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23）

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23）

高考語文單科測試，成績受到專家關注

1985年6月28日至30日，實驗班全體學生參加武漢市中學升學考試。送考時與一些家長談孩子的教育問題。他們都認為參加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後，學生的思維特別活躍，特別好問。家長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如盧山問他父親：“既然馬克思能預見現在，我們為什麽不能預見共產主義？”

送考的家長對自己的孩子順利考取本校高中充滿信心。

參加第一輪初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的，是1982年秋季入學後隨機分班的學生。實驗班共有學生50人，男生23人，女生27人；按1982年武漢市招生辦公室劃定的重點中學初中錄取分數線（語文和數學兩科總分為182分），錄取的隻有33人。這批學生中，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有24人。當這批學生及他們的家長被告知，將參加第一輪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時，有的家長反應非常強烈。家長說，我們的孩子報考華中師大一附中不是來給你們當實驗品的，實驗就意味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失敗，對你們學校和老師影響不是很大，但是，對我們學生和家庭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損失。家長的心情可以理解，家長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被分到我這個班的學生，必須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編輯出版的實驗教材。

麵對這樣一批學生和家長，而人教社這一次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又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教材改革步子最大的一次。全國各省市教研室專人負責組織四個學校（二個城市和二個農村的省重點中學）參加實驗，我們湖北是省語文教研室的教研員張良謨老師負責。

教材將原來的《語文》，分編成《閱讀》和《作文·漢語》兩本書。因此，從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告戒自己，千方百計隻能成功，不能失敗。為此，我從學生報到之日起，堅持每天寫班主任工作日記，堅持每一節課後寫教學後記；為此，我結合教學實踐閱讀了大量的有關教育教學的理論書籍；為此，我堅持按實驗的要求，每學期寫小結，每學年寫總結。

袁校長為了教材改革的成功，特別安排了資深老教師汪厚鐸為專職指導老師，與我一起備課，負責聽課、評課。語文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特級教師陳治平老師，還有劉友三老師等經常來聽課評課，精心指導。

真是蒼天不負參加教材改革的師生啊，三年語文教改實驗結束，有37人考取了華中師大一附中的高中，校長、家長和學生都高興。

湖北省教研室在學生參加中考結束7天後，組織學生參加了當年語文高考單科測試。試教交高考閱卷點評改，結果初中畢業生人均分超過了高中應屆考生。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1985年高考語文命題組副組長章熊先生看了我們的對比分析報告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說：

“李培永同誌提供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數字，但僅有數字而缺乏具體分析，還不能說明問題，隻能引出一些想法。

所謂“缺乏具體分析”，主要是指缺乏這批學生入學時的情況介紹，沒有這方麵的情況，我們就很難估計他們進步的幅度以及取得進步的原因。                     

但是這些數字表明，這些學生的語文能力已經達到了今年高考學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這三題的相比數字，可以說他們巳超過了平均水平。再從總分情況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分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1人，分布比較平均，可見這批學生中並沒有出類拔萃的“尖子”。那麽，可不可以說，我國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較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引導得法，其中相當一部分可以提前達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這些學生的基礎打得比較紮實。高考屬於選拔考試，它不同於結業考試，為了擴大區分度，每屆試題中都要有一些難題，對一個初中生來說，答不出這些難題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題的第五小題來看，這道題要求學生在一定語言環境中根據上下文判斷概念的特殊意義，是比較難的，這些學生的成績卻大大超過一般高中畢業生，可見他們受過較好的閱讀訓練。此外，從前麵談過的總分分布情況來看，也可以看出學生的基本功情況。

最後還想說一點，我和一些同誌都有這樣的看法：語文高考不需要特別複習，尤其不要搞題海戰術；考生上埸，憑的應該是平時培養起來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誌的學生臨場表現，證實了我們的想法。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應變能力，應該說，它是李培永同誌訓練的成果。”

我與語文教育家章熊先生第一次見麵在洛陽。

    1983年暑假，人教社在洛陽召開重點中學語文實驗教材工作會議，該社《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先生主持大會。我在大會發言後，定遠先生約我晚上去他下榻的房間深談。在他那裏見到了人教社特約編輯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有幸聆聽語文教育大家的金句名言，受益匪淺。章先生對我說，趁年輕，努力吧！

    第二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蘭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蘭州召開重點中學語文實驗教材工作會議。大會組織全體與會專家、學者、編輯和老師們參觀劉家峽水電站，泛舟大壩上麵的劉家峽水庫，我剛好與章熊和張必琨兩位先生在一條遊船上，當遊船在碧波蕩漾的水麵上迎著和風細雨前行時，兩位先生站在船頭引吭高歌。大家都聽到他們是在用俄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兩位都是畢業於清華北大中文係的高材生。他們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之中了，那充滿激情的歌聲，不僅感染了他們的同齡人，更讓我們晚輩看到了他們是那麽多才多藝！後來接觸多了，才知道他們那一代畢業後從事教育事業的高材生，不僅有深厚的專業功底和非凡的教學藝術，而且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感恩語文教材改革實驗，讓我有機會零距離受教於前輩大師。章先生親切地對我說，初中實驗還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與章熊先生見麵在青島。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島召開重點中學初中語文實驗教材試教總結大會。我帶去的華師一附中初中語文實驗班參加全國語文高考單科測試的總結材料，章熊先生看了之後非常興奮，手舞足蹈，立即跑到國正和定遠先生住的客房說：“你們看看，培永給我們帶來的這份材料吧!我們現在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一套分編型教材了！”

    特別是他看了我們班學生的答卷後，非常高興地在青島大會上對大家說：“華中師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師執教的初中實驗班學生，在沒有複習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與應屆高中考生同時參加高考，試卷由湖北省高考語文閱卷點老師評改。語文單科測試成績人平61分，比湖北省高考考生語文人平59.46高出1.54分。

    章先生在青島會議結束後，約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談。

    1985年8月20日在章熊先生家，我詳細匯報了三年來教改實驗的情況後。章先生充分肯定我總結的“三敢三愛”，即《敢想·多想·會想》、《敢問·多問·會問》、《敢說·多說·會說》；《愛聽·多聽·會聽》、《愛讀·多讀·會讀》、《愛寫·多寫·會寫》。並由此談到葉聖陶和呂叔湘兩位語文教育老前輩，談到語文教學的“序”。

章先生說：

葉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語文教學要尋找“序”，這一點語文教學界都知道，並且引發各種各樣的思考。葉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講過，也引發我的思考。

    我認為“序”的根本在於教材編寫。

    第一，葉老的觀念是相當超前的。長期以來我們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為教學的依據，葉老把它打破了！觀諸世界教材觀念的發展，由“課（lesson）”而“單元（unit）”，由“課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這是教育理念的進步。在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在堅冰剛剛化凍，這些理念還沒有進入中國之前，葉老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見解。

    第二，這是立足點和視角的根本變化。長期以來我們都把“文質兼美”作為選材的唯一標準。要貫徹葉老的思想，就要以學生為主體，就要研究學生的認知規律，就要以此為基礎尋求新的線索，開辟新的途徑。

    談到葉老所呼喚的“序”，就會聯想到呂先生提出的“科學化”。兩位老人意氣相投，私交甚篤，兩種提法此呼彼應。雖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達的是相同的焦慮，是為語文教學效率不高而產生的焦慮，是對我們這些第一線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語文實驗教材《閱讀》的特邀編輯，這套教材的編寫貫徹了葉老和呂老的語文教學理念。整套教材，縱向有序列，橫向有層次。

    章先生從1984年開始參加全國高考語文命題工作，不僅對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進行探索，而且推出“現代文閱讀”測試題。

    章先生說：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題，就推出了“現代文閱讀”欄目。一時全國嘩然，“超綱”的攻擊聲四起。不過現在習慣了，而且較那時有所發展，從獲取信息性閱讀，擴展到文學性閱讀（由於文學性閱讀的多解性，如何命題有些地方還要進一步研究）。現在我要談的是一件不為外人所知的事請。人們都以為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不是，我不能貪天之功，應該還曆史的真相，把功勞還給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試題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其實細心的人從這本書裏卻永遠找不到相應的章節，那是朱德熙先生從全書中挑選了一些段落組合而成的，天衣無縫。更有甚者，譯文裏每一個句子都經過朱德熙先生親手厘定。我至今記憶猶新，真正領略了什麽是學者風範！當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個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廳裏，朱先生找來了原本和譯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辭典；原文與譯文一句一句比對，有覺得不夠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確定。不僅如此，最後的定稿也是朱先生親手抄寫，由我帶到命題組的。正因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這個石破天驚的項目才得以順利通過，否則以我當時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種局麵了。

    全國高考語文試卷的結構模式，從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題工作，開創高考語文四大板塊至今未變，“現代文閱讀”一直是必考的一項。這也是章先生對語文教育教學的重大貢獻之一。

    臨分別時，章先生再三囑咐，一定要堅持語文教材改革實驗，再堅持三年完成高中實驗任務。還贈送給我，一本他翻譯的美國教材《提高寫作技能》，一本他寫的《語言和思維的訓練》。又送我一枚他親手篆刻的“培永藏書”印章。

    還記得，我調到海南以後，大約1994年吧，教育部決定進行高考改革試點，海南、雲南、湖南三省由國家高考命題組另出一套試卷，簡稱“三南試卷”。遠在海南的中學校長和畢業班的老師們不知所措。我們農墾中學的賴校長帶著我直奔北京，到了章先生的家。

    那天，陪我們一起去拜訪章先生的還有張必錕先生和我們華中師大一附中老校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數學家羅聲雄教授。

    章先生在談“三南試卷”時，特別強調這一次高考的命題原則，用當時鄧小平說的話，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學校後，要求高三的老師夯實基礎，降低備考複習的測試題難度。果然奏效。

    感謝章先生不吝賜教！

    感謝章先生一直激勵我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