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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崇福，1952年獲布朗大學物理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從事超聲研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應崇福在回國途中給導師Rohn Truell寫了一長封信。信中表達了他對導師的感謝，對實驗室的懷念，對離開美國同事的依依不舍，甚至為之落淚。同時，也向導師解釋，他作為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貢獻，希望能得到導師的理解與支持。
半個多世紀後這封信浮出水麵。2019年《中國科學報》刊登了這封信的譯文，並刊登數人的評論文章：“矛盾的歸國之路”“大音希聲 赤子丹心”“科學家的另一種真實”“純粹的歸國動機”“徘徊後的選擇更令我感動”“家國情懷這個詞從此鮮活”等。幾篇文章的基調基本一致--應崇福在回國問題上“猶豫不決”，心裏“異常矛盾”，最後決定，“為了國家富強”，“肩負起對祖國的責任”，“毅然選擇了回國”。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應崇福1955年回國，比許多老海歸晚，如果這就是猶豫不決，那是不是就可以說錢學森、郭永懷、張文裕、謝家麟等許多科學家55、56年回國前也猶豫不決？確實很多老海歸回國前猶豫不決，在權衡各種利弊因素之後才做出回國決定。但應崇福不是這樣。
1943年應崇福在華中大學教書，認識了妻子張愛貞並結婚。1945年，應崇福獲得了布朗大學的助學金，但因湊不夠旅費，便耽擱了下來。直到1948年，華中大學讚助了他1000美元，才告別了妻子和孩子，進入布朗大學。
留學期間，應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學提供的獎學金維持學業與生計。1952年獲得博士學位，他卻發現微薄的積蓄根本不足以支付回國的船票。他跟家裏聯係，看能不能在國內湊錢，換取外匯。他的妻子張愛貞原來執教的學校不再開設英文課，因而失業在家，家境很困難。雖然上下打點、多方籌措，湊出來的一點點錢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說，應崇福原本是打算1952年回國的，隻是經濟上有困難。
於是，應崇福申請了美國國務院向中國留學生提供的回國讚助費用。後來美國開始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他便在布朗大學的實驗室工作。1954年，美國解除了對留學生回國的禁令，許多留學生迫不及待地加入回國行列，而應崇福卻等到1955年底才回國。
這些就是所謂的“矛盾”“徘徊”“猶豫不決”嗎？應崇福舍不得實驗室的發展機會，能多學一點就多學一點。或許讓他不知所措，是因為和實驗室簽訂的工作合同到1957年才到期，提前離開會違約。他走以前流淚了，是告別的眼淚，感激的眼淚，與猶豫不決毫無關係。
在回國途中路經日本，同船的留學生們都下船買佳能相機，各種型號$110到$180，比在美國買便宜得多，有人甚至買了兩個。應崇福隻花了5塊錢，買了一個簡易三腳架。可見他離開美國，囊中多麽羞澀。也許他惦記妻子生活艱難，把錢留著供家用。
設身處地設想，一個37歲的中年人，飄洋過海，遠離親人7年，拿到了博士學位，完成了學業，兩手空空，既沒有家庭，也沒有財產，妻子一個人帶著孩子在中國過著貧苦的生活。這個中年人會動邪念，擯棄中國的妻子兒女留在美國嗎？我相信應崇福不會。《中國科學報》文章中所謂應崇福回國前“矛盾”“徘徊”“猶豫不決”等，如果沒有其他刻意的意圖，輕者是作者對那封信的獨斷誤讀，重者是對應崇福人格的侮辱。
現在讚美老海歸的文章都陷入“愛國”怪圈，千篇一律的“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積極響應祖國的號召”“衝破重重阻撓”“滿懷愛國情懷”“毅然放棄優越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老海歸跟應崇福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們希望國家富強，但決定回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內的妻子、兒女、父母、家人，是中國人的歸屬感。
應崇福，2011年逝世於北京，享年93歲。
（據《大音希聲 應崇福傳》，應崇福文革期間幾乎尋短，妻子張愛貞1970年文革中病逝，年僅50多。）
這是我在文獻片“Looking for Rembrandt"中讀到的一句話。
我們常常把天才，或是聰明人，和神徒聯係起來。其實那是兩類人。
1948年，華中大學讚助了他1000美元，進入布朗大學。
留學期間，應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學提供的獎學金維持學業與生計。
1952年，應崇福申請了美國國務院向中國留學生提供的回國讚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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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看來，美國和國民政府沒有啥對不起他的。
即使因為中美在朝鮮兵戎相見，美國暫時禁止留學生回國，他也在實驗室找到了工作，至少攢下了回國的路費。而且禁令取消後，即使他違約提前回國，實驗室也沒有難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