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那些事兒（五）

大學那些老師

大一時的精讀老師教課比較一般，她大概把太多精力都放到了炒股上。記得那會兒的精讀作業很多人都是拿一本教參照抄。隻是有一次我照抄的一個詞conscientious居然被老師指為“沒有這麽個詞”！不過，這課也有好的時候，我從這課學到的最重要的是“r”的發音。作為北京人，這個音總也發不好，這位精讀老師徹底幫我糾正了這個音。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激。

大一時很喜歡一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剛畢業就來教書的猶太人：所羅門，文質彬彬的，長得很清秀儒雅，中文說得不錯。雖然是本科教本科，但母語是英語的教我們英語還是綽綽有餘。其實和他接觸也不多，就記得他曾經和我們騎很遠的車到大興一個什麽都沒有的公園裏消磨了秋天一個周末。

大一教我們綜合英語的張宗誠老師比我們大不了多少，當時也就24、5歲吧。他15歲就上了中山大學英語係，畢業到我們學校讀了雙學位，之後還在英國常駐過。他人很聰明，也很坦率，象朋友一樣，很快就和班上的同學打成一片，我們開什麽party都會叫上他。再加上他太太是我中學校友，對他自然存了一種親切感。記得大一開學後的一節課，他給我們放ABBA的歌：The Winner Takes It All，並讓我們寫下歌詞。以前英文歌也聽，隻聽旋律，這是第一次這麽細細品味歌詞，才發現英文歌的歌詞也很好聽。從此開始喜歡上ABBA，尤其是這首歌。他和我們班一起去過圓明園，在小船上，在長廊裏，我們都一起聊過經曆，聊過理想。當時覺得他就是我們的大哥哥，不願意和其他老師聊的，問問他肯定沒問題。

後來教我們綜合的老師也姓張，四、五十歲的年紀，上課做事都文質彬彬不緊不慢，一口英音非常標準。我們好奇的是他說話幾乎不怎麽張嘴，但怎麽就能發音那麽準呢？尷尬的是有一次我無意中撞到他和院裏的管理人員吵架，好像是因為分房子的事，不禁感慨這麽溫和的人也有急起來的時候，人到中年的無奈現在才剛剛開始感覺到。

最後兩年我們很幸運，教我們精讀課的是剛從哈佛大學做了博士後回來的蘇格教授。他是當時我們學校提拔的最年輕的副教授，人瘦瘦的，戴副深色框的眼鏡，很有學者風度。他當年還不滿四十，已經在美國拿了博士，做了博士後，生活學習了很多年，在國內也經曆頗豐。而且他人很幽默，又喜歡時不時給我們講他的經曆，同學們都很喜歡上他的課，一點兒不沉悶。他後來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國際問題專家，做了兩屆大使，還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最近看蘇教授的照片，居然覺得他和胡適長得越來越象。

外教克萊伍

大學裏碰到的最“神”的外教當屬克萊伍了。克萊伍是大學一畢業就來了中國教書，二十一、二歲的年紀卻老氣橫秋。他瘦得象是一陣風就可以吹倒，個子很高，但總是羅著鍋，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淡藍的眼睛很清澈明亮，但那撮山羊胡子卻喧賓奪主，簡直讓人感覺不到他五官的清秀俊美。他教了我們一年的課，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熱，他在教室裏總是上身一件白襯衫，下身一條綠軍褲，腳上一雙片兒鞋。頂多天兒太冷的時候出去時穿件軍大衣。

第一節上課他先做了自我介紹，宣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並且不吃肉。他不吃肉倒不是因為心疼那些牲畜，而是覺得養一頭牛、羊或者豬用的飼料和土地足夠養活更多的人了。但也因為以上的原因他不反對吃魚。他的這番介紹讓我們竊笑不已，但並沒什麽反感。誰知到了第二節課，上課沒多久，他在黑板上寫下了“condom”這個詞，問大家是什麽意思。記不清當時怎麽會轉到這個話題的，隻記得課堂上冷了下來，沒有一個人出聲。同學中有象我這樣當時還“純潔”得不知此為何物者，也有知道但不想說的。中國人總是講究含蓄美嘛，再說那會兒剛剛九十年代初，校風還相當保守。克萊伍等了五分鍾也不見有人回答開始急了。這美國男生哪知道中國同學還那麽“純潔”呢？他開始批評我們虛偽，做作，不願以誠相待，根本不相信我們的解釋。整個課堂成了冷戰的戰場。那一堂課的後30分鍾我們就大眼兒瞪小眼兒地瞪了30分鍾，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走動。這種對峙的局麵持續了兩三堂課，班長實在忍不住，跑到教研室告了狀，要求換外教。不知道是我們的抗議起了作用，還是教研室找他談話起了作用，僵局後來就打破了，而且克萊伍成了和我們最要好的美國外教。

克萊伍的吉它彈得很好，而且特別喜歡崔健。那會兒我們最高興的事就是全班齊集在他的兩室一廳外教宿舍裏包餃子吃，吃完了再和著吉它吼崔健的歌，一齊跺腳跺得樓下的外教找上門來。熟了以後克萊伍什麽都說給我們聽：他童年的時候挨父親的打，長大了以後喜歡上了一個印度裔的女孩，他對她的思念之情和以後的打算，瑣碎、溫暖而率真，象個沒長大的孩子。

其實那時我們的外教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種優越感，而克萊伍是真誠地到中國來尋找他的共產主義朋友來了(我懷疑他到走也沒找到)。他走了這麽多年，早就失去了聯係。但想起來不知他現在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娶了那個印度姑娘？是不是還留著那撮山羊胡？是不是已經找到了他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