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三、我的十年文革(1)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
寫在《我的文革十年》前麵的這段話，是巴金說的。
文革結束後，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曆史重演”，不應當隻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文革”期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麵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麵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謠言。隻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1）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
文革十年始於1966年5月16日。
據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王力回憶說，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而早在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做準備。與此同時，起草小組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及其附件。
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5月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16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我的文革十年，還要從1965年9月1日說起。
1965年7月7日上午9點到11點半，後來成為文革前最後一次全國統一高考的語文作文試題，是《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三天高考結束，我自信憑各科成績，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學，填報的誌願都是一流大學的理工科。
結果我沒有被大學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那一年，武漢市教育局從高考落榜生中，直接錄用了一千多人當中學教師。據說都是高考成績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問題”，而“不宜錄取”。
我是什麽問題呢？2005年退休之後，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終於看到了我的檔案中有兩份“政審”材料：
班主任吳傳忠老師在我的《高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是這樣評價的：
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擁護三麵紅旗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能主動積極學習毛著（筆者注“毛澤東著作”的簡稱），並能活學活用，解決了自己和別人的不少問題，是全校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階級觀點明確，有一定的認識問題的能力；態度明朗，在經濟困難時期表現好，思想進步品德好，曾幾次寫申請書要求入黨，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還出席過市三好生代表大會。高三下被評為優秀團員。先後擔任過團支部宣委、班長、團支部書記等職務。在工作上一貫認真負責，熱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並且善於抓活思想，在群眾中有威信。敢於堅持原則，開展批評。尊師守紀，勞動一貫表現好。學習目的明確，態度端正，成績好，參加體育鍛煉積極。
缺點是：有時遇到問題還不夠冷靜，在生活紀律上嚴格要求不夠。
後來班主任吳傳忠老師又給高考委員會遞交一份補充材料。
高考委員會人事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問題，本人填的是中農，有時又填工人，外調材料又說是小土地出租。漢口考區對此提出過疑問。我們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進行過了解，據派出所同誌談，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劃的地主”但因沒搞社教，成分無法肯定。究竟屬什麽成分，請你們根據檔案中的材料予以確定，不過，根據這一情況，我們認為錄取絕密專業是不適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後半學期表現不夠好，要求自己不嚴格，接受同學意見不虛心，和一個女同學接近較多，影響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學對他有意見。這些缺點是原來評語中所沒有的，特另作補充。
此致
敬禮
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還蓋有“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的公章。
在當年，我的檔案中有這樣一份共產黨基層組織提供的補充材料，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沒有被大學錄取也是理所當然的，而這，對一個憧憬美好未來的年輕人是多麽殘酷的打擊！這顆人生的苦果對於正在成長中的我來說，真是苦不堪言！
武漢市教育局錄用了我們這批高考落榜生後，為了盡快幫助我們完成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轉換，決定要我們分別到武漢教育學院、武漢一師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省實師”）去培訓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實師語文短訓二班。
湖北省實師位於武昌付家坡，學校原來有高中部和幼師部，加上我們十二個短訓班（六個語文班、六個數學班），就是一個二三千人的大學校了。
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組成的短訓班，學生思想複雜是不言而喻的，無心向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讓我不理解的是，在當時，特別強調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勢下，集中這麽一大批“出身有問題”的人，培訓以後去中學當老師，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會出問題嗎？這是一個明顯的悖論，可是，沒有任何人來解答。
這也可以說是處在逆境中，我第一次開始學會獨立思考問題了。
【附錄】難忘短訓班班主任黃娉琴
1965年，我參加高考，因政審屬於“不宜錄取”，上不了大學，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
當年，武漢市教育局錄用了我們這一屆一千多名高考落榜生，為了幫助我們盡快完成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轉換，決定讓我們分別到武漢教育學院、武漢一師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以下簡稱“省實師”）去培訓一年。我被分到省實師語文（2）班。
省實師位於武昌付家坡，學校原來有高中部和幼師部，加上我們短訓部的12個班（六個語文班、六個數學班），就是一個二三千人的大學校了。
“錄用通知書”規定，9月1日到省實師報到。但是我不想去報到，想遠走高飛。當時，華師一附中高三（2）班團支部書記沒有考取大學，不僅校內盡人皆知，而且“壞事傳千裏”。實在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啊！去新疆屯墾戍邊，是我最好的選擇。
省實師短訓班開學一二周後，我還沒有去報到。母校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還有學校黨總支馬成山副書記的夫人周老師等，找我談話，曉以共青團員必須服從黨的分配之理，動之以真心關愛之情，反複強調得過肺結核病，不宜於北方寒冷的氣候。在tongxm加之父母再三勸告，聽老師的話，沒有錯的，留在武漢，將來當老師也蠻好啊！猶豫、糾結了一個多月，國慶節後還是去省實師報到了。
我被分到省實師語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教師，名叫黃娉琴。她身材高挑，年輕漂亮，一頭栗色短發，齊肩處微微向上卷曲，更顯精神。從見麵開始，她始終麵帶微笑，輕言細語，沒有一句因為我遲到一個多月而責備的話語，而是像大姐姐一樣關心我，是不是家裏有什麽困難，耽誤了報到的時間？然後，說她是從印尼回的華僑。雖然來武漢的時間不很長，但是，省實師離華師一附中這麽近，知道那個學校畢業的學生都非常優秀，而且你還是班幹部。所以，她一直在等我來這個班當班長。
她說完後站起來，帶我到班上與同學們見麵。
記得那天上午第一節課前，我跟著黃老師走進教室，她請大家安靜下來後，回頭拉著我走上講台，說：“他叫李培永，以後，他就是你們的班長。請大家鼓掌歡迎！”我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同學們的熱烈掌聲中，走到教室後麵唯一一個空位置上，坐下來就開始上課了。
當天下午第二節課後，黃老師讓全體班幹部和團支部委員到她的辦公室開會。黃老師說：“現在我們班52人已經全部到齊了，以後班幹部例會就由李培永同學負責了，團支部書記邢成秀負責開展團的活動，你們兩個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邊的一位女同學就是邢成秀，她微笑著、羞答答地頷首說：“好！”
當時，我是一個很不稱職的班長，積鬱在心中的那股難咽之氣久久不散。難言之苦，無處訴說，於是，就沉溺於棋牌之中。哪怕課間十分鍾也要抓緊時間打幾盤撲克。以至於，班主任黃老師隻要走進教室，看到我還在與同學打牌，總是微笑著說：“李培永啊！你又在打牌呀！”
黃老師是生物教師，沒有教我們班任何一門功課，隻當班主任，就像大學的學生輔導員一樣，但是她非常負責，而且非常有耐心，從來沒有在班上對大家說一句，哪怕稍微重一點的話。她非常理解我們這批名落孫山的“高材生”，不論是與學生個別談話，還是開班會講話，總是輕言細語，娓娓道來，開導大家要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每天早晚自習，每一個課間十分鍾，她都要親臨教室，或巡視，或找同學個別談話。
誠然，大家對黃老師非常敬重，但是，不少同學對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欲求學上進而不能的難堪境遇，鬱鬱寡歡。盡管學校食堂每個月13.5元的夥食，已經做得非常可口，餐餐都有魚肉，不少同學還是隔三差五就三五成群，到外麵的餐館去聚餐，喝酒抽煙，宣泄一番。但是，這些曾經的優秀學生，還沒有沉淪，每次去外麵吃飯，都要趕在晚自習之前回學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學，還要回宿舍非常認真地刷牙洗口，生怕被黃老師發現了。我當時雖然心情與大家一樣，也與幾個剛結識的朋友一起去外麵吃飯，但是，我從來不抽煙喝酒。我回學校就直接去教室，如果時間還早的話，再跟同學打打撲克。
幾乎每次去教室晚自習，都看到黃老師在教室。有一次我從外麵吃飯回來，她在我旁邊坐下談班級工作安排之前，問我：“是不是同學們對學校食堂夥食有意見啊？”我說沒有意見啊！問題是夥食太好了，每餐都有肉，而且那麽多肥肉，不僅女生吃不下，男生也吃不消啊!是不是可以換個味口呢？多一點瘦肉，少一點肥肉，有時可以不要肉，炒雞蛋也可以呀！我們正說著，喝了酒的幾個同學陸續從後門進來，從我們旁邊走過時，一股酒味飄來，黃老師微笑著問我：“你沒有喝酒吧？”
可見，黃老師是知道有同學去外麵喝酒了，但是善解人意的她，從來不在班上公開批評喝酒的同學。是不是找那些同學個別談話了，我不知道，但是，她這樣尊重學生的態度給大家印象非常好。也為我們後來走上教師崗位，時刻要尊重學生、愛護學生，樹立了好榜樣。
按照市教育局的要求，短訓班應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當年5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宣揚“血統論”，省實師要成立學校“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學校高中部、短訓班和幼師三部分，都要有學生代表參加。也許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而我可能是“矮子裏麵的將軍”；也許是心地善良的班主任黃老師極力推薦，我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代表，挑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真是世事難料呀！因為家庭成分問題，上大學不宜錄取！不到一年時間，相信我的檔案，依然在省實師黨總支的櫃子裏麵，家庭成分應該還是那個“問題”，我不僅可以當“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還能成為第一批“紅衛兵”，而且成為武漢市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批去北京天安門，而且作為武漢市“紅衛兵”的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門城樓邊的“觀禮台上，於1966年8月18日，接受毛主席檢閱紅衛兵。
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與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變化息息相關，運行的軌道永遠離不開大趨勢！但是，我非常幸運，自從被分配到省實師短訓語文二班，遇到從印尼回國的黃娉琴老師以後，幾乎在人生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有像黃老師一樣心地善良的好人貴人助我一路前行！
難忘敬愛的黃老師！
（1967年12月中旬，正值十年文革高潮，各人拿到派遣令就去所派的中學報到，結業集體照也沒有。留下終生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