的槍聲,看到坦克從北京飯店中餐廳窗外開過,頭上的瓷勺撞在瓷碗裏發出“卡拉”“卡拉”的細碎聲音。這些,能算做證據嗎?

我不禁有些沮喪,我要寫一本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書的決心又開始瓦解了。我從未抵達事件的中心,從未看到事件的全貌。我有什麽資格寫這麽一本書呢?

我和陸華沿著王府井大街繼續向南,遇長安街右拐,繞過持槍站崗的戒嚴士兵,與數不清的疑似便衣擦肩而過,穿過高大的自動門,進入北京飯店大堂。

一路上陸華讚不絕口:“你上班的地方真是太高級了。”我故作矜持,心裏暗自得意。走到辦公室前,我輕輕推開門,探頭往裏望了一下。我不準備向大家介紹陸華,隻想讓她等在門口,我進去拿幾本宣傳畫冊,然後就打發她走。門一開,隻見客廳的茶幾上放了一隻大蛋糕,川島小姐正揮舞著刀叉切蛋糕呢。一看到我,村田先生立刻說:“小王,你回來得正是時候,快來快來,一起來吃蛋糕吧。”我回頭看了一眼陸華,有點猶豫,村田先生就說:“一起來,一起來。”於是我就和陸華一起進了辦公室。

進了辦公室,我才發現除了村田先生、川島小姐和小趙之外,沙發上還坐著一個看起來非常眼熟的人,就是那個川島小姐非常喜歡的,長得有些像日本歌星西城秀樹的人。

我知道他是誰,隻是忘了他的名字。

我猜今天是他的生日,因為我們辦公室這幾位的生日我都知道。於是我問:“誰的生日?”我期待村田先生或者川島小姐的回答中能包含那位先生的名字。

村田先生笑眯眯地說:“不是生日,是佳能公司大連分公司破土動工了,我們慶祝一下”。

“太好了!祝賀!”陸華說。我心想:你懂什麽?但是川島小姐聽了很高興,把最大的一塊蛋糕遞給了她。

“你還吃得下去嗎?”我皺著眉頭問。

“吃不下去也要努力。”陸華笑著拿起了叉子。

“我就喜歡這種態度!”村田先生朝陸華伸出了大姆指。

為什麽人人都更喜歡她?我悻悻地吃了一口,悶悶不樂。

對陸華的嫉妒和蛋糕一起堵在我的胸口。下午,我趁人不注意,跑到11樓的公共衛生間,雙腳一前一後踏上了體重計。這才三個月,我的體重已經不知不覺已經長了五磅。

我幾乎被惆悵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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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納 回複 悄悄話 回複 '好心有好報' 的評論 : Thanks!
好心有好報 回複 悄悄話 This is the best novel about 1989 I ever read, thanks for sharing our memories.expect the next
安納 回複 悄悄話 回複 '林向田' 的評論 : 一聲歎息
林向田 回複 悄悄話 "真相竟然如此羸弱,連三個小時車程都無法抵達。" - 很多人真相在眼前都不承認,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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