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在饑餓線上掙紮的1960年

我這次下放勞動改造，時間也許還不到一年，但值得專辟一節來敘述。因為這是我一生八十多年來經曆過的最艱苦最難挨的日子，使我對我們的國情和中國農民群眾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對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開始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這段時間不長，但確實值得說一說，寫一寫。可惜當時沒有留下什麽文字記錄，隻能靠不夠完全的記憶。值得慶幸的是經過那場災難我竟然還能活到現在，真是當年想不到的奇跡。

本文作者何方先生

（一） 下放安徽

作出了要我不必等結論批下來而是先去農村勞動改造的決定後，章漢夫、姬鵬飛一起找我談了一次話。他們的態度都挺好，和過去一樣。章漢夫說，我們認為你主要還是思想問題，下去接觸一下實際對你會有好處。到哪兒去呢？部裏下放到南方北方的都有。北方省份生活可能苦一些，我看你還是到南方去，具體說來就是安徽。那裏是魚米之鄉，生活一定會好點，不知你還有什麽意見？我除了感謝組織的照顧以外，沒什麽可說的。姬鵬飛也作了臨別贈言，勉勵了幾句。

回家後就是準備行裝了。這也簡單，除了挑選一些要看的書以外，主要是帶足冬裝。我知道下去以後不會很快回來，而南方冬天的保暖設備要比北方差得多，所以還是未雨綢繆的好。我下去的時候，正是所謂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我卻帶了兩床被子，裏邊一床還是一直沒派上過用場的鴨絨被，一件老羊皮大衣，以及朋友送我在東北才用得著的棉鞋，等等。後來事實證明，我的寶還真押對了，過冬時占了很大便宜。因為我的問題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所以行李多點沒關係，可以雇個三輪車拉到火車站，外交部人事司還派了專人來送。家裏的人就不用說了。那天除了宋以敏外，就是抱著我兩歲兒子的保姆叫範耀榮，臨別時哭得很傷心。因為她雖然不知道我犯了什麽事，但在她的心目中總是一直認為我是個好人，這一去不知會落個什麽下場，而且又是一個人遠行，自然感到淒涼。

我下放的落腳點是安徽省六安縣蘇家埠人民公社。這地方屬大別山區，上世紀三十年代紅軍曾在這一帶活動，徐向前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多次提到六安和蘇家埠，我們下放時許多老人還記得當年內戰時的情景。再加上1953年我跟著駐外使節參觀團又來過這一帶，所以對六安並不生疏。那次參觀是因為鄰縣霍山正在修建佛子嶺水庫，國內宣傳的很火，我們就慕名來了。當時的六安和霍山好像是歸一個專員公署管，都處在大別山麓。出六安城往南走，大約有三五十裏就是大山，山北一馬平川，應該說是很富庶的地方。那次參觀的印象也很好，當時情景一直記到現在。一想起來就是：向上望，滿山開遍杜鵑；看平川，到處莊稼豐茂，給人一種欣欣向榮的田園山水畫感覺。可是這次來六安，看到的卻是一片蕭索，路上看不見行人，街上碰不到遊客，連許多買賣鋪都關了門。沿路走去，沒看到過老百姓飼養的家禽家畜，更談不上什麽雞犬相聞了。

那時全縣也沒有一輛汽車，縣委接送隻不過是派人幫我扛扛行李就是了。由於中央監委還沒批下對我的處理，所以外交部也無權將我反右傾運動中戴的帽子通知地方，縣裏還隻能按常規接待，請我吃了一頓午飯。這頓飯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相當寒磣，米飯是糙米，下飯的菜不但沒肉，還幾乎看不到油。就是這樣的飯，桌子上撒個米粒，陪同吃飯的幹部也要撿起來送進嘴裏。初次見到這種場麵，還以為是地方幹部的儉樸作風，怪不得要讓住在大城市的幹部下來勞動改造呢。可是很快就發現，原來是災難臨頭，全國早已進入了大饑荒的年月，而自己卻渾然不覺，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

因為進入1960年，中央和地方的宣傳和所謂輿論導向，還在拚命反右傾、鼓幹勁、大講成績、力爭上遊呢。《人民日報》元旦第二天的社論就是《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不久後，新華社又連續發布1959年全麵大躍進的各種統計數字，真是形勢一片大好。記得在我下放走人的前些天，還看到薄一波的講話（經查，係二月十六日在全國冶金工業1960年全麵躍進誓師評比大會上），說要實現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趕上和超過英國。直到這年七月，毛主席還提出，要繼續躍進，今冬動員7000萬人大辦鋼鐵。想想看，當時是什麽氣氛。我就是這樣在大躍進聲中去安徽的，那一年的生活也是在繼續躍進的洪流中度過的。

當我來到蘇家埠的時候，精神還不錯，先到住在公社的下放幹部領隊畢季龍那裏報了到，然後又一個人在街上轉悠了一陣。這畢季龍，我們很熟。他在新聞司當專員，一直對我很尊重、很友好，見麵總是笑眯眯的。不知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還是在美國留過學，給我的印象是，外交部每來一次政治運動，他總是會被拋了出來，成為受批判或叫幫助的重點。他的態度也好，叫檢討就檢討，運動中不頂牛，事後也不翻案。所以他每次都是有驚無險，沒有受過什麽處分，還得到升遷，當了新聞司的副司長，改革開放後被派去當了幾年聯合國副秘書長。我去紐約進行學術交流，還得到過他的熱情接待。這次反右傾運動，他倒與張聞天反黨集團沾不上邊，但被認為思想有點右傾，因為他在參觀北京為建國十周年獻禮而興建的十大建築時，竟然說紐約的中央火車站比咱們的北京站還要大。這類錯誤自然不算大，他的態度又比較好，所以沒受什麽處分，既要下放勞動改造（這是對錯誤大一些人的說法，對像他這類人的用詞是勞動鍛煉，這在當時是很有分寸的），又讓他當了我們那批人領隊的頭目。對他沒有三同（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要求，隻是負責管這些下放幹部，同地方上也就是縣和公社打交道，如交涉看病住醫院啦，聯係接待的生產隊，算帳交糧票啦，等等。這次我們在蘇家埠公社他的住處相見，他的態度仍然是友好的，公事公辦，既不歧視冷淡，也沒有特別照顧。他向我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就安頓我在公社的招待所一個原來的破舊客店住下，等他同有關的生產隊和下放幹部小組的組長商妥後再到隊裏去。

我把行李往客店一放，就一個人上街溜達去了。別看那時老百姓多麽貧窮困難，社會風氣還是相當好。無論是住客店還是住群眾家，一年間搬來搬去不下五六次，但從來沒有丟過東西。不管住在哪兒都沒有人動過我的行李，對人完全可以信得過、放下心。到街上買東西，也是公買公賣，還真是言不二價，童叟無欺。我在街上轉了一陣，發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吃的東西貴得要死，一些穿的用的東西又便宜得要命。比如一個油炸蘿卜絲素丸子要賣一塊錢，而一件半新不舊的衣服也可能連一塊錢都不值。我那次下放帶的冬裝多夏衣少，可是冬天還遠，夏天就在眼前。於是我就到幾個舊衣店裏去看看，想買一件短袖襯衫。說來湊巧，在一個店裏看見了一個半新的，也很合身。問是什麽料子作的，答複是羅。好家夥，這綾羅綢緞，從小在私塾裏就念，可直到這時還沒見過也不知道什麽是羅（其實後來也沒再見過）。而且一件羅料短袖襯衫要價隻有五毛，我當然就毫不猶豫地買下來，後來回到北京還穿了兩年。我對這件羅料襯衫一直念念不忘。

那天晚上就住在那個客店裏。由於旅途勞累，很快就睡著了，但是又很快被臭蟲咬了醒來。點著燈一看，真是了不得，臭蟲像一群螞蟻般地向我發起全麵進攻。這間房子大概平時沒人住，臭蟲們不知餓了多久，現在有飽餐一頓的機會，所以就一擁而上。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因為以前在家鄉、在延安以及在東北打遊擊，來找麻煩的隻不過是虱子和跳蚤，而且也不會成群結隊。當然東北夏天的蚊子也厲害。像這次遭臭蟲的圍攻，後來也再沒有碰到過。

晚上沒休息好，第二天還是被送到了生產隊。那時下放幹部分得很散，一個村子也就是一到兩個人。我去的是蘇家埠公社蘇北大隊下麵的一個小村子，當時隻叫第幾隊第幾組，村名反而不用了。這村就我一個下放幹部，住在一家姓袁的貧雇農家裏。這家有一對老年夫婦，我叫他們大爺大娘，都是要飯的出身，解放後才分得土地和房子。現在土地被公社化掉了，但房子還歸他們。有個兒子名叫袁世銀，19歲，是黨員，當生產隊長，他叫我何大哥，至今還和我保持著通信聯係，去年曾專程來我們家看我。我寫的這一章材料還請他看過，得到他的認同和讚許。這家人甭說有多好了。那時候農村的風氣本來就好，群眾非常淳樸善良。包括一些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家（我看不少是被拔高錯劃的），也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而這一家又是我住過的五六家中對我最好的一家。那時農民群眾的思想觀點是，似乎受苦隻是他們的命，我們這些所謂有知識的城裏幹部下來跟他們受苦，反而是受了委屈，不是我們應該同情他們，倒是他們可憐我們了。這就讓我聯想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寫的法國農民。他們不能代表自己，總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好清官或某個英雄好漢的身上。沒有人帶頭，他們一切都可逆來順受。這就是為什麽大躍進給他們造成了那麽大的苦難，卻不但沒有出現怨聲載道，而且明知有些做法是胡鬧還能跟著繼續躍進的原因。當時的農村確實顯得安定、平靜和穩定，無論上麵怎麽說都沒有人起來反駁。

社科院已故學部委員何方先生文集《何方集》（加蓋何方先生遺印）已在南翔書苑上架，何方先生是一名最有代表性的兩頭真幹部，他的思考至今仍有意義。

（二）農村情景

為了說明我這一年在饑餓線上掙紮的情況，先得交代一個大的背景，那就是：第一，1960年是現在人們說的三年困難時期中間的一年（當時硬被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至今仍有一批左派學者堅持這一說法），可能比前後兩年更嚴重些。第二，安徽被稱為當時的重災區，餓死人數僅在四川之下。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因躍進得猛，曾被毛澤東封為聖人，比作宗聖曾子。後來受到各方批評，他的思想一變，又搞起了包產到戶，因而丟了烏紗帽，調離安徽。當然，我看到的隻是安徽的一個小角落。那時由於餓得走不動，無法走得太遠，頂多隻是去過幾趟三五裏路程的蘇家埠，更無心到處閑逛了。所以這裏說的隻是那個小角落的情況。至於全省其他地方，估計也不會有太大差別。

一貧如洗的農村

那一帶農村真是被折騰的窮得叮當響。說一貧如洗，一點也不過分。土地被公社化掉了，包括自留地，各家倒還留下房子。可是這房子是什麽樣子的呢？我住的那個村子沒有看到一家是砌著牆的磚瓦房，多是名副其實的茅草棚。上麵蓋著稻草，牆用麻杆編成，裏麵再糊上泥巴。由於風吹雨打，泥巴有多處脫落，冬天住在裏麵溫度和室外差不多。最令人感到不習慣的是，隔壁鄰舍的動靜都可聽到，還可從牆縫看到鄰居家的人和東西。所以我和房主人的談話，如果不想讓隔壁看見和聽到，隻能在夜間進行和打手語，不能高聲說話。例如我住的那家的袁大娘，不知什麽時候把一隻實在養不活了的母雞給宰了，也是天黑後煮熟的，半夜把我悄悄捅醒來，硬要給我和他兒子一人吃一隻雞腿。這我怎麽能吃呢？死活不幹，但不能嚷嚷，隻能我一個人和他們全家推來推去。你看這哪像房子？而且還真是家徒四壁，農具和炊具公社化去了，吃飯鍋早已拿去大煉了鋼鐵，連鍋台也作為肥料由生產隊給拆了。隻剩下幾個竹床和床櫃上一些破舊被褥和衣服。實在想不起還有別的什麽家什。大家說，不光是我們下放幹部，連當地老鄉自己也說，那裏每戶人家的家當就是兩大缸鹹菜，不但自家吃，還可以拿出去賣。當地有個傳統習慣，就是再窮也得醃起碼兩缸雪裏蕻，供全年吃，沒有其他下飯菜之說。我們下放幹部也是每人買一小壇雪裏蕻，盡管鹹得要死，看見蛆在裏麵爬，餓極了也還是要忍不住吃它幾口，而且明知吃得太鹹會加重浮腫，但也顧不得了。

人要吃飯，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根本一條。可正是這個吃飯問題讓我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那時我們和群眾一起吃大食堂。糧食按人頭定量分配，但不同的工種、大人和小孩有點區別。農家自己都沒有顆粒存糧，也根本不存在糧食的買賣了。在北京，有糧票還可以買點食品、下個飯館什麽的。可在蘇家埠，全鎮沒有一個飯館。任何糧食製品，即使有糧票也買不到。人們常說的有錢能買鬼推磨，在這裏也不靈了。當時我們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十二斤原糧（沒加過工的玉米，本地叫玉蘆），每天平均老秤六兩，合新秤四兩稍多點。中間是否有流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畢季龍住公社就比我們在生產隊吃得好一些。四兩玉蘆磨成麵，分兩頓吃。每人每頓隻能排隊領到一大勺稀糊糊，不但沒有任何油水，連蔬菜也不放一點。所以我勞動了不到一個月，就浮腫得走不動路，被送進了公社醫院。

吃是人的本能。那時凡是能吃的東西，不管你天上飛的、地上跑的、田間長的、水裏遊的，隻要能弄到都可以吃。說也奇怪，在鄉下竟然看不到什麽飛禽走獸，隻看到麻雀和地老鼠，連草根樹皮也難找。樹，在頭一年大煉鋼鐵中已被砍光了，包括老百姓提起來就感到惋惜的大板栗樹。板栗是當地特產，產量豐富，但樹長得慢。能吃的野菜草根也極少。不知是我們下去前就被弄去吃了，然後隨長隨吃，還是什麽別的原因，竟一時斬草除根了。反正我是農村長大，還有點辨別野菜的本領，但在那裏竟沒找到。倒是吃麻雀、吃蛇、吃老鼠的事時有傳聞。由於是全麵躍進，一兩年前蘇家埠公社就成立了自己的黃梅劇團。我們在住院期間還被組織去看過他們演出的《三女搶板》，印象很深。一些演員想了個找東西吃的辦法，用老鼠藥毒死了一批老鼠，他們就把死老鼠剝皮煮熟給吃了。後來發生中毒，倒沒出什麽人命，隻是有幾個演員嗓音變啞，不能唱戲了。

不但沒吃的，有時更嚴重的是沒燒的。那時用作燃料的主要是莊稼桔杆、樹枝、雜草。可是桔杆一下來就漚了肥，樹已光，也沒有人能上山打柴，食堂燒柴就隻能坐吃山空。特別是四五月青黃不接的那一陣，有幾次因為沒柴燒而斷炊一兩天。老百姓各自想辦法，弄點野菜什麽的吃。下放幹部可就除了吃兩口鹹菜喝點水以延續生命外，竟然毫無辦法。我親眼看到世界知識出版社一同下放的女同誌，現仍健在的裘蓓爾餓得直哭。遇到這時，我除上廁所外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地閉目養神，思前想後，背誦詩詞，也多次念叨屈原的句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說明腦子還在動，但全身已毫無氣力。例如一次不留神躺在了一把鐮刀上，硌得腰背生疼。於是展開了思想鬥爭：是拿開它，還是移動身子躲開它，還是忍痛讓他硌著去。鬥爭了很長時間也沒動彈，因為前兩項多少總得用點力氣。好在這種斷炊的日子並不太多，更沒持續多久，支部和生產隊總會想辦法。有幾次就是動員各家獻出能當柴燒的家具。不知是硬行收走還是自願捐獻，反正我看到的有板凳、洗臉盆架子之類。每次危機都還是勉強度過了。

死一樣的沉寂

先說個靜字。當時在農村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安靜，形容成死一樣的沉寂，一點也沒誇大。過去學俄文時讀《靜靜的頓河》，覺得用詞不當，咆哮的頓河怎麽能配上靜的形容詞？這時一想，用它來形容我們下放的農村倒是更合適些。以前文人常用夜闌人靜，其實我們這裏的白天比過去的夜晚還要靜寂。過去總還有雞鳴狗叫和小孩哭聲吧？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我下放一年，沒看到過一隻狗，倒是見過幾隻母雞，不但不叫，還很快消失了，大概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關係，而且也實在沒人管。大牲畜老早就公社化得不見了。但我們那個生產隊還養了一頭豬，就整日躺在我住的袁大爺房子對麵的一個小豬圈裏。據說已養活了兩年，長得比普通狗還小，瘦的皮包骨頭像一條龍，不但不叫，連個哼哼聲都沒聽到過。我問隊長袁世銀，為什麽人都沒吃的，還要養這條不死不活的豬？他說，公社規定，各生產隊都得養豬，有些隊報上去養了好幾頭，我們一隻都沒有，上麵來查可怎麽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換了幾個生產隊，都沒見到和聽說有一個女人生小孩的。兩三歲到七八歲的小孩倒還不少，可就是都不哭，也不出來玩，用不著人看。母親們下地幹活，就把他們像東西一樣往家裏一放，夏天放在涼快點的門洞，冬天放在床上。不用擔心他們走失和掉下來，因為他們本來 就不大動彈。他們不但不會出門玩，而且沒力氣哭，更不說話。隻是看見過家裏沒大人（上工地去了）的五六歲小孩，開飯時拿個大碗或小盆排隊領飯，然後就回家再不出來了。全村以至附近一帶沒聽說過有辦紅白喜事的。結婚的不知道有沒有。死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由生產隊派人埋掉。自家哪有東西招待客人？總之，那時和那一帶的農村（其實城鎮也差不多），實在是安靜得出奇。晚上更是除了雷電風雨這類自然現象有時發生外，其他什麽動靜也沒有。偶爾也會聽到輕聲細語的爭吵聲，多是妻子抱怨丈夫吃飯光顧自己不管孩子。那時的風氣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裏，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鎖門。既無狼和狗，也沒人偷小孩，沒人偷東西，做到了晝不閉戶。如果人能吃飽飯，有雞犬相聞，那就超過了陶淵明的世外桃源。

麵對死亡

這倒不是說自己快要餓死，而是指麵對老百姓的死亡。在我插隊不久，就已聽到有人餓死的事，大多是老人和幼兒。當時有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所有的女人都不來月經，當然也不生小孩；二是男女老少幾乎都患浮腫病，我們那些下放幹部也很少例外。一開始對我們還有點特別待遇，浮腫稍厲害一點就送公社醫院。結果一時間下放幹部一大半住了醫院，基本上沒有幾個農民群眾因浮腫住院的。而且住院也治不了浮腫，隻是糧食定量稍多點，可以不參加勞動。後來大概是向外交部請示匯報後得到指示，浮腫一般不再住院，於是大家又出院去同群眾實行三同了。這一出來就不斷看到餓死人的現象。據說浮腫有兩怕，一怕引起腿腳潰爛，一潰爛就多半沒救了；二怕浮腫突然消失，那也是不祥之兆。死的人一多，也就見怪不怪了。例如我住家隔壁的一位老人有幾天沒見，一打聽，說是前兩天已經死了，就是小腿先潰爛。由於那時一切都集體化了，死人也變成了隊裏的事，派人挖個坑，用蘆席一卷埋掉完事。自己家裏既無力辦席待客，也不用設靈堂、穿孝衣。所以往往哪家死了人，很多村民都不知道，大家也都不大關心，有點麻木，包括我自己在內。例如一次大隊召開黨員大會，下放幹部全部參加，總支書記講話，主要是動員大家要關心群眾，不能見死不救，看見有人倒在路旁，應該把他扶起來，送回家等等。後來我還真遇到了這擋子事。隻我一人在回家路上，記不清是幹什麽去了，看到路旁躺著一個大人，死活不知。當時倒也想去扶他，但實在沒勁，自己都走不動了，哪裏還能扶起別人？因此隻能慢慢挪動腿腳回村報告。現在想起，仍然認為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當時的我是怎麽也背不動一個病人或死人的。

在那樣嚴酷的條件下，可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卻沒有餓死一個人。這似乎不可思議。其實說怪也不怪。首先，我們中間沒有年老體弱的，都是三十多歲，體質比較好，下放前也不曾挨餓，有一定的營養積蓄或者說底子好。其次，我們下放和過三同生活的時間短，頂多也是一年，而且沒參加什麽重的體力勞動。第三，我們回城後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不但糧食定量提高，還有了各種標準的副食供應。例如我的糧食定量就提高到三十斤，除和大家一樣的副食外，由於降級沒過十三級這個關鍵的界限，所以還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憑票買有規定的高腦（高級腦力勞動者）油、黃豆、紅糖以及高中級的香煙。特別重要的是可以看病和住院。其他因素不再去算，單是這三條，如果沒有的話，情況恐怕就大不一樣了。下麵我們還會談到。而且不但我們下放幹部，就是地方幹部也少有聽說餓死的。例如常給我們訓話的那位大隊總支書記，就講起話來底氣十足。他的定量不知多少，但他有權到各生產隊食堂檢查品嚐卻屬實，有一次還帶來一種混合麵做的窩頭給大家看。畢季龍吃的公社食堂也比我們下麵強得多，最後歡送我們回北京時不但飯菜管飽，而且竟然上了兩道葷菜。至於公社以上的幹部，恐怕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從來沒有聽人說過省部級幹部有人得浮腫病的，更不用說中央領導了。

（三） 躍進種種

繼續躍進

當時各地農村的情況都差不太多，城市也不見得怎麽樣。例如我們路過合肥時就在車站上看見這樣一幕：一個中年婦女提著一籃油炸素丸子在叫賣，喊著一塊錢一個。車站大約是禁止小販上台階的，隻見一個警察走來，奪過籃子一腳踢到台階底下。好在那時行人極少，女人把她的丸子一個一個地檢回籃內，又在下麵叫賣了起來。我問，這從地上撿起來的丸子多少錢一個？她的答複：還是一塊錢一個。我當時心想，天哪！原來安徽省會也和蘇家埠一樣。情況既然如此，難道黨中央和各級領導真的是不了解？為什麽還要硬著頭皮號召和實行繼續躍進？層層說假話又層層相信？老實說，到現在我也還沒有能完全想通和弄清，而許多書上也仍然在繼續講假話。

我們下放的1960年是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第三年，頭兩年躍進的成績還處處可見，化的也相當徹底，以至於幾十年後仍然有些村屯失去原名，改稱什麽社或者幾隊幾組。特別是虛報浮誇等講假話的遺風長存。大躍進和公社化造成的思想作風和社會風氣上的負麵影響，也許比物質上的損失更大、更長久和更值得重視。因為物質上的損失，也就是帶引號的成績，是容易看出來，也比較容易改變的。例如頭兩年的大煉鋼鐵，1958年的小土群和1959年的小洋群，我們下放時就看到過一個所謂鋼鐵廠的原址，簡直一片狼藉，橫七豎八躺著一些機械殘渣，大概過幾年就會被處理掉。

大煉鋼鐵

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麵像前麵說的人們在死亡線上掙紮，另一方麵卻是各級領導和報刊輿論一再號召繼續躍進，真是連篇累牘。由於這年1月中共中央的上海會議提出此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就是三年內(19601962)提前趕上英國，八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基本上完成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的過渡，所以各地又在大躍進和反右傾的氣氛下，掀起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公共食堂，大辦養豬廠等一輪新高潮。於是就出現中組部一位副部長後來說的，有的浮腫嚴重到走不動路、要用擔架抬進城住醫院的幹部，還對人們說，在下麵吃得飽，吃得好這樣的現象。（可惜這位說真話的副部長不久就被摘去了烏紗帽）。作為一個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下放勞動改造的人，我也竭力控製自己，做到謹言慎行，包括對家人都不敢多說。開始時有一次我給宋以敏寫信，略為透露了一點農村饑餓情況。她不但不信，還來信糾正說，最近才聽了姬部長的傳達報告，說去年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達到九千億斤。連她都不信，當然更不敢對別人說了。但我也不願當麵撒謊，說吃得飽，吃得好。在給韓念龍主任寫信匯報思想時，就變相說成了犯饞。而這個饞字當時寫了錯別字，使我記了一輩子。

婦女能頂整個天

毛主席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我們那兒就不止半邊了。那裏的農活基本上都是婦女幹的。在我的印象中，還沒有和男人一同勞動過。那男人跑到哪兒去了？原來是大辦水利，按老鄉的說法是上工地去了。當時幾個縣正在興建淠史杭水利工程，說是要實現農地水網化，變旱地為水澆地。這工地在哪兒？我沒去過，距離遠近不知道。反正規定所有能夠去的男勞力，都自帶行李，自帶夥食（就是把他們的糧食關係轉去，據說定量稍高於留下的人），吃、住、勞動都在工地上，十天半月地準許回家看看。那時實行軍事化，紀律嚴明，確實做到了令行禁止。不但男子，連婦女們也毫不含糊。對不聽話的，處分辦法也很簡單，就是扣你的糧餉，不準到食堂打飯。這可是誰受得了的？支書、隊長的威信原來是建立在人是要吃飯的這一原理的基礎上。怪不得我下放近一年，還沒見到在公開場合有人敢頂撞領導甚至說怪話的。

男勞力都上工地了，農活就隻能靠婦女。而且那時候婦女們也比較利索，沒有多少家務事拖累。吃飯有食堂。沒有什麽家禽家畜需要飼養。有孩子也都大了，可以離開。衣服湊合著穿。下放期間我還真沒看到有做針線活的婦女。所以她們除生病或其他特殊情況外，一般都能做到服從命令聽指揮，按時集合下地和回家吃飯。幹地裏活也多是二三十個人排成一條線，齊頭並進，我就夾在她們中間。印象深的是同她們一起為玉米除草，一人一把鋤頭低頭鬆土。不知是由於沒力氣還是有什麽戒備，勞動時很少有人說話，似乎有點心事重重，積極性自然不高。她們對我這個陌生人也還友好，並不見外，也很少搭話。例如她們那裏種的玉米要一窩留兩棵苗，而我過去種地時一直都是隻留一棵苗，所以常常忘記，在鬆土時一不留神就習慣性地鋤掉一棵。她們並不責備，總是友善地加以提醒。當然，她們也不總是一直沉默，有時也會本能地說點閑話，但內容幾乎是千篇一律，多是圍繞著一個吃字，進行精神會餐。我聽到最多的一句重複來重複去的話，就是年紀大些的向年紀小些的誇耀說，我們那時，粑粑子盡飽吃！這就會使年輕姑娘們羨慕不已。所謂粑粑子，就是玉米麵烙的貼餅。因為那裏不種水稻，小麥也種得少，主食就是玉米，連辦事待客都是粑粑子加一些炒菜。聊起過去，各人都可講幾句自己的經曆，懷念一下認為好吃的東西。似乎最高境界就是吃粑粑子不受數量限製。我也算跑過洋碼頭、見過些世麵的人，每當聽到這些，心裏就覺得難受。中國農民的要求是多麽低，多麽可憐呀！馬克思說的農民隻知懷念過去，看不到前途，不能代表曆史發展方向。但這怪得了他們嗎？

婦女們除集體勞動外，平時看到她們也很少來往。我換了幾家住戶，都沒有碰到有來串門的。我除借住人家外，也從不去別家串門。因為一來沒有力氣也沒那個心情找人聊天；二來自知是犯錯誤的，免得自找麻煩。我們下放是自己勞動改造，並沒有擔負了解農村情況的任務。即使上麵要派人調查，我看隻要在那裏實行幾天三同，情況就會一目了然，用不著開什麽調查會，而且恐怕也很難開得起來。我參加的一切群眾會，都是領導（總支書記）講話，講完散會。沒有見過群眾議論、大家發言的會。

處處冒煙

下放期間我看到的都是懶洋洋的集體勞動，一直沒有體會到報刊上宣傳的那種大躍進的勁頭。唯一感到有點躍進味道的是大辦積肥。大概頭兩年的躍進已把可以用作肥料的東西用得差不多了。例如，舊的牆和炕拆了，塘泥都挖過了，能燒草木灰的灌木雜草已不多見。要持續躍進和解決毛主席製定的農業八字憲法中的肥，光靠一點子人糞尿（因無家畜家禽，談不上圈肥）怎麽行呢？於是不知是哪裏提出了一種燒土變肥的辦法。就是用鋪一層桔杆雜草等柴火，上麵鋪一層土，再鋪柴火再鋪土，一直壘成個墳堆，然後從底下點火，慢慢向上燒去。人們隻看到冒濃煙，看不到火苗，一堆能燒好幾天。總支書記在群眾大會上提出的號召是，做到村村點火，處處冒煙。而且還由各隊領導相互參觀和評比。這當然是誰也不敢怠慢的。那一陣確實看到農田裏有不少大小墳堆都在冒煙，顯得頗為壯觀，也到處感到煙嗆。那時人們好像多少有點麻木，不大關心評比結果，隻是讓那些幹部去瞎折騰。當時也沒有考慮到後來青黃不接時，食堂沒柴火會斷炊的事。

風調雨順與顆粒無收

為什麽會造成三年困難，後來的正式解釋是由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撕毀合同，最近還聽到一些群眾這麽說。有位出租車司機更提到蘇聯逼債等原因。在相當長的時期，都把三年困難叫做三年自然災害。到現在有些曆史書籍仍然誇大天災，減輕和淡化人禍。可我在1960年下放地安徽六安所見到的，卻沒有什麽天災，而是名副其實的風調雨順。我們倒是時刻準備著與天奮鬥的，那裏主要是防旱。說也奇怪，有時稍露旱象，上麵剛要安排和動員抗旱，卻正好下了一場透雨。反正那一年從未啟動過抗旱措施。

既然風調雨順又大搞積肥，那收成一定是不錯的了。實際上卻完全相反。除了少量小麥按規定全部交公糧外，當地的主要農作物玉米竟然顆粒無收。為什麽呢？原來是我下放時玉米已經播種，並鋤了一遍草，而且長勢喜人，豐收在望。不料莊稼長到一二尺高的時候，上麵來人一檢查，說是禾苗的間隔，也就是行距不對，不符合八字憲法中的密（植），因此要犁掉重新播種。老百姓當然不同意，但說話沒用。不知是由大隊還是什麽地方派來牛犋，不容分說把禾苗給犁掉了。當時就有不少群眾流下了眼淚，悄悄地罵娘。隻是哭歸哭，罵歸罵，搶種玉米要緊。過了些天，我跟著一群婦女又來鬆土除草了。所以直到現在，提起那次下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鋤地，其他還幹過什麽農活已記不清了。玉米又是長勢喜人，很快已長到一兩丈甚至房子那麽高。但是老百姓高興不起來，因為這大片大片的玉米隻長杆不長穗，誤了農時，最後竟顆粒無收。

既然沒穗，也就用不著派人看管，誰都可以到地裏掰玉米杆當甘蔗嚼，吸收點糖分。我就去過幾次，由於生長在農村，還可辨別出哪根比較甜，不必一棵棵地嚐。這滿地的玉米杆是怎樣處理的，已想不起來。本來是很好的飼料，但沒有牲口喂，大概是留作燒柴了。後來也真再沒發生過處處冒煙的事。

那時社會風氣很好，但是可能盛行類似孔乙己偷書不算偷的哲學，偷東西吃可是屢見不鮮，以至成了公開的行為。我就多次親眼看到婦女們路過麥地時，進地勒一把正在成熟的麥穗，兩手一搓，吹掉麥芒和麥皮，剩下麥粒，往嘴裏一放，嚼著吃了。所以麥地沿路一大片都是光禿禿的麥杆。這種事我也幹過，覺得吃生麥粒比什麽都香。其他能吃的莊稼蔬菜也是一樣，看管的人是禁止不了的，不過那裏除玉米外，種得比較多的是苧麻，那倒用不著派人管。

庶民不議

古人說，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我們大躍進時的那種瞎指揮胡折騰，造成舉世少有的大饑荒大災難，恐怕不能說成有道，但卻幾乎做到了庶民不議。起碼我就沒有聽到過有人公開講怪話、頂撞領導，更談不上聚眾鬧事了。一年間我隻聽到過一句出格的話，還是私下裏偷偷說的。就是那位從小要飯、為人善良的袁大娘，大約是對我信得過，一天小聲問我：毛主席為什麽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對這個問題我隻能含糊應對，但也確實一直在考慮三麵紅旗和毛澤東思想等相關問題。對大躍進、公社化，我是不再相信了，但對毛主席的崇拜卻沒有根本動搖，總是更多地向一時的糊塗、一時的錯誤以及受下麵謊報軍情的蒙蔽等方麵去想。不過單是思想上對三麵紅旗的否定，就已成為我後來長期倒黴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什麽在那麽嚴重的人禍之下還能作到庶民不議呢？看來主要還是中國幾千年社會通用的那兩條。一靠紀律，二靠宣傳。這裏說的紀律，指嚴格的管理和威懾，誰不聽話和敢於頂撞就整誰。人們都知道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經過不斷製造的大小反黨集團，特別是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以後，基本上都已噤若寒蟬，多數還加入了輿論一律的行列。有不同意見者，政界如宋慶齡，學界如陳寅恪，都隻能此時無聲勝有聲了。至於農民群眾，在參加合作社特別是大躍進和公社化後已經變得比以前更加老實、膽小怕事、二話不說，叫幹什麽就幹什麽。要不然，農民雖然沒有學過物候學、土壤學之類，但總懂得不違農時和深耕不能把生土翻上來的道理，為什麽會讓人把長得好好的莊稼給犁掉而不吭聲呢？其實城裏人也沒什麽了不得的差別。1962年下放兩千萬工人市民落戶農村，恐怕也沒有多少人是自願的。

這裏說的宣傳是指輿論一律。而要做到輿論一律，就必須實行嚴格保密和掩蓋事實真相，造成弄虛作假。那時保密做得相當徹底，許多事外國人都知道，可就是不讓中國人知道。例如成昆鐵路運行了好些年，國內還是保密的。大慶油田開發後，直到掀起全國學大慶，我和周圍的人還不知道大慶在哪兒。過了好幾年才聽說原來在我工作過的黑龍江。不但工農群眾，恐怕大小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也弄不清大躍進和公社化的情況，隻能聽任各種宣傳，知道點身邊的事。事實證明，主管農業的高級官員並不了解糧棉產量，多次提出的報告和統計，不是閉門造車就是綜合下麵虛報浮誇的結果。至於三年困難時期的真實情況，大概全國上下都是一頭霧水。直到最近幾年才經過再三研究、統計，對1959-1962年的一些數據在極小範圍內解了密（我看不會準確）。不讓人民了解真實情況，隻準一個聲音說話，就是為了讓人民隻能和隻有相信宣傳，聽從教育。所以輿論一律和保密掩蓋，必然導致兩種結果，反過來，又可說是它的兩種前提和基礎。這就是第一，推行事實上的蒙昧主義；第二，不斷地造神造假。

關於第一點，我在下放中體會極深。輿論宣傳明明和實際情況相差很遠，但還是要不斷地講，最後使你模糊以至麻木起來。例如當時我們有人就在議論，本地風調雨順，也許別處遭災。正是由於許多情況和道理不知道，人們才會聽話，叫幹什麽就幹什麽。這大概就是孔夫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讓大家明白了大躍進的情況，知道了三年困難的由來，那他們能夠那樣聽話，那樣好管嗎？還有一點，人們有了文化，有了知識，就容易多想、多疑、以至獨立思考，這對長治久安不見得有利。這種思路就造成了對教育、知識分子的輕視。例如在那繼續躍進的年份，我先後搬了幾個村子，但隻見到一個中學生在蘇家埠中學住讀，既沒看見過小學校，也沒見過排隊上課的小學生，更聽不到任何讀書聲。向上看，從中央到省市，領導和直接指揮大躍進的基本上都是工農老幹部（即使知識分子出身，也早已工農化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在大躍進中好像貢獻甚微，無所作為，幾乎完全邊緣化了。有些活躍的人，也隻是跟著製造假新聞、偽科學或整理工農寫的詩歌。社會上開始盛行讀書無用論。卑賤者最聰明、外行領導內行、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等理論先後出台。在這種趨勢下，發展到後來的大學停辦、知青上山下鄉、全國一切人都向貧下中農學習，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就導致中國文化和文明出現大倒退。

社科院已故學部委員何方先生文集《何方集》（加蓋何方先生遺印）已在南翔書苑上架，何方先生是一名最有代表性的兩頭真幹部，他的思考至今仍有意義。

（四）下放生活點滴

談過我下放那年的農村光景，我個人的情況也就明白了個大概，這裏已經不用多說，隻是再補充幾點自己較為特別的一點經曆。

組織生活

我下去是進行思想改造，這點大家都一樣。給我的處分，中央還沒有批下來，就是批下來了，也還是黨員。按道理，政治上同大家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不知怎麽搞的，實際上一下去就已失掉人權，處於被專正狀態。自己也頓感矬了大半截，甘心和自動接受專正。除定期匯報思想外，凡事都向黨小組長請示匯報，包括個人行蹤以至家裏寄來衣物等，更不用講什麽亂說亂動了。譬如說吧，有一次開會前，組長要大家唱個歌，我不會唱就沒開口。會後組長找我個別談話，說這是個愛國歌曲，難道你連民族感情都沒有了，還不如彭德懷？我要隻說個不會，那難免有頂撞之嫌，所以隻得多羅嗦幾句，說我自知五音不全，離開延安後就再沒有學和唱過什麽歌了。別看我們這個小組隻有七八個人，但還真是一元化政治體製的一個縮影。組長是上麵指定的一位女同誌，叫孫桂棣，不光管黨的生活，也管行政，下放幹部中的非黨員也得聽她的。因為她是奉命管大家思想改造的，要向上匯報各人情況，而這種匯報有時會決定你今後的命運，所以誰也不敢怠慢。其實那時當個組長並沒有絲毫特權，還得起模範作用，吃苦在前，相當辛苦。但她也很嚴厲，我就怕她。有的非黨員在她麵前還表現得更左。例如我們一次開小組會，各人匯報自己的思想改造情況。一位非黨的女同誌在發言中竟然講起看到農村的富裕，證明就是許多人都有防泥濘的膠鞋，而城裏人卻沒有。當時言者和聽者都是挺嚴肅的，但我心裏真不是滋味，所以印象特深。可見鄧小平後來說的書記掛帥、個人領導，早已深入到了基層。

不過這種嚴格管理，隨著饑荒的加重也就逐漸鬆弛了下來。在我的記憶中，進入冬季，好像已經處於無人管的狀態，再沒參加什麽勞動，下放幹部已陸續有人調回北京了。老百姓在冬閑時誰也不出門，由於屋裏陰冷，有些人幹脆坐或躺在被窩裏。我以前在農村經曆和看到的冬季積肥、剝玉米、摘棉花等勞動，都一概不見了。農村一片靜寂，隻有北風呼號，完全感覺不到一點大躍進的氣息。我自己也處於冬眠狀態，幹了些什麽已經記不起了。有點印象的是，穿戴上全部冬裝，在屋裏找個明亮的地方坐下來抄著手讀書，單一部《聊齋》就看了幾十遍，同房主人從沒有聊過天。

饑寒交迫

下放後一直伴隨著饑餓，已沒什麽好說的了。這裏隻談幾件解饞的小事。

記不得過了多久，宋以敏大概也不再相信姬部長以前的報告，知道了我在挨餓，所以在寄衣服的時候裏麵夾帶了一斤左右的奶油塊糖。我收到後沒敢先嚐就向孫桂棣作了匯報，並主動提出分給她和大家一同吃。她不同意，說寄給你的你就留著自己吃吧，不過要注意影響。這令我如同得了赦一般，趕快收藏起來自己享用。我沒敢飽餐一頓，而是有計劃地每天晚上躺在被窩裏取出一顆，放在嘴裏讓它慢慢消化，感覺簡直勝過任何美味佳肴。宋以敏大概隻寄了兩三次，每次享用不到一個月就又斷頓了。但我記得沒有主動要過。因為一則，我知道她在政治上是曆來奉公守法、膽小怕事的，所以不願給她添麻煩；二則我有個不願開口、不願伸手、不願求人的怪脾氣，一般生活上的艱難困苦寧可自己忍受。不管怎麽說，這種在被窩裏含糖塊的感受還是牢記在心的。

人在困難時候得到的幫助總是難忘。這就是韓信始終不忘那位洗衣服的女人給他吃了一頓飯的原因。在我搬到別的村子後，袁大娘還一直惦念著我，曾有兩次讓她兒子趁開會的機會塞給我一個黑糊糊的糠團團，由於人多嘴雜，不敢高聲，經過一番推讓後隻好收下了。這些情況在前年袁世銀來看我的時候，誰也沒忍心提起。還有一次是八月十五，管我住過的幾個自然村的支部書記聽說我是個老八路，特意請我到他家過中秋節。就我們兩個人，一人一碗大米粥，兩小盅白酒。隻聽他說道，這是他沒舍得吃，存下來的，因為今天是團圓節，想到你一個人在外，跟我們受苦，所以趁天黑隻請你一個人來。無論是吃東西還是聽他講話，都是溫暖在心，但當時隻能唏噓而已。

說到寒，前麵已經講過那裏嚴冬的厲害，比我1946年在鬆花江北支援前線時的零下四十度還要難挨。好在我帶的行李多，晚上睡覺除蓋兩床被子外，還要把脫下來的棉衣摞上去，戴上帽子圍著圍巾。但遇到一個嚴重問題，就是白天喝了食堂的稀糊糊，晚上少說也得起來小便兩三次。那一帶有個傳統的積肥習慣，就是每家都有馬桶。連白天也是在家裏大小便，而且男女互相不太忌諱。我無論住在哪家，晚上床頭都有個馬桶。為了睡下後不起身，我就找了根細竹筒，打通關節，刮得幹淨圓滑。晚上拿出來，一頭放在馬桶，一頭放在被下，這樣翻個身就可解決起夜問題，白天再將竹筒藏好。妙的是，一個冬天房東也沒發現，我也沒向任何人傳播，這個專利就一直保密到現在。

兩項記錄

魯迅在《阿Q正傳》裏寫了一節《優勝記略》，我在下放期間也有個人的兩項記錄值得一提。一個是一天吃了四十多斤蘿卜。一個是一頓吃了三斤多玉米麵貼餅。多年後和熟人談起，幾乎沒有人相信，所以我想還是把它記下來。

上麵不是提過偷吃東西的問題嗎，我就幹過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生產隊種了兩三畝地的大白蘿卜，由於風調雨順和底肥足，長得很好。先派社員去看護，但他們不但連吃帶拿，而且熟人來拔了吃也抹不開臉。隊裏大概認為還是派下放幹部去看守會可靠些，於是決定讓我去。這可是個美差，不用勞動，隻坐在茅棚裏動動咀、嚷嚷兩聲就行。慚愧的是我辜負了群眾的信任。先還是偷偷摸摸一天吃那麽三兩個，趕快刨個坑將蘿卜纓子和剝下的皮埋掉，倒沒有人發覺。後來有一天，由於社員們到遠處去勞動了，附近沒有人，於是我就放開膽子吃個沒停，一個蘿卜足有一斤多，計算下來我那天吃了有四十多個。老百姓說，生蘿卜是刮腸子的，所以越吃越餓，越餓越吃，始終沒感到飽。那時的腸胃也真厲害，幾乎什麽都能消化。我不懂化學，不知道為什麽這蘿卜，生吃就越吃越餓，熥熟了就可以當飯吃。四十斤蘿卜堆起來可是一大堆，很難讓人相信。同我多年在一起工作的李慎之，就先是死活不信，但是後來還是完全相信了。因為他要給《顧準日記》寫序，了解到困難時期的顧準和當時在北大荒的李銳，覺得我講的也並不奇怪。

吃貼餅，那是回北京頭一天的事。由於這一次調回的有領隊畢季龍和幾個像我和李匯川這樣的所謂老幹部，公社就專門設宴歡送，除幾道菜外，作為主食的粑粑子還真是盡飽吃。按當地習慣，每塊貼餅為半斤，我一共吃了七八塊。但還沒感到飽，隻是覺得肚子有點撐，就適可而止了。過去在延安開荒時一頓吃十四五個、約兩三斤（二兩一個）饅頭自然不在話下，隻是一頓吃這麽多貼餅卻是我80多年來惟一的一次。

（五）告別安徽

不辭而別

吃過公社的歡送宴會後，第二天就把我們送到合肥轉乘火車回北京了。按道理，我應當向住過的房東告個別、道聲謝。但我沒有這樣作。一來是實在沒勁；二來也是組織上說明不要擾民、叫言沒聲地走人。所以像待我那樣好的袁大爺一家，我竟沒有打個招呼，更不用說別的老鄉了。那時的群眾，也是自顧不暇，顯得有點麻木，對於我們的來也好走也好，根本沒當一回事。這在我的生平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因為第一，過去無論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環境再惡劣、生活再困難，遇到這種情況，群眾都會組織迎送，連行軍路過的村子，村民也會自發地站在門口和路旁相迎和相送。我還從來沒見過人們像這次表現得這麽木然。這說明，經過前些年的折騰，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已經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廣大群眾已經成為我們黨的專政對象，因此對我們有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了。

第二，我這個人參加工作後，無論是在地方還是蹲機關，群眾關係都是不錯的。這個特點可說是終生未變，但這次成了例外。原因是自己由於饑餓的關係懶得說話和動彈，而更重要的還是當時的氣氛。從群眾方麵來說，習慣和看法已與過去完全不同。你和某個人或某些人來往過密還會引起大家的猜疑，甚至編造出各種流言蜚語。這就是為什麽袁大娘在半夜還要悄沒聲地硬塞給我一隻雞腿吃，她兒子給我一個黑窩窩也不敢讓人看見的原因。不過當時的感覺主要還是組織上要控製我們同群眾的來往和對我不放心，怕我放毒，散布不良影響，或者從群眾中了解到我不應知道的事情。要不然，為什麽要我幾次從這村搬到那村地換地方住，而且從較窮人家向較富人家遷移？一下去住在袁世銀家，一家三口，老人是乞丐和雇農出身，兒子是黨員，任小隊長。按理這是最合適的，事實上也還真是很快建立了當時稱為魚水關係。可不久就被調到另外一個中農家中住。這家雖然沒有袁家那麽熱乎，但待我也不錯。例如有一天食堂因為沒柴火燒斷炊了，我隻好整天躺在床上，實在饑餓難忍就吃兩口鹹菜。主人家是怎麽過的，我不聞不問，隻是晚上聽女主人悄聲問丈夫，是不是給老何也盛一碗菜？我聽見後就佯裝睡著了。但這家也沒讓住多久。搬來搬去，最後搬住到了一個至少是富裕中農的家中。我在前麵提到的周圍幾個村子唯一的一個中學生就是這家的孩子，大約十三四歲，每禮拜日回家拿點吃的。有個童養媳，為了從池塘裏撈幾個野生菱角煮熟給她女婿帶去上學，手腳都凍爛了，令人看了難過。這家男主人像是讀過書的人，所以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還讓兒子住校上學。但可能由於成分的關係，全家人從不和我寒暄或說上一句無關的話。我的整個冬天就是在這家過的，同主人家既不說話也沒來往，簡直和一個人單住一樣。我到現在都弄不明白，為什麽讓我這樣地搬來搬去。可惜管我的兩個組長已先後過世，我也無從打聽了。

幸免留下

從1959年反右傾到1979年我離開外交部（此後情況就不清楚了），大約在這段時間裏，曾有多次幹部下放。外交部也一直保持一種傳統作法，就是依照當時領導上認定的標準，實行下放人員好壞（指精簡對象，並不是壞人）搭配。好的去起骨幹作用，到任務完成或告一段落，就把他們調回；而把認為差的，即打算精簡的留交地方另行分配。這種作法大約就從我們那次下放開始。整個情況不知道，但我們那個組裏就有幾個人留在了地方。其中一個是原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青年幹部，和我編在一組，一時間還同住一個村。我的印象是頗有才華，愛提意見，也毫不留情地批評過我。此人後來就不知去向了。我大概是由於錯誤嚴重、級別較高，地方上因難於安排而堅決不要，所以外交部隻好自己繼續背著這個包袱。如果1960年那次留在安徽，得不到回北京後一段時期的調理，那就可能逃不出三年困難時期，起碼可以肯定活不到現在。這真是我的命大！

社科院已故學部委員何方先生文集《何方集》（加蓋何方先生遺印）已在南翔書苑上架，何方先生是一名最有代表性的兩頭真幹部，他的思考至今仍有意義。

幾點體會

關於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的三年困難，雖然還被列為禁區，但出版的材料仍然不少，有介紹情況的，有總結教訓的等等，這些大問題就不去談了。這裏隻講幾點也許談論得不多的個人體會。

下放結果適得其反

這是指我們那次下放所得到的結果和原來設想要達到的目的並不一致，而且完全相反。這次下放是為了經過實際體驗，增強對三麵紅旗的信念。看了上麵的簡單敘述，誰也會認為是適得其反。特別是毛主席鍾愛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更是在人們心中一齊破了產。談這點的原因是為了說明，在這類問題上，上麵從來不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總是照著原路走下去。例如後來的知青下鄉、知識分子和幹部上幹校、以及一陣風地進建設兵團和參軍熱，都是絕對地失大於得，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敢公然出來為之辯護了。而且許多人經過那場下放或參軍，反而學到了一些壞毛病。不少知青（包括女孩子）下鄉或參軍回來，大多失去了當年的純真，而學了些說假話、拉關係之類的不良作風。其實有些是早已有之的現象，卻一直被視而不見。就以脫產學習來說吧，曆史上傳承下來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培養和提升，也就是造就人才，統一思想和準備提拔。二是懲戒與處理，對一些犯了錯誤或認為有什麽問題的幹部，讓他們進學校或上學習班，為的是進行考察或緩衝一下再用。當年在延安時就常聽連長和指導員訓斥勤雜人員時說，再調皮就送你上學習班。後來的一些幹訓班或輪訓性的幹校和黨校，目的也是培養和提升，但實際上卻往往起了立山頭、拉關係、交流為官之道和傳播不正之風的作用。這是人們多已看慣了的。

困難時期與對外關係

隻有第三個特點獨立自主，那時還真地實踐了一個時期。這就是完全擺脫一邊倒，走自己的路，不僅同蘇聯破裂，而且近乎全麵出擊，同帝修反鬥，支援世界革命。結果造成外交上的嚴重失誤和孤立。這也是遭遇三年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倒也靈驗。困難頭一年的1959年，我們在國內反右傾的同時，國際上也加緊反修，和蘇聯走向徹底決裂，並且對著幹。它搞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我們就堅決反對三和，除帶頭反帝反修外，還開辟了反對民族主義國家中當權的反動派的戰線。不止同印度關係趨於緊張，由於以美蘇劃線的結果，還要把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歸於敵對陣營。除了這些以外，在對外關係上還犯了不少錯誤。如不顧人民死活繼續出口糧食，1959年和1960年就分別出口三四百萬噸；困難時期每年用外匯買黃金幾十萬兩作為儲備。而且既然蘇修不搞世界革命了，那就隻能由我們大力支援。估計數量不會少，單是當時公布的中朝1960年10月13日所簽兩個協定，就有貸款4.2億盧布和提供一批成套設備。可見，硬要把三年困難的外因歸之於蘇聯，實在勉強。不說專家、合同之類都隻涉及工業，與饑餓關係不大，就是長期宣傳的逼債，也是無限誇大。照李先念說，大躍進浪費了1200億元，而1960和61年還蘇聯的債款也隻不過10億元左右。何況主要還是我們自己要爭口氣，提出要勒緊褲帶還債，很快做到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國家。1962年周恩來向蘇聯提出借糧，對方也沒乘人之危，還是照數借給了。這些都說明，第一，三年困難完全是領導上的主觀意誌硬給造成的；第二，內政和外交確實緊密相連，《建國後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內政錯誤和外交正確的說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實際上都是站不住的。需要說明的是，外交上的獨立自主也就實行了那幾年，後來又很快聯美反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