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六）

（六）

1976年的秋天，天朝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先是舉國哀悼新中國的締造者，隨即是全民歡慶粉碎“四人幫”。

這個時候，瑞香已經離開北京一年多了。但是，壓死D和Ｌ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居然還是跟她有關。

初冬的一天，對門來了一位客人，一位中年男子。下午L興衝衝地從外麵回來，提著的網兜裏是新鮮的大棒骨。“今天居然趕上賣大棒骨了！”她高高興興地告訴我。

買到大棒骨在那個時候是不可多得的。它不需要肉票，價格也便宜。煮一鍋湯，放進去些菜葉子可以給一家人帶來一頓難得的營養美味。

沒過多久，L家傳出了高高低低的吵架聲。那個聲音大的是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而且吐字含糊不清。他的聲音很大，但是我完全聽不明白他在喊什麽。吵了很久，最終歸於平靜。

晚飯後沒多久，L把我叫到門外：“你能不能借給我點兒錢？我姐夫來了，就是瑞香她爸。這人脾氣大的很。他說我們平時吃肉，他好不容易來北京一次就讓他啃骨頭。D氣的不行，跟他說我們平時連這個都沒有。我姐夫說他不信。然後他說他家瑞香給我們當牛做馬兩年多，我們也沒給她補償就把她打發回家了。他說瑞香如果在家裏除了幫家裏幹活兒，還能下地掙工分。D氣的要死，他說瑞香當年來說好是來幫忙的。如果要錢，早應該說好價錢。我們給瑞香買了一箱子新衣服，還給了她一塊手表。我姐夫說那些東西瑞香出嫁時都帶走了，家裏什麽好處都沒得到。他們倆吵來吵去，我都沒有說話的機會。最後D摔門出去了。唉，他跑了，我可怎麽辦呢？我們是真的沒錢。現在連給我姐夫買回去的火車票錢都沒有。離發工資還有好幾天呢，總不能讓他天天住在這裏跟我們吵吧。怎麽辦啊，愁死人了。”

L的眼圈發紅，聲音顫抖。

看著她那個樣子怪可憐的，但是我也沒錢啊。我剛開始學徒的時候，每月工資十六塊錢。加上洗理費，交通補貼，每月初拿到手的錢還不夠二十。買月票三塊半，交團費四毛。一周在廠裏吃早飯，午飯六天。我每月發了工資全數交給母親，然後再從她手裏索取我需要的，要回來的絕對比我交給她的多。現在學徒滿一年了，才剛剛長了工資，從十六塊長到十八。

自從參加工作，一年多裏，總惦記著攢點兒錢，但是沒錢拿什麽攢啊？按我媽的話說，吃豆兒攢屁。腕子上戴的手表還是家裏給我買的。看見L的可憐相，我把兜裏所有的錢，連毛票帶鋼鏰兒全都掏出來給了她。

L轉身走了。望著她佝僂的背影，我在想，瑞香的父親沒錯。瑞香如果在家是可以下地幹活掙工分。D也沒錯，他們在那兩年裏給瑞香提供了食宿，買了四季的換洗衣服和一箱子嫁妝。L連自己心愛的的軍裝，手表都搭上了。兩口子挨餓不說，家庭經濟也被拖垮了，如今還欠下了一筆永遠還不完的債。這事情到底錯在哪兒了呢？

隨後就聽說D提出了離婚。原來，L的姐夫臨走前拿走了她家所有值錢的東西，其中包括D視若珍寶的一套新軍裝，那是他轉業後一直沒舍得穿的。

可想而知，他們夫妻二人之間發生了什麽樣的戰爭。D對Ｌ說你願意在你家人麵前做好人，你自己做吧，我不奉陪了。D開出了離婚的條件。他說房子是部裏分給他的，雖然兩間連在一起，好在各有一個通往院子裏的門。把中間那個門封死，他們就可以自己過自己的，直到L的單位分配給她房子再說。女兒隨L的便，無論帶走還是留下都可以。但是兒子壯壯他是不會放手的。

L堅決不同意離婚。於是，D自己住進了辦公室。他每晚睡在辦公桌上，隻有周末才帶著兒子回家。有的時候周末也不回來，父子二人在辦公室過日子。

D大概希望這樣的分居能夠讓L明白他們的婚姻已經死了，離婚可以讓二人和孩子們得到解脫。但是L可不這麽想。

1977年的夏天，我做了第三次手術。術後在家休養的時候，又有了跟L閑聊的機會。

“他離了婚可以再找一個。找個大姑娘都有可能。我呢？我做了絕育手術，哪個男人會娶我？”Ｌ像個現代版的祥林嫂，一遍遍地重複著他們之間的故事和她的道理。言外之意，反正離了婚也嫁不出去，跟現在這樣沒什麽區別。

我還是個未經世事的姑娘，婚姻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未知世界。但是我記得讀過這樣一段話：“當一個男人不再愛你的時候，最好轉身離去。今後他想起你來說不定還會懷念。一直糾纏下去，他隻會越來越恨你。”也許，這樣的理論隻適用於戀愛中的小布爾喬亞，對D和Ｌ這種結婚多年有兒有女的人不適合。

繼D和L搬進來之後，院裏又搬進來幾家年輕的夫婦，他們占據了院子裏的空房。他們都在部裏工作，有的還是D的同事。有一位年輕的翻譯占據了我家對麵那排房南邊的一間，跟D和L做了一牆之隔的緊鄰。

在D住進辦公室半年多之後，傳出了消息。L去部裏把D給告了，說他不顧家庭，每天睡在辦公室不回家。見事情已經被捅破，D索性向領導提出了離婚的要求，結果受到了批評。

那個年代，婚姻不單單屬於夫妻二人，還屬於組織。打算離婚的夫妻去民政局婚姻辦事處辦理離婚手續時，除了結婚證之外還要有雙方工作單位開具的證明信。據說現在國內離婚很容易，但是那個時候離個婚簡直比登天還難。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如果是出於政治原因提出離婚，比如一方是被揪出的反革命或者右派，組織上巴不得其配偶提出離婚。有的配偶沒有離婚的意願，組織上還派人去做工作，例如當年的名人新鳳霞。

但是因為感情不和的原因提出離婚，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雙方的工作單位，街道居委會會千方百計地為二人調解，做夫妻的思想工作，讓他們化幹戈為玉帛，好好把日子過下去。好像無論什麽樣的矛盾，隻要堅持將婚姻進行到底，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D和L的婚姻也是如此。部裏的領導跟D進行了嚴肅認真的談話，告訴他，作為一個黨員幹部，D要做出表率。不要說L不同意離婚，就算她同意，這婚也不能離，因為組織上不同意。從那往後，辦公室不再是D的棲身之地，他必須每天回家去住。再讓人看見他在辦公室過夜，就要接受處分。

人是每天回家了，但是D的心思是否回來就無人知曉了。與剛搬來的時候相比，D完全是另一個人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的習慣早已絕跡。冬日裏，不要說他人的瓦上霜，他連自家的門前雪都懶的掃。過去那個帶著我去春遊，順路捎我回家的叔叔也罷，大哥也好，早就不見了蹤影。走廊裏迎頭碰上，他視而不見，連個招呼都不打。

對於他態度的變化，我當然都看在眼裏。我猜也許因為我跟瑞香，Ｌ的關係太近引起了D的不滿。也許D覺得他自己的人設已經坍塌，不再顧及麵子。無論什麽原因我都無暇理會，因為我有了新的關注點，要全力以赴地投入。

1977年9月，中央作出了恢複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製度。積攢了十年的考生蜂擁而至。大家摩拳擦掌，打定主意，就算擠破頭也要邁入大學的校門。

說不清為什麽，我就是想去上大學，那是一種本能的衝動。過去是單位推薦才能進大學，工齡三年以上才有資格被推薦。如今我有了參加競爭的機會，豈能放過。

那年10月份公布了恢複高考，距離考試的時間隻有兩個月。我收集了用過的中學課本，開始複習功課。每天下班之後，家務之餘的時間都投入到了數理化中。父親花了一元錢給我買了一本北京市150中學（過去的師大女附中，如今的北京實驗中學）數學高考複習題集。那本油印的習題是家裏為我高考做的全部投資。那上麵的每一道題都沒有被我遺漏。解不開的難題會讓我茶飯不思，寢食難安。

那一年廠裏把我從資料室調到三車間五班工作。五班是研究載波設備的，我的師傅姓白，他是專家，畢業於清華大學，是49年前的老大學生。

五班除了我，其他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他們絕大多數都在北京安了家，但是有三位住在工廠的單身宿舍裏。

個子高高的老吳家在浙江農村，老婆孩子都是農村戶口。他隻身住在北京，隻有春節的時候回家探親。

小趙的老婆在浙江杭州。不清楚他為什麽沒與老婆調到一起。他長的跟馬雲有點像，小小的個子，一副精明能幹的樣子。

小卞是上海人，因為大學畢業時得了肺病，耽擱了婚事。她聰明，漂亮，熱情，活潑。年齡上的差距沒有阻礙我們之間的友誼。這三位同事在我考大學的時候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

小卞住在廠區三樓的宿舍裏。她的室友小袁已經訂婚，很少在宿舍過夜。小卞出麵跟小袁打了招呼，晚上我可以在她們那間宿舍過夜。下班後我複習功課，小卞織毛衣或看小說，我們互不妨礙。每天早上五點我就悄悄起床，在辦公室的黑板上默寫三角公式。

有兩道幾何難題，老吳和小趙幫著一起研究。他們似乎在彼此較勁，看誰先得到最佳解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