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貴人（09）跟著張必錕先生學習教語文

我的人生貴人（09）跟著張必錕先生學習教語文

張必錕先生是北京市著名語文老師，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畢業於北大中文係的高材生。八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聘他為特約編輯，參與該社語文分編型教材初中《閱讀》的文言文和高中《文言讀本》的編輯工作。

1983年8月1日，人教社在洛陽召開分編型語文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備課工作會。到洛陽會議報到後，湖北省語文教研室張良謨老師在會議之前，接到人教社《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第一次全國備課會議主持人張定遠先生的電話，讓我把初一年級寫的教改總結《試教初步》油印300份，帶到洛陽參加會議。我們到會當天，張老師就帶我去拜見劉國正和張定遠先生，當時在酒店客房還有章熊和張必錕兩位特約編輯。

張良謨老師把我介紹給四位語文教育教學的前輩時，張定遠先生握著我的手，微笑著親切地問了我的年齡之後，環視在座的各位說：“太好了！年輕人努力吧！你寫的《試教初步》，國正先生看了，認為很好，已經在我們所的內刊第五期發表。我們已經寄發到各省市教研室了，可能很多執教老師還沒有看到，明天給你三十分鍾，在大會上再講講吧！”

我們回到客房後，張良謨老師說：“你真是太幸運了啊！第一次參加全國會議，就得到中國頂級語文教育教學大家劉國正先生的肯定和鼓勵！你要知道，劉國正先生不僅是人教社的副總編，還是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簡稱”中語會“）的會長；張定遠老師是全國中語會的秘書長。你一定要認真準備發言稿，一定要講好啊！不能辜負前輩們的信任，要為我們湖北省實驗班的爭氣！”然後，與我一起討論並商定了發言提綱。

第二天，我的發言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鼓勵和執教老師的歡迎。當晚，再去客房見國正先生和定遠先生，又見到了章熊和張必錕兩位特約編輯。

定遠先生見到我後，立即向兩位前輩介紹說，他叫李培永，是武漢華師大一附中實驗班的執教老師。兩位老師馬上說，今天上午發言講得不錯，希望你再接再厲，堅持實驗到底，將來一定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績！我向他們表示最誠摯的謝意後，就在那裏傾聽他們談學論道。曾經不止一次聽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天晚上才真正有了深刻體會。這天晚上的相遇，讓我與他們這些中國一流的語文教育教學專家成了忘年交，三十多年不斷得到他們耳提麵命，才成就了我的輝煌。如果說，我在不惑之年沒有本科學曆而能被評為語文特級教師，可以算是人生的輝煌的話。

1984年暑假，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第二次備課工作會議在甘肅省蘭州市舉行。會議期間，組織與會人員去參觀劉家峽水電站。

車到劉家峽水庫，下車一看那水庫中的黃河水呀，清澈見底！

劉家峽水庫位於黃河上遊，距蘭州市75公裏。水庫地處高原峽穀，被譽為“高原明珠”，景色壯觀。水庫湖麵遼闊，風光旖旎，氣候宜人，環境優雅，水質好，無汙染，是甘肅省最大的水產養殖基地和水上度假旅遊勝地。既是一個良好的生態觀光地，也是遊覽炳靈寺的必經之地。向陽碼頭以東，10裏河岸白沙展露，綠柳婆娑，被稱為"十裏柳林"，景觀奇妙，帶給人一種回歸自然、人在畫中遊的美好氛圍。

我們的遊船在碧波蕩漾的水庫湖麵遊弋，那清澈見底的湖水，徹底顛覆了自古以來“跳進黃河洗不清”的傳統觀念。本來老師們都在甲板上欣賞湖光山色的，忽然飄起了細雨。老師們紛紛回到船倉裏去了，三個一群，五個一堆，聚在一起，或聊天文地理，或聊所見所聞。

我們乘坐的遊船上，除了中南五省的試教老師，還有北京、甘肅、陝西的老師們，人教社的編輯們也在這條船上。

而此時在船頭的甲板上，章熊和張必琨兩位老師迎著和風細雨，用俄語高唱五十年代在中國流行的蘇聯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車》等。這幅動人的畫麵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永生難忘。後來與兩位老前輩交往越來越密切，對他們的了解更多了。原來他們不僅僅是實驗教材《閱讀》的特聘編輯，早年還是北大、清華中文係的高材生。據說，當年他們在北大清華讀書時，琴棋書畫，無所不能。都是學校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張必琨老師的鋼琴演奏水平很不一般，他家裏書房那架鋼琴伴隨他到老，每天寫作之餘，都要自彈自唱自娛自樂一會兒。老一輩語文老師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啊！

1985年9月21日上午第一二節課，北京名師、人教社特約《文言讀本》編輯張必琨老師，應邀來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高中語文實驗班，上誦讀示範課。

下課後，張老師與湖北省高中語文實驗班的執教老師座談誦讀教學有關問題。（見附錄）

1986年8月，人教社在山西太原召開高中分編型教材備課工作會議。會議安排了一位老師上文言文誦讀示範課。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老師的示範課居然還是那種傳統的文言文“串講法”，即老師一邊讀課文，一邊逐字逐句翻譯串講。聽課老師在下麵議論紛紛，周正逵老師當機立斷，立即在會場找到了張必琨老師，讓他馬上準備去上一堂真正的誦讀課，就去台上安排學生，組織會議去了。留給張老師的準備時間不到二十分鍾。

還是那個班的學生，張老師走上講台，微笑著對學生說，今天要辛苦你們了，現在我再給大家上一節文言文，我的上法跟剛才那位老師不一樣，希望你們能喜歡！

簡單的開場白後，張老師就把課本放在講台上，走到學生中間，從頭到尾背誦了一遍要教的課文。剛背完，台上上課的學生和台下聽課的老師就熱烈鼓掌。然後，張老師指導學生開始操練誦讀，方式非常靈活，或自讀，或齊讀，或領讀，或輪讀（一部分學生讀，一部分學生聽）。張老師一直在學生中間空著手走來走去，揮灑自如，學生興趣盎然。一節堪稱典範的文言文誦讀示範課，展示了張老師的堅實的文言功底和高超的教學能力！更讓全體實驗教材的執教老師明白了文言文誦讀教學法的真諦。

1986年9月22日至10月24日，我與張必錕老師，還有江蘇的朱泳燚老師，住在人教社招待所，參加《作文·漢語》第一冊的修訂工作。那一個月，與必錕先生朝夕相處，親承謦欬，如坐春風，勝讀十年書。

（左起朱泳燚、張必錕、王連雲、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我從1952年上小學一年級，到1965年高中畢業，都是學習人教社的各學科教材長大的。每學期開學，拿到新書，翻看新書，看著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編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麽也不敢奢想，更想不到，幾十年後，我走進了中國編寫中學教科書的聖殿，在時任人教社副總編、著名語文教育家劉國正先生直接領導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黃光碩、副主任張厚感，《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還有分編型寫作教材編輯王連雲、特約編輯張必錕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訂《作文·漢語》（第一冊）。

還記得，在第一次修訂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說：“我們人教社的這一套初中《閱讀》和《作文·漢語》實驗教材，第一輪全國大規模試教已經結束了，實踐證明了這套教材的可行性，編輯體例的科學性，為了把這套教材編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國正式開始使用，我們社決定修改《作文·漢語》。現成體例基本不變，主要根據執教老師和實驗班學生的意見，對有些單元的內容、例文、單元練習題等進行修改。修訂後的《作文·漢語》，擬定名為《寫作》。為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我們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聘請第一線的老師來參加修定工作，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張必錕老師、江蘇的朱泳燚老師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師。他們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一個月修改完成第一冊，時間確實有點緊。希望大家抓緊時間共同努力完成任務。”國正先生聽取了修改工作進度計劃匯報後，請張厚感副主任、王連雲責任編輯，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師的日常生活和國慶節期間的娛樂活動。

1986年10月1日，北京語文名師張必錕老師一定要盡地主之誼，請我們幾個外地老師去他家吃飯。因為國慶節，北京交通堵塞，有個老師還沒有到，於是，張老師請我們欣賞他演奏鋼琴名曲。第一首彈肖邦的《黑狗》，演奏前，他生動地介紹這首名曲的由來。說是有一天，肖邦去看他的情婦，因情婦還沒有起床，肖邦便在客廳等候，無聊至極。恰好看到客廳裏有一隻小黑狗，也很無聊，自個兒在那裏打轉轉，想用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轉了許多圈都沒有咬到。肖邦見此，靈感忽來，因“情”而譜了這首《黑狗》。由此可見，北大才子之才！

 張厚感副主任是北大六十年代畢業的高材生。他忠於職守，經常來招待所過問修改工作進度、商討修改中出現的問題、審閱修改質量。休息時間，就與我們即興談天說地。讓我們真正見識了必錕先生和厚感先生兩位北大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錕先生是湖南人，早年畢業於長沙湘雅中學，1952年畢業於北大中文係，幾十年來，一直在北京教中學語文。

 厚感先生與必錕先生是北大校友，多年來一起在人教社中語室從事語文實驗教材編寫，情同手足。兩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懸河，非常健談也特別敏銳，小酌慢飲，談吐間不時流露出精彩語句。

 10月3日，厚感副主任在王連雲老師家，兩人一起宴請我們三位中學老師，準備了名酒，他還親自下廚，做了十幾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們邊喝邊吃邊聊，興之所致，無所不談。

厚感先生是廣東人，喜歡喝點好酒，酒量不大，酒後話就更多了。當時不知怎麽扯到當官的事，他笑問必錕先生：“必錕兄，你最近與你的老同學吃飯沒有啊？”

 厚感先生說的“老同學”，就是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陳書記當年與必錕先生是北大中文係的同學，參加革命後，肄業成為了職業革命者，後來逐步成長為職業革命家了，當了北京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隻要有機會，常與北大學友聚餐，在一起敘學友之情，聊天下之事，暢所欲言，不分彼此，其樂融融。

必錕先生：“今年他特別忙，到現在快一年了，還沒有來參加過一次活動。你想說什麽？盡管說吧？”

 厚感先生說，俗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這些讀書人，隻知“書中三味”，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會，那些“議員”，要想當好，當長久，就得學會“小罵大幫忙”。而封建集權帝製，像魏征那樣敢於直諫，妄議皇上，大都不得好死。魏征幸虧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後下詔厚葬。感謝魏征讓他懂得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畢業就在人教社中語室當編輯，辦公桌與老北大畢業的張中行先生麵對麵，共事二十多年。他與張中行先生亦師亦友之真摯感情，隻要看他代表人教社執筆的《沉痛悼念張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一個月時間，每天在王連雲老師的領導下，學習如何修改教材。

 我首先學會的是寫字，一筆不苟地在稿紙上寫字。人教社提供的專用稿紙，比一般的稿紙要大一倍，紙質特別適合鋼筆書寫，而且“天寬地闊”，尤其方便審稿人修改稿件。

“處處留心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人之言不餘欺也！

 張必錕先生當時就住在我隔壁房間，我第一次參加修訂工作，與先生相鄰而居，隨時去向先生請教。不僅聽他說怎麽修改、怎麽寫稿，而且看他怎麽做。隻見他一筆不苟寫在稿紙上的文字，橫豎撇捺，筆筆到位，蒼勁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間，張老師的言傳身教，給我上了認真寫字的第一課。

 那一個月時間，我與必錕先生如影隨形，開飯時間，我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先生遇到的每一位編輯，都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告訴我，那位是誰誰誰。有一次，他指著前麵不遠處踽踽獨行的老人，告訴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中學語文編輯室著名的編審張中行老先生。

有時下午工作到四點鍾左右，我和朱老師就陪先生去外麵走走，邊走邊聊，聽他講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軼事。有幾次，我們走出大門，右拐到旁邊的景山公園散步。在上景山的路邊，先生指著一棵樹說，人們都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就是在那棵樹上吊死的。崇禎吊死在景山公園是史實，現在的公園曾經是他的皇家後花園。但在哪棵樹上吊死的，就難說了。再說，現在也沒有必要去考證了。先生知識豐富，且對民間傳說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雲亦雲。

 （1986年10月在北京景山公園與張必錕老師合影）

張老師做學問更是獨立思考，認真研究之後，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實是眾所周知的。記得有一次，給我們年輕教師講“文言文虛詞教學的複雜性和單一性”時，談到文言“虛詞”的複雜性表現之一，就是“虛詞的用法很多”，他說：楊樹達先生歸納為二十多種。其中“之”： 楊樹達說，助詞，無義。呂叔湘先生說“之”是取消獨立性。

張必錕老師說：“我以為有舒緩語氣的作用。哪一種說法對呢？我以為都對。我們可以從魯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證。如：‘劉和珍君聽我的講義’這個‘的’相當於‘之’；‘總之，落水狗的該打不該打’這個‘的’也相當於‘之’”。

我慶幸自己在學語文教語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錕先生這樣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良師益友！

必琨先生熱愛教育事業，一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成績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語文》，集中展現了他的語文教學理念和造詣。他倡導並力推的文言文誦讀教學法，已為廣大語文教師所接受且踐行，更為學生喜愛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語文，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附錄】1985年9月21日，張必錕老師在華師一附中給實驗班學生上了兩節文言文誦讀課，先生結合教學實際，從以下幾個方麵談文言文誦讀教學。（根據錄音整理，經必錕先生審閱）。

• 為什麽文言文講授要以誦讀為主？

簡單地說，就是為了培育語感；沒有傑出的語感，任何一種語言都是難以學好的。

語感起首來曆於聽，其次才是說。古人說：置之齊則齊語，置之楚則楚語。說的也是這個事理：人們在“活”的語境中，之所以能較快地學好另一種語言，就是因為聽得多的緣故。這不限於學方言，學任何一個語種都是這樣的。隻有誦讀才是培育文言文語感的唯一正確的路子。

   二、用誦讀為主的方法教文言文，要想達到培育學生閱讀能力的目標，就必需有足夠的誦讀量。“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沒有足夠的誦讀量，功敗垂成，這是多年來文言文講授上的一個很大的失誤，該當作為我們的前車可鑒。

先申明一下：這裏說的誦讀，是熟讀和背誦的合稱。熟讀者，拿著書邊看邊背，背不出就看幾眼；而背誦則必需分開書本。古人讀《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是這種讀法，真正能從頭至尾背誦的大概隻有兩種人：過目不忘者和讀死書的人。

   三、誦讀為主的講授體例，也可以給一個堂皇的名稱：誦讀講授法。這種講授法跟舊時代私塾的教讀體例有相似之處，然而本質全然不同：它不是單一的朗讀練習，也不強迫學生死記硬背，而是用誦讀來帶動其他的練習（如句、篇的練習等），最後達到天然成誦。采用這種講授法，應當遵循下麵兩條根本原則：

第一、誦讀和會意緊密連係，以求疏浚文義。

誰都不否定，學生在朗讀時，無論讀什麽，其思維都在思考著文字所包含的意義，這就叫會意。在文言誦讀中，這種狀況表現得尤其明顯，很值得重視，因為先有會意爾後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除了需要的講解（如背景常識、個別難句等）而外，教師的首要使命不是讓學生記住某些現成的結論，而是因勢利導，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使其思維過程有秩序地進行，並養成自發會意的習慣。

學生讀文言文而能會意，是無庸置疑的。文言跟現代漢語同源而異流，同為主，異為次，此其一；

其二，我們並非讀經，課文裏沒有佶屈聱牙的句子，而又有標點，有注釋，當真讀讀，至少也能讀懂一小半。一小半懂得，就有了會意的基礎了。

會意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及言；

二是知而能言，雖不中亦不遠；

三是言而能中，即所謂確解。

我們應該幫學生求得確解，但又要看到，因為時代隔膜、用語習慣分歧等各種原因，句句求確解也很難辦到，古人某些大注家尚且難免於望文生訓，況且初學!所以，對學生要求應當放寬，一篇之中，對折能確解；其餘，或心知其意，或言而不中亦不遠，均無不成，極個別語句（例如以學生現時的閱曆難以理解的語句）甚至可以存疑。如能這樣做並沒有什麽不好，因為它給學生留下了繼續會意的餘地，使其傾全力於誦讀，在誦讀中求解，在誦讀中感知文言的表達特點，在誦讀中積累語言素材——從久遠概念看，其結果比讓學生借助完整的譯文來領會文章大意要好得多。

以上是就疏浚文義說的。還有更高層次的會意——陶淵明式的會意，用他本人的話來詮釋，就是“奇文共賞識，疑義相與析”。這種賞識性、切磋性的會意，學生一時自難辦到，但又不能不觸及，例如詩文中的警句、佳句，稍稍觸及一下還是有益處的。

第二、熟練運用記誦的三要素，以求天然成誦。

記誦的三要素是：

（1）口熟，就是在反複朗讀的過程中，像磁帶一樣把課文的語句按先後次序“錄”在大腦的“記憶帶”上。這種記誦憑靠的是對聲音的直感，包括吐字、停頓、語氣、語調等，背誦起來經常是不假思考的，如同幼兒背誦詩歌，因而帶有不變性。

（2）掌握支撐點，就是在粗知內容大意的基礎上，起首記準若幹開頭語句包括名句 、佳句 、過渡句和段落的起結句 ，用它們作為支撐點將全篇（段）貫串起來。這種記誦已含有顯著的理解記憶成分 ，但仍然會在連貫背誦中可能呈現某些“斷層”。

（3）把握文章理路， 即理解作者行辭意圖，特別是要弄清各個層次之間的內涵聯係，使其言“若出於吾之口”，這就純屬理解記憶了——到這一步，或者接近這一步，才能順暢地背誦全篇（段）。

以上三個要素盡管層次不甚分明，其間卻存在著彼此聯係、彼此促進的因素，任何一個都不容忽視。例如在背誦過程中出現的“斷層”現象（背完一個語段後怎麽也想不起下文的開首）和“越位”現象（越過一個語段去背下文），一般說來，都是因為不熟悉理路的緣故;可是，若是在一個語段之中出現斷語殘句或倒置錯位的現象，那原因恐怕就在口不熟或缺乏支撐點了。

此外還有一種特別情況：一篇已經成誦的課文，隔上一年半載不讀，記憶也可能臨時“隱沒”。這時，若是本來口熟，又有足夠的支撐點，那麽隻需要再朗讀一遍，複習一下文章的理路，就可以恢複記憶達到完整精確的水平；相反，若是本來口不甚熟，又貧乏支撐點，即使讀上三四遍，恐怕也未必能順暢地背誦。三者之不成偏廢，於此可見。

在現實練習過程中，三者的綜合運用表示為：起頭注重口熟和掌握支撐點；待到半熟之後，再利用文章的理路來達到連貫背誦。記誦也要講究技巧，例如掌握韻文、駢句、排比的特點等。但技巧又往往是有個性的，要倡導學生不斷地總結本身的經驗教訓，從中發現巧妙的記誦法子。

   課堂誦讀操練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應以中等學生誦讀能力為尺度設計同一的誦讀曆程，分段誦讀，長段分層誦讀。方式要靈活，或自讀，或齊讀，或領讀，或輪讀（一部分學生讀，一部分聽），而以自讀為主。這些做法，剛剛在課堂上已經展示過了，就不多說了。

教師的指導可以穿插在學生誦讀操練中進行，內容不外乎怎麽朗讀和怎麽理解這兩個方麵。對朗讀的指導必需十分具體，因為讀音涉及詞義，停頓涉及句子的組織，語氣涉及虛詞的感化和作者的豪情，讀得準確可以反過來促進對辭意的理解，這就是前麵說的“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

對理解的指導則要求精要，例如對句意、段意、文章的大旨和理路的講解都不作長篇宏論，隻用幾句話點到為止，這也是給學生締造會意的前提，因為陪伴著誦讀的曆程，會意也將繼續進行下去，沒有必要把什麽話都說完。把這兩方麵合起來講，就是“具體”“精要”四字，這是指導的原則。指導不限於教師講解，也可采用開導提問的方式。

應當指出，教師的領讀領背和實時檢查學生背誦，是指導誦讀的兩個主要手段。教師的領讀特別是領背，是一種直觀的指導方式，可以幫學生正音、讀出語氣，並咀嚼語句的內容。實時檢查學生的背誦，發現問題當即解決，才能加速記誦的速度。在全篇（段）基本成誦後還要留出必要時間讓學生提問，進一步理解課文。

上麵說的這些做法，剛剛在課堂上已經展示過了，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