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五章 外企又叫FESCO
一
北佳公司1988年從應屆畢業生裏聘用了包括我在內的30多個人。我們全都獲得了北京戶口，人事檔案掛靠在北京大學。1988年7月3日，我上午從中文係領了畢業證書，上交了學生證；下午就到未名湖畔的紅一樓辦理了入職手續，領到了工作證。
早在1988年3月，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與日本佳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北大方的核心競爭力是用計算機處理漢字信息的技術，佳能方的核心競爭力是光學儀器。兩位家長打算利用雙方優勢生一個孩子，生產一種中文文字處理機（word processor for Chinese）。當時日本已經有了日文文字處理機(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這種文字處理機的外形很像一台傳統打字機，和阿加莎克裏斯蒂使用的機械打字機（mechanical typewriter）沒什麽不同，但它有兩點革命性的改進。第一，它可以用數字標記來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儲功能，存儲的介質是磁帶。佳能公司認為：隻要解決了漢字處理問題，它就可以按照這個模式大量製造中文文字處理機。
我被北大新技術聘用，原本也是要為中文文字處理機的開發作貢獻的。但公司決定派我到日方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Canon Beijing Office)去擔任聯絡員。就這樣，我從位於北京西北的大學區，一腳踏入了位於北京市中心的滾滾紅塵。
幾何學裏有一個定理：三點決定一個平麵。如今的我在北京有了三個落腳點：我的人事檔案在北京大學、我住在我外婆家、我的工作地點在北京飯店。這三個點紮紮實實地建立起了我與北京的關係。我感覺我算是個北京人了。
二
從我外婆家往南走一公裏，就到了長安街，再沿長安街往東走七、八公裏，就到了王府井。小學時代，每年過春節，我父母都會從天津來探望我外婆，順便全家去逛一趟王府井。我母親要到王府井大街上一個著名的理發館剪頭發，我父親的牽掛則是一家著名的西餐廳。我們通常是一大早就到了王府井，我母親直奔理發館，我父親帶著我和我弟弟去餐廳門口排隊、占座。餐廳上午11點開門，我們最晚10點必須到達。在寒風中排了一個小時隊，餐廳開門了。人呼啦一下就湧了進去。我們挑了一張桌子坐下，點好菜，我父親就開始焦慮地望著門口。不斷有人過來問他：“您身邊的這把空椅子，能不能給我呀？”我父親說：“我們還有一個人呢，馬上就來。”那個人就會很不高興，離開的時候可能會假裝不經意地踢一下椅子腿。我父親顯得很緊張。一方麵，他擔心椅子被別人強行拿走；另一方麵，那麽多人在等座，而我們卻守著一把空椅子，顯得道德上有所虧欠。直到我母親煥然一新地走進餐廳，我父親才露出放鬆的神情。總之，這樣的美食之旅總讓我感覺是一場戰爭。不過我也從未拒絕隨同父母前往。雖然以往的經驗總是一再重複，但萬一這次會有新花樣呢？
1973年春節，走到王府井大街與長安街的交叉口時，我們發現街邊多出了一道圍欄，圍欄外站著很多人，把道路都堵塞了。我父母也停下來，伸著脖子往圍欄裏麵看。我個子矮，什麽都看不見，隻能幹著急。過了一會兒，我父母看夠了，繼續往前走。我問：“到底裏麵有什麽？”我父親說：“裏麵在蓋樓。看地基的規模，應該是座很高的樓。”我不明白蓋樓有什麽可看的。現在想來，大概是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來，北京已經有六、七年沒有蓋過很高的樓了。第二年春節再路過王府井南口的時候，一幢新樓就已經拔地而起了，那就是北京飯店東樓。這一次，圍欄已經換成了鑄鐵的，沿著圍欄種了一圈灌木。圍欄外麵還是圍著很多人，幾乎把道路都堵塞了。我問：“又在看什麽？”我父親說：“在看汽車。這裏停著中國最好的汽車。”
從此後，在電影正片開始前的《新聞簡報》裏，我就經常能看到北京飯店的身影，因為北京飯店承擔著接待外賓的任務。當然，元首級的外賓還是會住在釣魚台，而釣魚台是不對外營業的，無論多麽有錢也住不進去。北京飯店是商業飯店裏最尊貴的，是普通人的想像力能夠到達的豪華場所。
我有個同學姓黃，他的姑姑住在美國。1950年代國內反美情緒高漲，父親和姑姑便斷了聯係。1978年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開始解凍，民間的來往也日漸增多，於是黃同學的姑姑就回到北京探親。黃同學的父親領著他去探望姑姑，姑姑請他們在北京飯店吃飯，其中一盤菜裏既有肉絲又有粉絲。黃同學特別喜歡吃肉，但他不好意思把筷子伸向肉，隻好把筷子伸向了粉絲。他吃了一口粉絲，感覺平淡無奇，內心裏對肉的渴望更加強烈。為了克製自己，他加快了筷子運動的頒率，把盤子裏的粉絲風卷殘雲般消滅幹淨。姑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吃完，悻悻地說：“這孩子這麽喜歡魚翅啊？要不要再來一盤？”黃同學的父親這才恍然大悟：那粉絲狀的食物原來是魚翅。他自己也有幾十年沒吃過了。
黃同學告訴我們：本來父親想讓姑姑收養他，把他帶到美國上學，吃完這頓飯，父親和姑姑道了再見，什麽也沒提，領著他灰溜溜地回家了。黃同學則後悔不已，早知如此，他就應該把盤子裏的肉一掃而光。
當年，這則笑話的焦點是黃同學，是我們這一代人如何缺少見識。2010年我在加拿大的時候，有一次開著車聽廣播，聽到一場該不該禁止吃魚翅的辯論。打進電話來參加討論的基本都是華裔。年輕聽眾普遍支持禁吃魚翅，因為采集魚翅的手段十分殘忍：漁民把鯊魚捕撈上來，把魚翅割掉，再把鯊魚放回海裏。沒有了魚翅的鯊魚隻能在海裏慢慢死去。老一代則普遍反對禁吃魚翅。他們的理由是吃魚翅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在重大的場合，比如婚禮，才會吃魚翅。有人甚至認為禁吃魚翅是種族歧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尊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加拿大出生的華裔)女孩子。她在電話中聲淚俱下地請求她媽媽不要再吃魚翅了。這時我想到了黃同學的姑姑，以往在想到這則笑話的時候，這位海歸姑姑從來不是我的焦點。此刻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也許吃魚翅是那位女士中國之行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因為隻有在中國吃魚翅，才會遠離爭論，避免被兒女瞧不起。可惜，她的樂趣被我無知無畏的同學毀掉了。
三
從1974年北京飯店建成，到1988年我開始在佳能公司工作，這中間我隻進過一次北京飯店。1987年夏天，我準備考托福，需要用美元付報名費。我沒有正規渠道換美元，於是就想找一個留學生幫忙。我曾經給一個叫麥克的留學生輔導過中文，每次兩小時，每小時收費三塊錢。麥克從北大畢業後，到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工作，臨走的時候給我留了電話，叫我去北京飯店找他玩兒。到了想換美元的時候，我想起了麥克。於是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麥克說：“沒問題，我的辦公室在北京飯店XX樓XX號。你來吧。”某天下午，我坐332換15路再換1路前往北京飯店。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來到目的地，比我預想的要長得多。等我到了，麥克已經走了，但他在前台給我留了一個紙條，說過幾天他會去北大，讓我某天晚上六點在學五食堂門口等他。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向學五食堂走去，遠遠地就看見麥克身邊圍著好幾個人。等我走近了，才發現麥克手裏拿著幾張紙條，一一遞給圍住他的人們。看見我，麥克也給了我一張。我接到手裏一看，原來是銀行本票（bank note）。台頭是College Board，金額不多不少正好是考試費所需的數目。
原來銀行本票就長這樣。我本來想拿人民幣跟麥克換美元，然後自己拿美元現金去中國銀行換一張這樣的票證，但麥克連這一步都已經替我省掉了。我趕緊掏出準備好的人民幣，麥克卻連連擺手說“不用了”。其它的人也都沒有付錢。看來麥克就是打算替我們付考試費，就像慈善機構給無家可歸的人分發聖誕大餐一樣。他顯得很自然很熟練，不像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也不知他替多少人付過考試費。我拿著那張票據在暮色中走回宿舍，心裏五味翻騰。我一方麵感謝他的慷慨，另一方麵也有些難堪。我本來是誠心誠意要跟他換美元的，但他好像認定我是來找他要施舍的。
1988年8月，我領到了第一個月工資。我有錢了。我要為自己正名。有一天，我趁著去郵局發信的機會找到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辦公室。我已經忘了麥克姓什麽，也許我從來都不知道他的姓。前台接待員想了半天，終於想起確實有過一個叫麥克的在這裏打過工，不過他早就回美國了。
我有些失望，遂問麥克有沒有留下通訊地址，這樣我可以寄一張銀行本票給他。在外國資本家手下工作了一個月，我對這一類業務已經熟門熟路了。那位接待員見我很誠懇，就問：“他當年借給你多少錢？”我說：“29美元。”她聳聳肩膀，輕描淡寫地說：“算了吧，還不到30美元，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很氣憤。30美元相當於我一個星期工資的四分之一呢。我可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要做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四
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在北京飯店東樓11樓租了一間客房作辦公室。1980年代末期，北京市非常缺乏專業的寫字樓。大量外國公司隻能租用涉外飯店的客房辦公。北京飯店東樓大約有四分之一是這類長租客戶，其餘的房間仍然用於零售，這就使得北京飯店的每一層樓都保留著一個服務台，24小時有服務員值班。
我每天8：30到飯店，從服務台領了鑰匙，打開房間，先把辦公室裏的家俱擦一遍，再把兩位老板的茶杯洗好，沏好茶，放到他們的桌子上，這時差不多就9：00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幾位服務員混熟了。有一位姓肖的服務員，比我大幾歲，但是看上去年齡和我差不多。因為常年在飯店裏工作，不見陽光，他的臉非常白。他總是給我小瓶裝的洗發水，小巧玲瓏的肥皂塊，還有牙刷牙膏什麽的。他說：“你的老板都已經付錢了。”這倒是真的。這些小東西應該是包含在房費裏，但因為我們是辦公室，從來都不需要更新。
肖經常問我：“你說我要不要換個工作？”
我說：“想換就換唄。”然後我就給他講我是怎麽從計算機係轉到中文係的。
“你至少喜歡中文呀，”他說：“可是我什麽都不喜歡。”
“那你怎麽到北京飯店的呢？”
肖告訴我：他不喜歡讀書，高中畢業後考上了飯店管理學校，畢業後就分到北京飯店當服務員了。一開始，他覺得這個工作比在工廠輕鬆，但是幹了幾年後，發現這個工作完全看不到前途。最糟心的是找不到女朋友。女孩子們都覺得這是個伺候人的工作，沒出息。倒是有個香港女老板一直在追求他，說他長得像自己早逝的兒子。他伸出胳膊給我看女老板送他的高檔手表，臉上一點也沒有快樂的表情。
我覺得他的問題太複雜了。我開始躲著他，怕他再向我討要建議。我那點智慧實在應付不了他的人生難題。
但我躲不開他，畢竟每天早晨我要去服務台拿鑰匙。有一次，他問我：“你每天來這麽早幹嘛？擦家俱？那個工作本來就應該是由我們來做的，你老板交的房租裏已經包含這項服務了。”我說：“怪不得我每天擦家俱的時候都覺得一點土也沒有，一條白毛巾擦完了還是白的。這麽說你已經擦過了？”他說：“你老板真無聊。”
聽他這麽一說，我對擦家俱就不再上心了。每天胡亂抹兩下，也沒人看出我沒認真擦。
我有兩位老板。一位是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另一位是副代表川島小姐。村田先生1949年出生在中國，直到1978年才恢複日本國籍並回到日本上學。他雖然是純正的日本血統，但日語是他的第二語言，這使得川島小姐有點瞧不起他。村田先生不在的時候，川島小姐就走到傳真機旁邊，拿起村田先生發往日本的傳真底稿，再回到自己座位上一頁一頁地讀，一邊讀一邊笑，有時竟然笑得前仰後合。我心裏好奇，但不敢問。有一天，她反過來問我：“你知道我笑什麽嗎？”
“不知道啊。”
“村田先生的日語像是六歲孩子寫的。哈哈哈哈。”
川島小姐比我大四歲，畢業於日本某女子大學中文係。她長得非常漂亮，說話嗲裏嗲氣，和電影裏可愛的日本女子一模一樣，隻有跟她有了一定的接觸之後，才能體會到她的刻薄。她讓我覺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用非常甜美的表情說出非常刻薄的話。就像這一句“村田先生的日語像是六歲孩子寫的”，單從她的表情和語氣來判斷，你很可能覺得她是在說“村田先生好可愛啊！”
按日本公司的慣例，擦桌子、端茶倒水這樣的工作應該由女性來做，但川島小姐瞧不起村田先生，覺得他不是日本人，所以不情願為他服務。可村田先生日語再怎麽不純正，也是個男的，並且是首席代表，自然不可能反過來給川島小姐端茶倒水。我上班一個月左右，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是來解決茶水糾紛的。
至於桌子，本來是可擦可不擦的，但川島小姐要我擦，一來可能是掩蓋沏茶的重要性，二來可能不想讓我太懶，總得給我找點事做。除了擦桌子、沏茶之外，我還負責接電話。從前，村田先生如果需要外出，川島小姐就必須留在辦公室裏。自從我來了，再遇到拜訪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這類的事情，他們倆就可以一起去了。這就是我這個“北佳公司聯絡員”的職責範圍。
五
不管我的職責多麽瑣屑，我也算是在北京最豪華的飯店裏有了一份工作。僅這一點，就足夠我外婆向鄰居誇耀的了。
我外婆家在一幢六層的筒子樓裏。那幢樓原本是第一機械工業部的辦公樓，後來改成了宿舍樓。整個樓呈L型。每層都由一個L型的走廊串起排列在兩旁的幾十個房間。每層樓有一個男廁所、一個女廁所和一個公用的盥洗室。公用盥洗室和男、女廁所分別位於樓梯的兩側。住在公用盥洗室附近的人家就可以把煤氣灶、炊具等放在公共盥洗室裏。每到做飯時間，那裏人來人往，十分熱鬧。而住在廁所這一邊的人家隻能把煤氣灶放在自家門口。從理論上說，每個家庭都有權利把自己的煤氣灶放在公用盥洗室，但如果你家離得遠，使用不方便，你也就隻好算了。那時沒有管道煤氣，做飯用的是罐裝煤氣。一罐煤氣加滿氣的時候重達50公斤，我外婆一般兩個月用一罐煤氣，每到需要換煤氣的時候都必須請我姨夫幫忙。逢到這種時候，她就會感慨：“沒有兒子，真是不行啊！”
住在廁所這一側的人家通常會去男廁所洗菜、淘米。他們當然也可以去公共盥洗室，選擇男廁所隻是因為近。男廁所裏麵有一扇門，門裏是坑位，門外有一個水龍頭。水龍頭下麵有個池子。女人們拿著菜盆進了男廁所，如果從門下麵的空隙看到裏麵有兩隻腳，就會用力咳嗽兩聲，門裏的男人也用力咳嗽兩聲，表示知道了。盡管有如此完善的溝通機製，女人們進男廁所洗菜總還是顯得鬼鬼祟祟。她們頭也不敢抬，一通猛洗，然後迅速撤離。
我外婆家不僅住在廁所一側，而且住在這一側樓道的最頂端。我小時候對這些完全沒有感覺，出入男廁所也不覺得臉紅。可是現在我22歲了，北大中文係畢業，我再也無法容忍這種粗陋的生活。我拒絕用偷雞摸狗的方式洗菜。我端著洗菜盆，走過L型樓道長長的豎直線，拐個彎，再走過長長的水平線，長途跋涉前往公共盥洗室。我要堂堂正正的生活。
這大概是我和外婆的第一個分歧。外婆認為她家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因為她擁有走廊盡頭那堵牆的一半的使用權。我不辭辛苦地前往公共盥洗室，表明我不願意將就，也不欣賞她家的地理位置。
不光洗菜，包括刷牙、洗臉在內的一切需要用水的事情，都要去男廁所。為什麽不能去女廁所呢？女廁所的水池特別小，而且水池裏總是放著拖把和瓶裝的消毒液。當時我們的廁所是各家輪流打掃。把清潔工具存放在這裏，意味著各家出麵掃廁所的都是女性，而正是這些女性投了票，決定了這種分配空間的方式，這實在令我覺得匪夷所思 。
去公共盥洗室還存在照明的問題。我小的時候，樓道裏總是很亮堂，因為家家都開著門，隻在門框上掛一個半截的布簾子，既能遮擋行人的視線，又能讓光線——白天的自然光、夜晚的燈光——灑進樓道裏。這種遮擋是象征性的，誰家夫妻吵架，誰家父母打孩子，旁人都聽得清清楚楚。10年後我再回到這裏居住，第一個感覺就是樓道裏特別黑暗，因為沒有一家人開著門。整條樓道隻有四個點能透進自然光——樓梯間、兩個廁所外加一個公共盥洗室。這四個點的光線帶不亮整條樓道。
怎麽大家都關起門來過日子了呢？我記得從前隻有李伯伯家是一天到晚關著門的。
我外婆的解釋是：從前，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你就是關著門，別人也知道你家的底細，所以還不如敞開著，這樣還能通風透氣。再說，有些人是故意的，為的是讓鄰居給他們作證。比如薛家有一個偏癱的老頭兒，照顧老人的是二兒子和二兒媳，他家每天都開著門，其實是兒子和兒媳要全樓的人給他們作證：他們沒有虐待老人。那時候人們很在意社會輿論，如果被認為不孝，在工廠裏評職稱，漲工資，都有困難。
我想起來了，薛家就住在L型的拐點上。老人的床正衝著房門。每次見到有人從門前經過，老人的喉嚨裏都會發出“咕咕”的聲音。我總是快速通過，避免和老頭目光接觸。
“後來呢？”我問。
“自從他們家把門關上，老頭兒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
“你的意思是：他們虐待了老人？”
“這誰說得清？”
就算每家都把自己的門關上，樓道本身每隔幾米也有一盞吸頂燈。現在的問題是這些燈全都不能用，有些沒有燈泡，有些開關被人拆了。我又問外婆：“70年代樓道裏的公共照明至少還有一半能用，怎麽現在反倒一盞燈都沒有了呢？”
“因為沒人願意交電費，所以就被人故意破壞了。”
原來，70年代全樓共用一隻電表，每家按人頭數平攤電費。進入80年代，各家的收入拉開了距離，有些人家有了電冰箱、電視機，有些人家除了電燈什麽都沒有，按人頭數交電費就顯得不夠公平。有錢人家為免口舌之爭就安裝了自己的電表，但公共區域的照明仍然需要全樓人均攤，否則的話，這部分費用就落到最後幾戶沒裝私人電表的家庭身上。但到底分攤多少錢才合適呢？爭議永無休止，全樓不得安寧。於是，所有的公共照明都被人為破壞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曆史遺留問題：“既然70年代是按人頭數交電費，您當年為什麽不讓我晚上開燈看書呢？”
外婆說：“為了省燈泡。一個燈泡一毛五呢。”
我外婆家並沒有除電燈以外的電器，但為了避免糾紛，也裝了一塊電表。電表裝在樓道裏，從電表上伸出一根包著黑色電工膠布的電線，通往門上的一盞燈。我如果要出門去洗菜，就打開這盞燈。這盞燈大約十五瓦，弱弱的燈光一直延伸到男廁所門口。如果我要去公共盥洗室，這盞燈就不夠用了。
六
我們在北京飯店的辦公室，則總是亮得讓我痛心。日光如瀑布一般通過六扇巨大的玻璃窗傾泄至辦公室。當自然光線不足時，酒店精心設計的照明方案就派上了用場。這套方案的秘訣就是采用大功率燈泡。時至今日，一想起奢侈，我就會想到明亮。肆意地，不計代價地用電，就是我心目中奢華生活的最重要的標誌。
川島小姐也總是那麽光彩照人。她的工作著裝無可挑剔，她的風格與辦公室的環境十分協調。和她一比，我就顯得星光暗淡了。我盡力在穿衣、化妝上模仿她，可是我發現很難做到。她住在外國人住的永安公寓裏，每天早上在家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後由小趙把她送到北京飯店。她出現在辦公室的時候，高跟鞋纖塵不染，臉上精致的妝容紋絲不亂。我每天早晨要坐19路或者15路到長安街，然後再換乘1路、4路或者10路到王府井。公共汽車很擠，燙得再平整的套裙也會被擠皺。下了車還要走一條過街隧道。那個隧道即使在白天也讓我起雞皮疙瘩，總是恨不得飛跑著經過，可是穿著高跟鞋就跑不起來。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我可以穿著休閒服裝和旅遊鞋來上班，把職業套裝和高跟鞋放在背包裏，等到了辦公室再換上。我覺得我真是天才。
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在北京飯店租了一間套房，這間套房的格局是客廳大，臥室小。村田先生就在客廳裏擺上四張桌子，把客廳改成了辦公室；再把客廳裏的沙發搬到原來的臥室，把臥室裏的床搬走，將臥室改成了會客區。
這間套房有兩個衛生間，在辦公區的衛生間比較小，隻有馬桶和洗手池；在會客區的比較大，除了馬桶和洗手池外還有一隻大浴缸。我每天帶著全套衣服、化妝品來到公司，從服務台拿了鑰匙，就躲在帶浴缸的衛生間裏進行大變活人。我希望等我完工的時候，我能將筒子樓留給我的反文明印記全部消除，變成一個現代化社會裏的職業女性。
可是每次我換完衣服，在鏡子裏端詳自己的時候，都會不可避免地看到身後的大浴缸。這算什麽呢？這隻大浴缸破壞了我的職業感和自豪感，總讓我覺得自己的工作不倫不類。我把目光收回，趕緊走出浴室。一出浴室，最先看到的是會客室地毯上的四個方形的深坑。臥室裏的床早就被搬走了，可是床腳在地毯上留下的四個坑卻無法消除。這實在是非常罕見的現象。家俱在地毯上留下痕跡是很常見的，一般隻要用蒸氣洗一遍，痕跡就會消除，地毯就會恢複平整。為什麽北京飯店的床腳會在地毯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跡呢？我隻能猜測那張床很沉。我雖然沒有見過那張床，但辦公室裏保留了北京飯店配置的櫃子和沙發，而這些家俱都是由質量上好的硬木做成，漆著古色古香的醬紅色，那張床極有可能也是同一材質。再有，那張床很可能自從1973年飯店建成就從沒被挪動過，一直到1986年佳能北京辦事處租下這間套房。不管什麽原因，每當我意氣風發地從衛生間出來，準備開始職業女性的一天時，一看到那四個深坑，我就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被打了大大的折扣。
村田先生曾經對我說：“我們的辦公室設在這裏是臨時的。明年我們要搬到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去。”他還給我看過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設計效果圖，是一座全玻璃的高大建築。“到那時，我們就會有真正的辦公室。一切都會和東京一樣。”
好吧，但願如此。這間客房改成的辦公室總給我一種不安定的感覺，仿佛它隨時會向後轉，再變身回客房。
每天早晨，我離開暗淡的公社風格的家，前往光明的資本主義的殿堂。下班時間到了，灰姑娘脫下舞裙和水晶鞋，卻並不立刻回家。我喜歡在王府井大街上閑逛。王府井大街上有兩個著名的百貨公司，一個叫東安市場，另一個叫王府井百貨大樓。除了這兩個大百貨公司之外，還有服裝店、工藝品店、書店、餐廳，以及東單小吃一條街。
在王府井大街閑逛的時候，我並沒有危機感。我不攢錢，當月的工資總能在月底之前花完。逛到累得不行了，我才會準備回家。我回家必須要到王府井南口坐車。每次走到王府井路口，我都會抬頭望一眼北京飯店。北京飯店連外牆都有充足的照明，讓人感覺整個建築都在通體發光。
我學會了辨識我們的辦公室，就在11層樓上，從右數第八個陽台。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現在回去，從服務台拿了鑰匙，今晚就睡在沙發上，又會怎麽樣呢？”我被這個想法嚇壞了，這意味著我們的辦公室回歸了它的原始功能。
我堅決地搖了搖頭，坐上了汽車。
七
為了給我找事情做，川島小姐向總公司訂購了宣傳畫冊和小禮品。第二個月，公司的司機小趙從海關取了幾隻大紙箱回來，川島小姐把我叫到紙箱跟前。
我打開紙箱一看，哇，這麽漂亮的畫冊！
我外婆住的那幢樓是第一機械工業部印刷廠的宿舍。我們的絕大多數鄰居都是印刷廠的工人。我小時候跟著大人們做過“折頁子”的工作，掙點零花錢，所以我對紙張、印刷比較敏感。眼前的畫冊，絕對是我見過的最精致、最昂貴的印刷品。除了質量之外，設計也讓我感到耳目一新。那些畫冊宣傳的都是佳能公司的產品：複印機、打印機、照像機、醫療儀器等等。每個產品旁邊都會有一個模特，比如一台複印機旁邊一定會站著一個漂亮的女秘書，手裏拿著一疊文件。她臉上洋溢著微笑，似乎擁有了佳能複印機，她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光輝。
我從紙箱裏拿出一本畫冊，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川島小姐說：“你有時間的時候，就把這些畫冊都寄出去。”
“寄給誰？”
“寄給誰都行。”
“什麽叫寄給誰都行？”我蒙了。
川島小姐解釋說：“現在佳能公司沒有權利在中國直接出售產品，我們北京辦事處隻能做些軟性推廣。隻要這些畫冊到達中國消費者的手裏就可以，無論什麽人。”
“我外婆行嗎？可是她一輩子也買不起佳能的產品。”
“你外婆家還有什麽人？”
“我外公，他也一輩子買不起佳能的產品。”
“再想想，你家還有什麽人？有些人就算現在買不起，將來也許就能買得起。眼光要放得遠一點。”
我想啊想啊，還真想起來一個。最近兩年，有一個遠房表姐經常來我外婆家串門。這位表姐的爺爺就是我外婆的後媽生的兒子。外婆自從十七歲嫁到北京，就和父親與繼母一家基本斷了聯係，隻在父親去世的時候回過老家奔喪，那件事發生在我出生之前。沒想到這麽多年過去了，老家的人還是想方設法找到了她。這位表姐和她的丈夫在老家開了一家生產畫框的小工廠。他們經常來北京送貨。表姐第一次來看我外婆，外婆對她很冷淡；第二次來，外婆的態度就緩和了一些；第三次來，外婆就留她吃了飯。我估計外婆上了年紀，對過去就不大計較了，再說，表姐每次來都給外婆帶很多水果、點心。
我向外婆打聽了表姐的地址，然後就給她寄了兩本。表姐名字叫陸華。過了一段時間，陸華回信說：她非常喜歡那些畫冊，她從中學到了很多設計理念，比如說：對於白色的運用。從前她以為白色是最寡淡無味的顏色，看了佳能的宣傳品才知道白色可以這麽美。如果有新的品種，她希望我再寄給她一些。我當然有新品種。每隔兩個星期就會從日本寄來一箱新的。
我把陸華的信拿給川島小姐看，川島小姐表揚了我。她說：“這就是在消費者心目中播撒下了種子。”
有了川島小姐的肯定，我開始大量把畫冊寄給自己的親朋好友。不過我多少還是有些愧疚，覺得自己是在腐敗，在以權謀私。後來，我找到了一本電話號碼簿。我從第一頁開始，給列在電話簿上的國家機關、大專院校、企業和事業單位都寄了一份。
北京飯店分為東樓、中樓和西樓。三個樓隻在一層是連通的。郵局營業廳設在中樓。每次我積攢了一批郵件，就會找來一輛平板車，把所有的郵件放到平板車上，再推著它進電梯，下到一層，穿過長長的走廊，一直走到中樓。我感覺自己非常職業，就像佳能畫冊上燦爛微笑的女秘書們一樣。
八
在北京飯店內部，我有三個場所能接觸到佳能公司以外的世界。第一個是服務台，我可以在午飯的時候去找服務員聊天：第二個是員工食堂。北京飯店的員工食堂隻向飯店的雇員開放，不過如果和服務員混熟了，可以向他們借飯卡；第三個就是去郵局。我去寄宣傳品的時候，經常能碰到尼康、索尼、富士等公司的員工。他們也和我一樣，海量地往中國消費者手裏郵寄宣傳品。
通過這三個渠道，我了解到一個事實：雖然同在北京飯店為外國人打工，但有些人的工作是合法的，有些人是非法的。
在北京有一個國營企業，名叫“北京外國企業人力服務資源有限公司”（Beijing 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 簡稱FESCO）。在八十年代，外國企業不能直接在中國招聘，所有中國員工都必須通過“FESCO”聘用。外國公司付給FESCO一筆勞務費，FESCO再發給員工工資——大約是外國公司付給FESCO的十分之一。
對外國公司來說，通過FESCO來聘用員工有兩個壞處：第一，提高了人力成本；第二，員工仿佛有兩個老板。據一些無法證實的小道消息，有些FESCO員工實際上是情報人員，承擔著監視外商的任務。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謠言，不過的確有個FESCO的朋友告訴我：她被要求在必要的時候查看老板的廢紙簍，隻是這個必要的時候從未到來。於是就有一些外國公司不通過FESCO，直接雇用中國員工。這當然是違法的，一旦被查出來，外國老板就會被罰款。不過，總有些人為了利益鋌而走險。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誰是合法的，誰是非法的。後來跟服務員混熟了，聽他們講各個公司的八卦，漸漸地也就學會了分辨。原理其實很簡單：在知名大企業工作的中國人通常都是合法的，隻有不知名的小公司才會冒險去私聘。有些小公司隻有一個外國老板外加一個中國女秘書，誰也說不清那是雇傭關係還是男女朋友關係。再有就是：FESCO員工的臉上都寫著“驕傲”兩字——我們是為國家掙外匯的。
服務員們想當然地以為我也是FESCO的，這是因為佳能公司是大公司。其實我們公司隻有司機小趙是正宗的FESCO雇員。小趙的工作是為兩位老板開車，如果老板們辦事需要的時間不長，就會讓他原地等待；如果是開會、吃飯，就會讓他回辦公室等。每次小趙載著老板們外出，我都暗自祈禱千萬別讓他回到辦公室來。因為當公司裏隻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總要跟我聊天，我不知道如何拒絕。
小趙跟我聊天隻有一個內容，就是他的身份多麽多麽地比我優越。
他喜歡把腿往巨大的辦公桌上一放，然後就開始教育我：“你說你上個大學有什麽用？你掙的錢還不如我女朋友多呢。我女朋友昨天送我一箱可樂。”他女朋友是個空姐，經常從飛機上往家拿東西。我覺得那叫盜竊，但小趙覺得那叫有路子。
“要不然，你也考FESCO吧！我聽說現在還在招人。”他有時會同情地對我說。
我說：“我不考FESCO，我覺得北佳公司很好。我是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工。我有北大工作證。”
他對此嗤之以鼻：“北大工作證有個屁用？你的飯費補貼是人民幣還是外匯券？”
我說：“人民幣，怎麽了？”
他得意地說：“你看，我的飯費補貼是外匯券，你虧大了。”
當時FESCO員工的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從FESCO領到的工資，另一部分是外商直接發的飯費補貼。我的收入也是這種結構：一部分來自於北佳公司的工資（120元），另一部分來自於佳能北京代表處發給我的飯費補貼（200元）。我和小趙的飯費補貼在數目上是一樣的，可是他領的是外匯券，我領的是人民幣。
說到外匯券，這也是一件很有曆史特色的事物。外匯券的全稱為中國銀行外匯兌換券，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中國銀行發行的與人民幣等值的人民幣憑證。外國人拿外匯隻能換到外匯券，這樣就可以使人民幣在名義上保持低匯率。然而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總要到處亂摸。很快，人們發現用外匯券可以在涉外飯店裏買到低價的商品，於是外匯券就有了高於票麵價值的價格。在我記憶裏，外匯券最值錢的時候，1元外匯券能換1.9元人民幣。
在中國混久了，外國人也都知道外匯券更值錢。他們也會去黑市把外匯券換成人民幣，然後用人民幣到普通市場去購物。但他們花人民幣也分場合。給FESCO員工發飯費補貼的時候，他們絕對不敢發人民幣，因為FESCO員工可以告發他們。我是從合資公司派來的，合資公司是可以有人民幣收入的，發給我人民幣不算違法。
小趙對我洗腦成功，我終於覺得自己的確是比FESCO員工矮了一頭。
九
過了三、四個月，我不是FESCO員工的事實，終於被服務員們了解到了。當時還是六天工作製，FESCO員工每星期六下午要回總公司去政治學習。有一個星期六，午飯時我坐在服務台正和肖聊天，樓道裏出現了兩個女孩——她們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兩個女孩唉聲歎氣地走到電梯間，說政治學習是多麽地無聊。正好電梯來了，她們就一邊揮手跟肖說再見，一邊進了電梯。
等到電梯門關上，肖忽然問我：“你怎麽從來不去政治學習？”
我隻好說：“我不是FESCO的。”肖很吃驚，我趕緊補充說：“不過我也不是私聘的，我是合資公司派來的。”
肖很納悶，沒想到還有這種操作。我給他講了來龍去脈，他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早就看出那個村田很精明不是省油的燈。我估計他從合資公司雇人省了很多錢。你估計他能省多少錢？”
我很沒有好氣地說：“我怎麽知道？我又不是會計！”不過肖的話還是讓我小小震憾了一下，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可能是被派來給北佳公司掙外匯的。什麽學習日方先進的管理經驗，見鬼去吧！
肖看我不開心，就勸我：“其實FESCO沒有什麽好羨慕的。你知道嗎？他們的員工不能和外商談戀愛。這是一條紀律，違反了紀律要受處罰的。”
我噗嗤一下樂出了聲。雖然我並不稀罕和外商談戀愛的自由，但這條規定還是讓FESCO這家機構聽起來荒唐可笑。
肖所言不虛。我後來才知道：FESCO的員工手冊上明文寫著：“不許和外商談戀愛”。當然，這條紀律形同虛設，員工和外商之間的緋聞層出不窮。不過FESCO也有殺手鐧，那就是等結婚時算總賬。無疾而終的戀情FESCO管不了，可如果戀愛修成了正果，則員工必須去FESCO開介紹信領結婚證。到那時，FESCO就會要求員工作出深刻的檢討。必須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把自己形容成萬劫不複的淫男賤女，否則別想拿到介紹信。
那時的人們也沒有性騷擾的概念。有一個女孩被派到一個巴西公司當秘書。巴西老板熱情奔放，經常對她說：“我長得難道不帥嗎？你怎麽還不跟我睡覺？”女秘書很害怕，就向FESCO要求調動到其它公司去。人事部官員語重心長地對她說：“就因為你正派，國家才需要你堅守這個崗位。如果換了別人，可能早就被他腐蝕了。”
人事部本來應該保守秘密，但不知道為什麽這件事竟然成了街談巷議。那個女秘書因此成為大家的笑柄。很多人找借口到她的公司去一探究竟，回來就匯報說：那個巴西老板真地很帥，那個女秘書其實很普通。真不明白他怎麽就看上她了，而她竟然看不上他。
我有一次在電梯裏碰見他們倆。那個巴西男個子高大，身姿挺拔，眉目分明，神情像一隻昂首闊步的公雞，見了每個女人都露出燦爛的微笑。那個秘書則身材嬌小，像是沒有發育完全的少女。她臉上抹著很厚的粉，上眼皮塗著顏色極暗的眼影。她也許是想讓眼睛顯得大一些，但我卻覺得那眼影顯得很沉重，給她臉上平添一種被生活打垮的表情。
上一篇：《到南校門去》
下一篇：《找啊找啊找朋友》
你老總什麽都告訴你了？ 別瞎抬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