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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回國的1600老海歸中有30多位是學音樂的。他們有三大特點：一，女性多於男性，大部分短期學習、深造，攻讀學位的少；二，不管是學聲樂還是器樂，回國後工作很好找，那時中國很欣賞這些“洋嗓子”；三，資產階級味道重，反右和文革都是重點批鬥對象。也有少數人，因為不夠專業，後來去搞翻譯、圖書館、行政等工作。所以嚴格講，稱他們當中一些人為“音樂家”很牽強。但回國時都以“歸國留學生”相待，以後也享受“早期歸國專家”待遇，所以就別較真兒了。
看過我的《老海歸》係列的人都知道，我一般不多寫老海歸們的事跡，很少給老海歸們戴紅花。唱“愛國”高調、讚美成績、戴紅花是政府的事，我隻寫老海歸們的遭遇和生活中的小故事。這些音樂家們也是這樣，從誰說起呢？從最有名的說起吧，她應該就是張權。
張權沒有出生在一個音樂環境中，父親教私塾，母親是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她接觸音樂是在小學，音樂老師給了她音樂的啟蒙教育。她決心要學唱歌，卻遭到全家人的反對，要她以後當醫生。張權17歲那年不顧全家人反對，考上入杭州藝專聲樂係。
在杭州藝專張權認識了未來的丈夫莫桂新。結婚後，輾轉重慶，周恩來觀看了他們夫妻二人的抗戰歌劇，非常欣賞。
1947年張權獲得出國留學獎學金，當時已經是30出頭的人了。在莫桂新的鼓勵下，她告別了丈夫和兩個女兒，一個人來到美國。為了生存，她當過保姆，圖書館管理員，宿舍清理工，還在柯達膠片公司打過工。她在納薩瑞斯學院學習，成績優秀，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獲得音樂碩士學位和歌劇獨唱家證書。
1951年回國，與丈夫一起被分配到中央實驗歌劇院。她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實力，成為全國花腔女高音第一把手。1956年在北京天橋劇場演出歌劇《茶花女》，一炮轟動了整個京城，是張權藝術的鼎盛時期，被譽為“東方茶花女”。劇中女主角薇奧列塔原來安排由某領導的夫人擔任，但因為是陝北來的民歌手，力不從心，才由張權頂替。
也許有人記仇，1957年反右，大鳴大放，張權提意見被打成右派，遣送黑龍江安達勞動改造。周恩來知道了，要文化部長夏衍想辦法。然後有三種說法，一種說張權勞改了幾年，幾經周折，1961年才被調到哈爾濱歌舞團；另一種說，哈爾濱市委負責人馬楠接到夏衍指示，趕到哈爾濱車站，攔截從北京開往安達的火車，張權才有幸被留在哈爾濱。第三種說，張權被劃為右派後，工資被降三級，指定在歌劇院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清洗縫補演出服裝等，窮困到去菜場撿菜幫子，後來被下放到哈爾濱歌舞團。
張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隻說“我被通知調到哈爾濱”，有領導在火車站迎接，坐著小轎車到市中心招待所。沒說從哪兒到哈爾濱，也沒提勞改。不過她說領導用牛奶接待她，在困難時期很珍貴，而且有四年沒聽到別人叫她“張權同誌”了，讓她淚水止不住往下滾落。可見她到哈爾濱不是57年，而是61年，勞改了四年。
不管哪種說法正確，張權離開北京以前，丈夫莫桂新已經遇難了。因“隱瞞曆史”，“攻擊肅反運動”，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兼右派”，關進北京三步橋監獄後，送往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勞改，不到三個月就病逝了。張權在黑龍江的日子是在極度痛苦中度過的。
人生有很多無奈，富有戲劇性、諷刺性。1962年張權還在黑龍江，還戴著右派帽子，周恩來提意要張權作為列席代表出席全國政協，並在政協禮堂與其他藝術家們舉行了內部音樂會。在京期間，張權還在音樂學院禮堂舉辦了自己的公開獨唱音樂會，演唱的第一首歌是《美酒獻給毛主席》。
此後，張權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不久文革的急風暴雨又衝擊了她。她在回憶錄中隻有這樣簡短的記述，“我想，這場革命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也不想過多地述說了。起初，我曾感到絕望，但經曆了十幾次抄家，幾十次批鬥和被踢打得幾乎致殘之後，我終於習慣了，世上最耐磨的的確是人的血肉之軀。”
在黑龍江17年後，1978年張權回到了北京。她心中一直懷念丈夫莫桂新，友人多次要幫她重新組織家庭，她都婉言謝絕。1987年張權查出患癌症，1993年去世，享年74歲。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為張權和莫桂新舉行追思彌撒，沒有遺體告別儀式。他們的婚禮當年就是在教堂舉行的。張權的遺體和丈夫的遺物一起火化，合葬於北京西郊的天主教墓地。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莫桂新
莫桂新死後被草草埋葬在一個土丘上，隻插上了一塊土牌，上麵寫著：“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連這塊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後隻留下一塊手表和一塊蠟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著一個音樂家對人間全部的愛，對生活全部的信念。正是音樂家的大好年華。
同期在民族文化宮也演出，幾個同學蹬自行車去。完後回校東南校門（靠海澱）已關，翻牆進去。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