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後期,從學校畢業到廠裏報到的第一天,接待我們的人事科科長就說:廠裏來了太多的專科畢業生,科室已滿,暫時沒有位置,所以大家先要到車間去實習至少一年以上。
我們的工廠大樓坐落在上海的市中心,是30年代的老建築,有漂亮的外立麵,我當時就幻想過這個大樓改用做賓館也會不錯的。 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每天,實際每個工人的工作量也就幾個小時,雖然也是流水線操作 。餘下的時間,大家就是磨洋工(聊天)等著下班了。
擅長繪畫的我,常常被廠裏的團支書叫去負責做宣傳欄的美術工作。那時我不是共青團員,接觸時間長了,他就和我開玩笑:為何不是團員啊,是不是要做民主黨派人士呀。‘民主黨派人士’在當時是很時興的名詞。
車間裏大部分是年輕人,80年代社會讀書風氣盛行,廠裏有很多人在讀夜大,可謂人才濟濟。有一位D先生,他有些玩世不恭的樣子。他那時已被廠裏保送去全日製大學 (代培生)。據說,他連年考美院失利(因為文化課分),到了高考年齡的極限。
我們當時是廠裏年齡最小的一批人,常被團支書他們開玩笑地戲稱為:童工。這個原本在小學語文課本裏看到過的名詞,用到我們身上,就變成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團支書也是一個愛開玩笑的人,他好像是車間裏民主選舉出來的,當然,他嚴肅起來也是一本正經的樣子。
第二年,我被調到了財務科工作,算是用到了學過的專業。因為工作很忙,不再有機會和團委一幫人一起共事了,我的周圍換成了一堆整天婆婆媽媽嘮叨的會計們。
在財務科工作了一年後,我終於認清方向,選擇了考美院的道路。最後財務科裏每天上演的談資,終於使我無法承受下去,我選擇了離開財務科,重新回到車間去。這樣我的編製又回到了車間。
車間主任把我安排到了進口生產線車間,我的桌子單獨的在一個小角落裏,也不分配我任何工作,任由我自由支配上班時間。這讓我多少有些尷尬。
原車間分布大樓裏的上下二層,第一年我進廠實習的是樓上的普通車間,和我同時進廠的同學(不同專業)還在那裏工作,樓下一層的就是進口生產線車間,是廠裏唯一有空調的車間。這個進口生產線車間的產品當時應該是銷路不佳的,但一直還是在生產著。生產線是國外廠家淘汰下來的。
以前就聽團支書說起過:原來廠裏已經決定放棄購買這條生產線了,可因為原來的購買意向和一再推遲的信息,被上海的一家名報記者撲捉到了,結果記者洋洋灑灑寫了一篇報道,把這件事比作為國營企業辦事拖拉,效率低的例子。就這樣,在輿論的壓力下,廠裏就決定繼續引進這條國外的生產線。當時還來了一位亞裔外國工程師,來幫助廠裏進行調試。在我進廠的第一年,那位工程師還在。據說,在中午休息時間他還會給車間裏的年青人上英語課。
被分到進口生產線車間,又沒有工作指標,雖然,車間裏別人的工作也不是很忙,但他們給我的這個照顧,多少變成了我的心理負擔(其實上班時間也沒有看進去多少書)。在有一次早上擠車上班遲到後,做考勤的組長提醒我說,隻要我餘下的幾天不遲到,就可以拿到月全勤獎了。她好意的提醒,忽然,讓我找到了減輕心理負擔的方法,當時的月工資是分基本工資和獎金,那麽我就故意多遲到幾次,這樣,我當月獎金就沒有了,收入就比同齡人少了些。
每天下班以後,我要麽是去文化館畫畫,要麽是去進修學校補習文化課。
那是1989年,出國留學正在興起。廠裏已有不少男青年自費去日本留學打工;我新結識的服裝廠的美工朋友,決定不再參加高考,轉而籌款申請去澳洲語言學校留學的事情;我初中的好朋友正好是在讀大學的四年級,她的家離我家很近,在臨近畢業的那段特殊的時間裏,她不再總是住學校,有時會跑來我家,帶來他們參加學校學生遊行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下班後坐公交車去進修學校上課,晚上8:30下課後,馬路上的公共交通卻沒有了。走到淮海路,馬路中央滿是人群和拋錨的橫在路當中的公交車 … 那一夜,全市公交癱瘓,我和其他的行人,隻得一路默默地步行回家.....
在夏季,我終於得到了美術係錄取通知書。拿著廠裏的人事科長交給我的個人檔案袋,去大學報到,開始大學的生活。
在炎日的太陽底下,參加了開學前的新項目- 軍訓,第一次看到身上出的汗,竟然會把綠色的麵料給染出一個很大灘的白漬。
那一年的年末,想去澳洲的美工朋友被澳領館拒簽;我以前學校的班長卻得到了去澳洲的簽證,來和我辭行。我初中的好朋友大學畢業後獲得了去美國的獎學金 … … 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朝不同的地方走去。
看勒儂以前那篇《上海老公寓》一下子笑出來。整個西區早已人事全非了,東西在,人已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