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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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孫去世了。他曾於1984至1989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既不是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也不是最後一個，但卻是他最為人所銘記的一個。許多在他就任校長期間畢業的北大學生都以畢業證上有丁校長的簽名而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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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清丁石孫對我的意義，還得先從我轉係的事兒說起。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計算機係微電子學專業。上了大學不久，我就意識到我和我的微電子同學們有著巨大的差距。我的學習能力也還算不錯，但除了應付考試之外，我對微電子專業沒有一點了解。我的大腦用於儲藏八卦的區域裏，沒有一丁點庫存是分配給微電子學的。中國的微電子產業在國際上處於什麽水平？台灣如何？新加坡如何？如果現在建一個芯片工廠，應該建在上海還是建在北京？中科院半導體所和北大微電子哪家強？同學們聊的這些都讓我如墜五裏霧中，讓我深感自己的無知。反過來，每次一到中文係宿舍，我立刻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荷馬史詩》應該比作中國的《西遊記》還是《水滸傳》？喬治·桑更愛繆塞還是肖邦？這一類八卦，我隨時都插得上嘴。
在北大的第一年，我一直在琢磨怎麽才能轉到中文係去。
在八十年代，中國人所能擁有的自由少得可憐。大到遷徒自由，小到轉係自由，都是連想都不用想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處於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個國家每年出產多少鋼材，多少棉花，建造多少大樓，都必須由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來決定。同樣的道理，國家需要北京大學每年生產五十名電子工程師和五十名編輯，結果北京大學卻生產了四十九名電子工程師和五十一名編輯、記者，那麽國家的計劃就被破壞了。
在1984年的中國，要爭取從計算機係轉到中文係的權利，其難度相當於在2000年的美國爭取同性結婚的權利。
我萬萬沒想到，在大學二年級開學不久，北京大學宣布允許學生提出轉係申請。一夜之間，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變成了現實。這個奇跡的實現，得益於1983年上任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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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孫1927年生於上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時報考大學。那時物質短缺，生活艱難，當時上海的電力公司是外國人辦的，工資比較高，於是丁石孫就報考了電機係。但是，念電機係需要畫圖，丁石孫不善於畫圖，考試、作業都隻能勉強得60分。一年下來，他覺得自己實在無法完成學業，於是轉到了數學係。盡管數學專業的學生就業前景並不十分明朗，但在數學係他感到如魚得水。這個經曆讓他認識到：每個人必須了解自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否則會很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戰敗的日本人撤出了中國，但中國人民渴望的和平並沒有立刻到來。丁石孫上大學的城市位於國民黨嚴密控製下的南方。他親眼看到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落後，民不聊生。丁石孫認為：在一個不安定、不公平的社會裏，個人不會有前途，所以年青人必須參與推動社會的改革。他積極地參加了學生運動、街頭抗議，並因此而被捕。等到他被釋放出來，學校已經把他開除了。當時所有南方的學校都有一個“黑名單”，丁石孫就在這個黑名單上。無奈之下，他隻好前往北京繼續求學。北京雖然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但當時的北京市長傅作義相對開明。丁石孫在北京大學當校長的階段，幾乎每年都要爆發一次學生遊行。丁石孫在處理學運的過程中，站在同情學生的立場，大概也和他自己年輕時這一段經曆有關。
1948年，丁石孫來到北京清華大學上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大學數學係當老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大學的教學全部中斷，所有的教師都被派去做體力勞動，丁石孫也不例外。他被派到農場擔任炊事員。丁石孫認為：自己被剝奪了教書的資格是不公正的，但這不是不好好做飯的理由。他天天挑著擔子去集市上買菜，要是哪一天能買到豆腐，他就會非常高興，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豆腐是人們能吃到的蛋白質含量最高的食物。後來當了北大校長，學生們直接向他反映食堂飯菜不好吃，丁石孫也很樂意解決這一類問題，這大概也跟他當過炊事員有關。
1978以後，北京大學開始恢複正常的教學和科研，然而當時的北大已經被“文化大革命”撕裂，在“文革”中互相鬥爭的幾個派係一時間無法把宿怨放下。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管理經驗，但卻心胸寬闊，為人正直，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丁石孫就被大家選為數學係的副係主任，後來又成為係主任。很快，丁石孫表現出了突出的管理能力，成為北大最知名的係主任。1983年，丁石孫正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忽然通知他：你已經被全校教職員工投票，選為校長。
由北大教職工投票選校長，這在北大的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以後也再沒有出現。丁石孫這個民選校長，就成了北大曆史上空前絕後的一例。
正是在丁石孫治下的北大，我獲得了轉係的可能。不過，丁石孫之後的北大雖然在政治上趨於保守，但學生轉係的自由還是保留了下來。所以，允許學生轉係，也許不應該歸功於丁石孫，而應該歸功於時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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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孫對付學生是很有些手腕的。
1984年12月，我進北大剛剛三個月，就經曆了平生的第一次遊行。這次遊行又被稱為“宿舍熄燈事件”。北大學生宿舍從前是通宵不熄燈的。據丁石孫回憶：1984年開學後的一次校長辦公會上，有人提出：部分學生晚上不睡覺，會影響別人休息。為保證學生的健康，建議學生宿舍統一在晚11點熄燈。丁石孫知道這件事很敏感，因為北大學生自由慣了，突然要求大家統一作息時間，可能會引起不滿。為慎重起見，他請副校長在學生中進行民意調查。副校長召開了兩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多數學生都表態支持晚11點熄燈，於是副校長得出結論：學生們讚成熄燈。
以上是丁石孫的官方回憶。丁石孫難道不知道這種座談會是怎麽回事兒嗎？
實行熄燈的第一天，學校裏爆發了遊行。一些學生包圍了中關園四十三樓，因為聽說丁石孫校長住在那裏。他們舉著火把，大聲喊著丁校長的名字，但是丁校長的夫人卻出現在四十二樓的陽台上，告訴他們：“丁校長已經去了辦公室，你們最好還是回學校去找他吧。”
丁石孫早就料到學生們會來他家鬧事兒，提前騎著自行車進了校園。學生們沒能在他家把他圍住，出師不利，也就偃旗息鼓了。
仔細分析丁石孫對熄燈的處理，我認為丁石孫狡猾大大的。當然，這裏的狡猾不帶貶義。我隻是想強調：丁石孫不是焦裕祿。現在有些回憶丁石孫的文章描寫丁石孫如何騎著自行車在校園裏穿行，強調他如何簡樸、勤勞、親民，都快把丁石孫寫成焦裕祿了。但我覺得那不是丁石孫。丁石孫也是官員，也有政治手腕，但他起碼尊重常識。也許，這就是民選官員的特點。丁校長是北大最後一個既有個性又得體的北大校長。丁石孫之後，我們見過打官腔的校長，也見過貌似有個性實則出乖露醜的校長。讀錯字真不是什麽大事兒。丁石孫也未必不讀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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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我在從圖書館往勺園走的路上碰見了騎在自行車上的丁石孫。那時我即將畢業，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正處在人生的巔峰上。我很想攔住他，告訴他：“感謝你允許北大學生轉係。因為你的改革，使得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但不知什麽原因，我並沒有這樣做，隻是原地站住，目送著丁校長從我身邊經過。
現在想來，其實那時的我就已經對自己獲得的自由存在不確定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對得起這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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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孫曾經說過：“我是一個曆史樂觀主義者。”這話什麽意思呢？大概是說他相信曆史是進步的，是一代更比一代強的。但我卻對現實十分悲觀。我對丁校長的印象就是一個又有個性又得體的人。現在他去世了，那個勉強講究得體的時代結束了。如今是你不出乖露醜不裝瘋賣傻什麽也做不成的時代。讓我如何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