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牛齋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
王明貞，物理學家，1955年從美國回國，被分配到清華大學物理係，成為清華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文革被莫名其妙地關進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5年零8個月。
留學史專家王德祿曾采訪過王明貞，下麵摘錄她講述監中生活的片段，包括另外幾位老海歸的遭遇（文中“啟忠”是王明貞丈夫俞啟忠，也入獄）：
我們回國後，國內接連不斷地搞運動。我在學校主要是教書，基本上沒有做研究。反右運動的時候，我們一直在上課。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能上課了，我們都去搞運動。文革初期，我們都要寫大字報，我寫不出來。後來，我被抓到拘留所，接受審訊，輾轉了三個地方。去第一個地方不用戴手銬，又換了一個地方也不用戴手銬，最後一次真的被關進監獄了，要戴手銬。審訊期間，有一次，他們讓我發表對毛主席、林彪、江青這些人的看法，即便是不好的想法也要寫出來。我記得之前啟忠好像說過，林彪將來要成為第二個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拍斯大林的馬屁時甚至叫他父親。當時我聽了也有同感。我做了一番思想鬥爭，把這一條交代了。現在想來，如果林彪當時沒下台，那個材料給他看到了，那不是要殺我的頭了嗎？我從監獄出來以後，跟我的朋友講起這件事，他說你這個人性子太直了，什麽都敢說，多危險的事啊。當時我確實是這麽想的。我還寫到，有一次康生帶著江青來清華做報告，革委會把報告預先鉛印出來發給我們每人一份。江青在宣讀報告之前卻說，是康生臨時拖她來的，她來做報告之前沒有做準備。當時，我去聽報告了，跟旁邊的人說，江青這個人有點幼稚，她這樣說就是為了表明自己能脫口而出，其實她有報告稿，騙得了誰啊？審訊期間，我寫的這個東西可能被江青看到了。1968年我們進監獄就是江青下令把我們抓進去的。
剛進監獄的時候，他們還讓我寫東西，我腦子裏記著許多事，寫出來，交上去。有一次講我回國以後的經曆，我把回國以後遇到了哪些人都寫上了，寫了厚厚的一大篇。現在想來，江青如果想抓一點把柄，隻要看到我寫的那個文件就可以整與我接觸過的人了。他們說三天後就把我放出來。我想也許他們要調查我，他們調查不出什麽東西，就會把我放出來，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來了。可是，他們把我投入監獄，關押了我5年多，直到1973年才把我放出來，真是莫名其妙！我先生是1975年出獄的。
在監獄裏，白天讓我們念《毛主席語錄》。有什麽可看的，天天看，我已經把它背過了，我們差不多看了一年。後來讓我看別的，比如《人民日報》、《紅旗》，再往後馬列主義的著作也可以看了。每間牢房門上都有一個小窟窿，解放軍走來走去，監視我在牢房裏做什麽。監獄規定，中午都要休息一個鍾頭，如果不睡覺，解放軍就罵你。到了該起床的時候，有人打鈴讓我們趕快起來。
我一直都睡不好覺，有時候，晚上睡不著，睡著又驚醒了。白天還要看《毛主席語錄》，出去放風。我困了，白天躺在床上睡覺，解放軍看到了就罵我，讓我看《語錄》。我看《語錄》的時候，他們又說我是假裝的。這可叫我怎麽辦？沒辦法，我天天鬧，半夜爬起來，讓他們趕快審問。他們一開始審問，我就高興極了，以為審完我就沒有事了。審問的時候，要麵對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總是這幾句。他們還說：死路一條，當心腦袋。當時我想糟糕了，是不是要殺我的頭了。他們審問的時候，說我做了很多壞事，還說我加入了一個什麽團體。實際上，我沒有加人什麽團體。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當時我很害怕，我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把那些罪名強加給我。可是我沒有得罪人，我不知道是誰跟我有這麽大的仇恨，非要把我拉下水！
我怕蚊子。那時候我們屋裏都有燈，白天用大燈，因為他們要看到我們。夜裏換一個小燈，因為外麵漆黑一片，用小燈也能看見我們。晚上我聽見蚊子的嗡嗡聲，就睜開眼睛，找到了，把蚊子打死。有時候，打到蚊子了，我高興極了，不過一般都打不到。我先生從監獄出來以後對我說，他在監獄裏學了佛教的一些東西，可以看不見，聽不見，這就是一種氣功。他說，開始他也睡不著，學了那個，能睡著了。
在監獄裏這幾年，我們都是吃“素食”，一天兩頓窩窩頭，偶爾吃一頓饅頭。當時，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垮掉，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窩窩頭吃不下去，我把它掰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擺在床上，用毛巾蓋著。我在房間跑來跑去，解放軍不說，也不罵，這也算是一種運動。我走到床邊拿一塊，像吃糖似的吃一塊。我怕他們看見了罵我，等我轉過頭來，看守看不見了，就吃下去。就這樣子，我把兩個窩窩頭，一天分幾頓吃下去了。監獄裏一間挨一間都是牢房，我們每天都要出去放風，一人一個院子，大家誰也看不見誰。解放軍在走廊走來走去，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有一次，我聽到解放軍說隔壁的人：讓你出來放風，你動也不動，你旁邊那個人，在那邊跑步呢。
監獄裏規定，晚上睡覺我們的頭都要朝外，不許朝裏。因為他們怕我們頭朝裏睡，用被子把自己裹起來自殺悶死。我本來就睡不著，還這麽多規定！我們在監獄裏的生活很有規律。
監獄裏還不錯，兩個禮拜讓我們洗一次澡。房間裏還有暖氣，每人一個小廁所。有一年冬天，他們買了許多棉絮，讓我們做棉衣，做好了他們就拿走。我隻參加過這種形式的勞動，並且是在自己房間裏。我記得，做完以後，一天隻給一盆水洗手。我進監獄的時候，沒錢買肥皂，所以我沒有肥皂用。我搬了好多次房間，有一次搬動的時候，我看到地下有一隻襪子，裏麵裝著一些肥皂頭。後來我問看管我們的解放軍頭頭，這些肥皂能不能讓我用。那個女解放軍凶巴巴地說，不是你的就拿出來，交了。我要一點肥皂，她也不給。後來有一個女解放軍給我肥皂了，夏天我洗了衣服，鋪在地上晾幹。有一次，我把自己被褥上的尼龍套子拆了，很大，晾在地上，一會兒就幹了。
文革的時候，我弟弟王守融和弟妹一起自殺了，我想，可能是我弟妹太脆弱了，忍受不了那樣的生活。其實他們的日子比我的好過多了。也許這就是我個人的堅強吧。我弟弟有心髒病，讓他去勞動，有點吃不消，而且他的心髒病是突發的時候才檢查出來。後來紅衛兵抄家，把他們家抄得一塌糊塗，箱子都打開了，把廚房裏的油鹽醬醋打翻了，灑得滿地都是。我弟弟知道，一直讓他勞動他會吃不消，身體根本不行。弟弟他們死後的一個月，革委會拿出來一份材料。我另外一個弟弟仔細地把這個材料收藏好了。
文革的時候，我聽說我的一個學生跑到我妹妹家裏，想讓妹妹揭發我。他說，你想想你姐姐，她和她丈夫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她在國內沒有子女牽掛，幹嗎要回國？肯定有原因。我妹妹說不知道，也看不出來原因。那個人又引導我妹妹說，別人想出國都出不去，你們父親已經去世了，你母親也不是她的親生母親，她為什麽一定要回國呢？回國不是為了做特務嗎？
當時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都被認為是美國派來的“特務”。
高聯佩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念物理係，回國後被分配到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當時高聯佩有右派嫌疑，工程物理係對他不太重視，甚至有點歧視。文革期間，他和夫人一起被關進監獄，很可憐。
高聯佩被關了4年，在監獄待的時間比我短。高聯佩的嶽父在香港，非常有錢。高聯佩的夫人出獄後去了香港，後來移居美國了。到最後也沒有說清楚為什麽把他抓起來。高聯佩退休以後，被學校回聘，主要是沒有人教固體物理，隻好讓他教。
張斌是林同驥的夫人，現在在中科院化學所工作。張斌是怎麽進監獄的呢？這事說起來挺滑稽的。我們都是江青下令抓走的，張斌是陳伯達下令抓走的。當時那些人隻知道要抓的這個女的在中科院附近，不知道長什麽模樣，他們就錯抓了張斌，後來他們才發現抓錯人了。張斌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他們認為她也不是什麽好東西，既然已經把她抓進去了，那就把她關起來，讓她在裏麵待著。張斌在監獄裏待的時間比我們還長。這簡直是一個笑話。
我還算是好的，我的精神沒有受一點影響。張斌年齡比我小很多，她受不了折磨，被逼得精神出了問題。她從監獄出來以後給平反了。張斌是搞化學的，執意到化學實驗室工作，單位怕她把化學藥品帶出去引爆，傷害到別人，不同意她做這種工作。可是張斌還是要去，拿她沒辦法。單位給了她一個職務，先看看她的表現。現在不曉得怎麽樣了。她丈夫林同驥工作搞得很好。張斌很可憐，等於把她毀了。
我在監獄裏的時候，每天都是在沒有希望的日子裏生活。我把所有的想法都說了。當時我想我大概要死在監獄裏了，人總是要死的。我抱著這個念頭，堅持活著，無論受多大的罪也得活下來。現在想想，提都不能提，那個時候我卻能夠忍受，看來我還是比較堅強的，如果當初脆弱一點，我可能也被毀掉了。
王明貞201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104歲。
另外一個老海歸，張中允，寫了一篇《煉獄篇》，記述被關押、勞改前後的紀實文章，很長。一起被關押還有三個老海歸，俞元開、吳寒歟和呂秀貞夫婦。（俞元開，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51年回國；吳寒歟，俄勒岡大學政治碩士，呂秀貞，華盛頓大學化學碩士，1950年夫妻一同回國。）有興趣閱讀可點擊這裏。
安排你去做，你服從安排做了，若幹年後反過來說你去做了就是特務，什麽道理？哪來的邏輯？
哈哈哈，看您連話兒都”不g“（==不敢）說全了哈。這是自由世界，沒有”老大。您有事實說事實，有道理講道理，有觀點說觀點，怕什麽呀？太好玩兒了。：-）））
唉，我父親大學畢業後給蘇聯專家做了4年專業翻譯，文革時因此就被莫須有地說成是蘇聯特務（除了右帽子之外）。那些人來抄家時把我家的雞窩都抄了，說是找裏麵藏的電台。那是個無法無理可講害死好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