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在我上大學的八十年代，中國人所能享有的遷徙自由少得可憐。記得那時針對出國留學有個規定：大學畢業後如為國家工作不滿六年，出國留學需交培養費（大學畢業生一萬元，研究生二萬二）。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萬元戶”就是有錢人的代名詞。我的一個同學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東拚西湊到“贖身費”之後仰天長歎：“終於和這個國家一拍兩散了。”
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下，我想當然地把行走天下看作一種特權。那時候我最喜歡的歌是崔健的《假行僧》：“我有這雙腳，我有這千山和萬水”；以及齊豫的《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遠方代表著理性，隻有見多識廣才有可能戰勝偏居一隅帶來的愚昧；遠方也代表著個體自我的確立：一個人上路，把家庭、社區加給你的集體自我拋在身後。
我們家從2005年開始了移民的旅程。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我們先去新西蘭，又去加拿大，再去美國。和我的願望相反，我女兒並不為自己能夠行萬裏路而感到自豪，反倒會為經常與朋友分手而感到焦慮。她曾在一篇“個人陳述”中寫過一段話：“每一次，當我剛剛融入環境，我媽就要把我扯走，就像撕下一塊創可貼。”這篇“個人陳述”因為足夠“個人”，深得英文老師喜愛。
當我們聊起這些年的足跡時，我女兒會用頗為滄桑的語調細數自己轉過多少個學校，又會用極其羨慕的口氣談到她班上有些出生在加拿大的同學最遠就到過幾十公裏外的白石鎮，最後信誓旦旦地表示：“將來等我有了孩子，孩子十八歲以前絕對不搬家。”
北島有一篇文章《古老的敵意》，靈感來自於裏爾克的《安魂曲》：“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古老的敵意”這個表述，成為我看待親子關係的一個視角——盡管我對“敵意”的理解也許與詩人們相去甚遠。
生活的善意，就是父母竟然能夠為孩子創造出父母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生活的敵意，就是在上一代人努力奮鬥的過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點已經悄然改變。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並不心存感激。
作父母的不必抱怨，隻需要理解：這就是生活的“古老的敵意”。
我曾經關注過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Shigehiro Oishi的工作。在一篇發表於2010年《個性與社會心理學雜誌》的文章中，Oishi及合作者報告了一項長達十年，訪問對象多達7108位成年美國人的追蹤調查。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在童年時代頻繁搬家的孩子，長大後幸福感相對較低。
這個結論並不讓我吃驚，但卻不讓我滿意。影響一個人幸福感的原因應該不止有一個，遺傳因素就不應忽視。醫學界認為人體內一種名為“5-HTT”的基因就與情緒密切相關，這種基因變體的不同長短組合能影響生活的快樂程度。假設一對父母的基因裏就有不快樂的成分，這對父母一方麵經常搬家以追求更快樂的生活，另一方麵又把基因傳給了子女，那麽子女成年後體現出的較低的幸福感，到底應該歸罪於哪個因素呢？
不管怎麽說，這個問題的提出，基於部分美國人頻繁遷徙的現實。當遷徙的權利不再成為問題，對遷徙的焦慮就成了問題。
除了上述有爭議的結論外，Shigehiro Oishi教授還有很多靠譜的結論，比如他總結出頻繁搬家的人（high movers）比起基本不搬家的人（low movers），在消費上更傾向於選擇連鎖品牌。仔細一想，還真是這麽回事。
有一次，我女兒偶然提起：當年我們住在溫哥華的時候，經常從溫哥華開車去西雅圖玩。剛一過美加邊境，在一個叫布萊恩的小鎮，有一家披薩店，那家店裏有一種叫做“阿爾弗雷多雞肉餅”的披薩。回憶往事時，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告訴我：要是有朝一日能重訪小鎮，再吃一次別處吃不到的“阿爾弗雷多雞肉餅”，她一定能感受到極大的幸福。
2013年夏天，我們從洛杉磯去溫哥華旅行。我特意買了洛杉磯—西雅圖的往返機票，為的就是可以驅車重返邊境小鎮布萊恩。在我們不斷漂泊的人生中，能夠刻意去體會與一個特定地方的獨一無二的聯係，是多麽寶貴的經驗啊！當我女兒心滿意足地享受著來之不易的“阿爾弗雷多雞肉餅”時，我懷著浪子歸來的柔情，嘴裏哼著崔健的“又推開這扇籬笆小門，今天我回歸”，在店裏東張西望。
我在櫃台一角發現了一張宣傳單：“我們接受加盟。”
刹那間，我感到後背一陣陰風吹過。我一直是“經濟全球化”堅定的擁躉。為什麽這一次，一想到可以在任何地方吃到“阿爾弗雷多雞肉餅”，竟有一種如臨深淵的感覺？
我回頭看了一眼，我女兒正在和弟弟爭論最後一塊披薩屬於誰。
轉眼一年過去了，2014年春天我獨自一人去溫哥華出差時，毫不意外地發現該品牌在溫市已經至少開了兩家店。它會像必勝客一樣發展壯大成為全球連鎖品牌嗎？它會一路向南，所向披靡，一直將觸角深到我們所居住的南加州小鎮嗎？
生活的善意與敵意，伴著我們一路前行。
作者性格有些敏感和憂鬱
作父母的不必抱怨，隻需要理解：這就是生活的“古老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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