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兵馬司 棗樹 血案

在昨日寫的懷念表叔一文中專門寫了一句我奶奶屋前的兩棵棗樹。高大超過房頂。要想收獲脆棗，要拿著竹竿上房打棗。
1966年的五月一日我上三年級，代表北京東城體校乒乓球隊和另外兩個女孩在景山公園與少年宮隊的三個同齡女孩比賽娛樂遊園的人們。這是全市慶祝五一活動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活動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遊行。下午回到家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報紙，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半版?照片。我突然看到我爸爸就站在毛劉的後麵。那時候我隱隱約約的知道爸爸是幹重要事的因為家裏有兩部電話。一部紅電話是誰都不許動的。晚飯的時間到了，爸爸走進了餐廳，媽媽卻一把拉住了我，關上餐廳的門對我說過“要是你爸爸出了什麽事，你一定要堅強。你爸沒有被被捕過，所以他不會是叛徒”。我心砰砰的跳起來。什麽都沒說出口，眼淚就出來了。除了小時候第一次看到貓在窗口給嚇了一跳，我媽的這幾個字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感到恐懼。這種恐懼隨著文革的展開，伴隨我至今。
父親作為黑幫分子被隔離關押，所有親戚朋友都不見了，媽媽很快也不回家了，找不到她了。我一個9歲獨生女就在66年8月的一天突然一個人生活了。我平生寫的第一封信就是那個時候寫到北京兒童醫院找媽媽的。我的從美國留學返國的三姑在1967年的某一天突然出現在我被轟到小雅寶胡同裏一個大戶人家車庫改的房間，我的新家。她把我帶走了，不顧姑父不但身染腎炎還被商務印書館審查，批鬥的狀態，把我帶到了他們家。一下子和三個出生在美國的表哥們生活在一起了。除了晚上一聽到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馬上趕回學校參加當晚的慶祝遊行，其他時候就由表哥們給我瞎寫病假條，不去上學也不用受老師的白眼。三個表哥雖然幼年就回到了中國但絕對不是一般常見的青少年。天生的自由個性和愛好吃喝玩樂。也不像我所熟悉憂國憂民的“紅二代”。記得二哥冬天每晚必去什沙海冰場，三哥不停的在計委大院和建委大院的孩子武鬥中建功。
這天姑姑帶著我們四個來到北兵馬司給奶奶過生日。正值棗子成熟之時。他們就上房打棗。沒成想，不一會前院在文革時期搬進來的20幾戶人家中的老人大人就湧進後院大聲喝呼他們下來。然後幾個工人壯漢就打他們說偷棗了。他們人多勢眾，嚇得我和姑姑躲在一旁。這些人讓三個15-19歲的哥哥彎腰鞠躬拿著語錄小紅本，一會又說他們侮辱了小紅本因為手垂在褲襠前。要押送派出所。姑姑出麵跪下道歉，保證再也不犯了，才勉強讓我們離去。
這個侮辱對我們每個人都是難以接受的。回到姑姑家，就聽大哥說“君子報仇 十年不晚”。他說話的幓勁兒至今曆曆在目。
大約三個月後，北京深冬。他們三個夜裏1-2點鍾騎車出發了。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把打人的壯漢家了解清楚了。住在後窗臨街的兩間屋子裏。家裏有一個70餘歲老人。哥哥們帶著磚頭，深更半夜到北兵馬司把人家的臨街的幾個窗戶都砸了。騎著車就跑回來了。
過了半個多月，從北兵馬司親戚處傳來消息，說那家的老太太被嚇壞了，已經去世了。
這件事留在了我的記憶裏。每次想起都有不同的感想。餘家的院子，汪家住著棗樹自然是我們這一家人的。輪不上外麵擠進來的人定罪為偷。文革中的無法無天，對人的侮辱埋下了恨的種子。報複奪走了一個無辜老人的生命，也把重重的心理陰影留在了當時11歲的我心裏。
自從我在DC的羅斯福公園看到牆上刻著他的名言：“freedom of fear” 我就愛上了這樣的社會環境。心存感激。感激這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