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愚
經曆，感悟，思考，探索
曹禺之女稱父親晚年常說違心話
文｜《小康》記者 蘇楓
2010年9月24日，曹禺誕辰100周年。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幼年生活過的天津，故鄉湖北潛江，乃至更多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紀念這位傑出的戲劇大師。人們以不同角度，追憶自己心中的曹禺。
在這眾多追憶中，有一部分是屬於女兒萬方的。多年來，萬方是個常被媒體隻貼一個簡單標簽的女人——劇作大師曹禺的女兒。她在各種場合，被這樣單一、反複地介紹，以致人們常常忘記，她也是一個優秀的作家，熱播電視劇《空鏡子》、《走過幸福》等均出自她筆下。
至今，萬方家的客廳仍掛著曹禺生前手書的《觀滄海》，落款處用細密小楷寫著：“晨起為愛女小方子寫這首詩，我們父女倆都很喜歡。”
作為女兒，且同樣是“寫作者”，萬方或許是最懂父親的人。懂他的天生悲觀主義，懂他與母親相知相契的深厚情感，更懂他在晚年靈感幹涸“寫不出東西”的無奈與痛苦。
“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
“我爸爸八十歲的時候，常常念叨‘人生如夢，人生如夢’，我那時候也有三十多歲了，但對父親的念叨完全沒有感覺。”萬方說，如今距離1996年父親去世又過了10餘年，她才越發理解父親所說的“夢”的感覺。“就像我家附近有條美食街，夜晚霓虹閃爍，我每次經過這條街，都覺得萬物眾生仿佛都在一隻大碗裏，這碗就是人生舞台——真實又虛幻。”
萬方對人生的感悟，其實很多都與父親有關——他的思想、他的性情、他的經曆，都在潛移默化間影響著她。萬方14歲時，曹禺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在學校她成了“黑五類”，沒資格進教室，隻能蹲在台階上看“毛選”。即便如此，萬方從沒懷疑過父親，批判他是壞人。“我和他從沒有過對立，一絲一毫都沒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如今回憶往事，萬方感慨說：“文革把我父親徹底打碎了。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時代的輪子滾滾向前，把一代知識分子徹底碾碎。”萬方覺得，像沈從文、錢鍾書等老先生，都一樣被時代碾碎了。
“文革那幾年，大冬天，一幫人就衝進我家裏來，說，‘曹禺，跟我們走！’我父親就必須跟他們走。我們動都不敢動，稍一動彈，紅衛兵啪一鞭子就抽過來。”萬方對《小康》記者回憶道，“我寫過一篇文章《遙遠的文革》，覺得好像真是很遙遠了，但想想呢，又隻有這麽幾十年。文革後我爸很快恢複了名譽，又是院長、又是主席，但這對他是另外一種摧毀。他晚年的痛苦在於想寫，卻怎麽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怎麽寫好了。老覺得，這麽寫對嗎？這麽寫行嗎？他的腦子已經不自由了。”
有一個法國電影《長相思》，故事講的是，丈夫和妻子曾經感情很好。丈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許多年後失憶了，最後終於釋放回家。妻子使用各種辦法想喚起丈夫的記憶，比如放音樂、跳舞，丈夫似乎也有一些好轉，幽暗的生活似又照進一點光亮。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外跑，妻子喊了一聲“站住！”丈夫猛得停下，慢慢把雙手舉了起來。那個瞬間，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營。
電影裏丈夫的表現跟曹禺當年的情況是一樣的。一朝心靈蒙難，一生難以治愈。
晚年時，曹禺幾乎完全不推辭外界活動——上午一個活動、下午一個活動，晚上還要觀摩看戲，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後，曹禺已是精疲力盡，根本不可能寫作。
“他寫不出東西，可又希望自己對社會有用。經過文革，他不敢對外麵真誠，經常說違心的話，比如出去看戲之後，不好的戲也說好。”萬方說。
萬方記得，有天夜裏，她睡在父親隔壁，曹禺突然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為什麽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這樣活著有什麽意義！我要做一個新人，忘掉過去的荒誕和疑慮，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處鑽，用腳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寫真實的人生。托爾斯泰那麽大歲數還要離家出走，我也要走！”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還想成托爾斯泰呢！”
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你知道嗎？”
1983年春天，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應邀來華，曹禺特意請他到家裏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信中這樣說——“曹公曹公！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氣勢雄強，間架縝密，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所以你還應該工作。在紐約，我在阿瑟·米勒家住過幾天，他剛寫一個新戲《美國時間》，我跟他上排練場去看他邊排邊改劇本，那種活躍，那種嚴肅，簡直像雞湯那麽養人。我覺得他全身心的細胞都在活躍，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那時我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台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台詞卻是：‘你多麽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你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於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誰也不說不好。總是‘高！’‘好！’這些稱頌雖迷惑不了你，但混亂了你，作踐了你。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了莎翁《馬克白》(常譯法為《麥克白》)中的一句話——‘醒來啊馬克白，把沉睡趕走！’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黃永玉謹上！”
當年，曹禺讓英若誠把這封信一句一字翻譯給了阿瑟·米勒聽。萬方對《小康》記者回憶，“他朋友很多，隻有黃永玉會這樣直接、嚴厲地批評他。”
“他當時特別珍惜這封信，有一陣子每天都拿出來看，看了許多許多遍。”萬方記得，另外一封對父親的“批評信”來自巴金。巴金給曹禺的信中寫道：“你一定要寫，你的心裏是有寶貝的，一定要寫出來，不要帶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寫出“大東西”的曹禺，最終沒能再寫出一個完整的作品。
“他在情感上隻有一個女人，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萬方一直想寫一本特殊的書——關於父親曹禺，並在書中把父母親的情書放進去。“我有一些父親上世紀40年代寫給母親的情書，其實那個時候，我母親是一個第三者，這個事情曾經讓我特別困惑。很多人讓我談父親，但是在談到婚姻這個部分的時候，我是最不配合的。我覺得情感是他們個人的事情，不願意多說。我母親當年的身份對我可能是一種障礙，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寫了這麽多東西，應該說這一切我挺清楚了，我也一直想突破這個障礙來寫這些故事，我現在有點下決心要這樣做。我從心裏是非常理解父親的，因為像他這樣一個人，如果他在情感上隻有一個女人，是不可能的。”
曹禺一生中有過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鄭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萬方的母親方瑞是第二任夫人。
最近，萬方把父母戀愛時候的情書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電腦裏。“那些40年代的鋼筆字已經快看不出來了。我爸的字真是隻有我能認，小極了，寫在軟軟的長條宣紙上，豎著寫，像小螞蟻一樣，細細密密的。我打這些字的時候很感慨，我媽媽還是幸福過的。她擁有過那樣的愛情。我爸對她就是整個世界。文革的時候，很多夫妻都離婚了。我爸關在牛棚裏，我們又都下鄉插隊了，我媽自己去看我爸。所以，我爸晚年常常對我說，別看你媽媽表麵很柔弱，但她心裏是很硬的。我最近才忽然想到，這些情書保留下來很不容易，文革的時候都沒有燒掉，可見我媽媽是多麽珍惜爸爸寫給她的隻言片語。”
“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鄭秀的不合適是眾所周知的。吳祖光就說過，我爸當時追求鄭秀追暈了頭，‘我很奇怪，他們倆怎麽會走到一起？’但情感問題很難說清。有一次，我爸坐在茶館裏看我媽給他寫的信，被第一位夫人看見了，就跟他搶，在茶館裏大鬧一場。我爸跟我說過，那之後，他對鄭秀的心徹底死了。”萬方回憶道。
由於鄭秀的父親是國民黨高官，已經對鄭秀“死心”的曹禺並沒能馬上離婚。之後，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才成就了曹禺與方瑞的婚姻。早年的周恩來與曹禺都是南開新劇團中男扮女裝的旦角演員。
1946年曹禺赴美講學期間，鄭秀帶著兩個女兒由重慶回到南京。曹禺曾經在美國給鄭秀寫信正式提出離婚要求，鄭秀沒有同意。從美國歸來後，曹禺又一再要求離婚，還是沒有結果，他與方瑞之間就隻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順的同居關係。1950年初，鄭秀從福州調到北京，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曹禺又一次提出離婚。由於鄭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錢的補償金才答應離婚，這在當時稱得上是一筆巨款，而曹禺又實在沒有這筆錢，離婚再一次陷入僵局。當周恩來了解到這件事後，當即表示拔款幫助曹禺解決人生難題。
有史學家認為，如果把這樁個人恩怨考慮在內，曹禺後來對於自己作品的否定與改寫，乃至此後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的無奈表現，就顯得容易理解了。
他是天生的悲觀主義者
在中國，曹禺幾乎就是話劇的代名詞。他最著名的話劇作品《雷雨》寫成於23歲，其他幾個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寫成於中青年時期。
曹禺原名萬家寶，出生於1910年9月24日。萬家寶這個名字來自祖母，象征這個孫子是萬家之寶、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親在生下他三天之後生病身亡。母親的亡故給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獨的伏筆。直到他進入耄耋之年還常常說：“我從小失去了自己的母親，心靈上是十分孤單而寂寞的。”
萬方說，曹禺是一個天生的悲觀主義者。“他十幾歲的時候，我爺爺在宣化做鎮守使。城牆上都是荒草，聽到號聲，他覺得特別淒涼，就會流眼淚。他對人生的悲哀、悲涼非常有感受。他是一個天生非常真誠、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是一種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態，始終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滿了矛盾。當美好的東西被徹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力量時，絕望和恐懼就會把他壓垮。”
晚年時痛苦的曹禺，其實也有許多歡樂的時刻。萬方回憶道：“有年夏天一個晴朗的早晨，我爸爸坐在醫院後麵的‘小花園’裏，戴著耳機聽肖邦的鋼琴曲，遠遠看見我走來就大聲喊：‘今天特別的好！我在院子裏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說著他在輪椅上顛了兩顛。他拿下耳機，‘你聽聽，一定要聽聽，美妙至極的鋼琴，快活哇！’我聽了他的鋼琴曲，又還給他，幫他把耳機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著我，亮閃閃的，充滿期待，‘不知為什麽今天這麽好。明天就不知道什麽樣兒了。’”
“曾經有那麽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對我說：‘小方子，別那麽不快活。’我說：‘沒什麽快活呀！’他想了想，說：‘是沒什麽快活的事兒。我給你讀兩句詩，你就懂了。’他找來弘一法師的書，翻到其中一頁，念給我聽：‘水月不真，惟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他放下書，靜了一會兒，‘這是另外一個世界，和馬克思的世界不一樣，和資本主義世界也不一樣。你覺得如何？’他望著我，穿過我，望著他自己的內心。”
1996年，曹禺在經過近十年的住院、經受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折磨後離世。去世前，他曾寫下這樣兩句話：“靈魂的石頭就是為人摸，為時間磨而埋下去的。”
如今，在父親誕辰一百周年之際，由萬方編劇、曹禺外孫蘇蓬執導的話劇《有一種毒藥》分別在國家大劇院、北京人藝上演。萬方說，寫作這個劇本的靈感，源自自己看到的一首小詩：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麽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這不是同一回事，但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今看，這詩似乎也是對曹禺晚年生活的某種映襯。
《有一種毒藥》並不是萬方第一次嚐試話劇寫作。早在上世紀80年代，她與父親朝夕相處，目睹了父親創作力日漸消逝的痛苦的時候，就寫出過一個話劇劇本《誰在敲門》。這是一出兩幕話劇，分別表現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文革後的被時代扭曲的命運。
萬方認為，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雖然個人際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質的悲劇性是注定的：文革中來自外部的強大的對知識分子的壓力，以及文革結束後知識分子內心給予自己的巨大壓迫和由此帶來的內心的不自由，是悲劇的根源。
“我試圖寫一個充滿創造力的人在創造力消失後，仍然有一頂閃光的帽子始終戴在他頭上。這是一種極端反常而又確實正常的現象，戴著耀眼的‘桂冠’，而隨時可能連腦袋一起被摘除。”
萬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父親誕辰一百周年把《誰在敲門》搬上舞台。它不商業，不現代，卻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
隻是，這個心願未被達成。很難講，這個夢何時能圓。
萬方：父親給我無形壓力
有人問過萬方，有位名人兼同行的父親，是怎樣一種感覺？“以前我一直回答沒有。後來我突然明白，其實有。”正是這種壓力，讓萬方在50歲後才敢碰話劇。父親沒寫過小說，所以她敢寫；父親沒寫過影視劇，她也敢寫。“因為我爸爸的話劇一直壓著我，讓我不敢寫，直到自己覺得有了足夠的寫作經驗才敢碰。”
最近，萬方不僅和兒子聯手把自己的話劇作品《有一種毒藥》再次推上舞台，同時也完成了小說《紙飯館》。這部書，萬方在心裏默默醞釀了八年多。萬方想寫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最後殊途同歸，走到一起。“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條河流，所攜帶的東西不一樣，但是經曆了風吹日曬的自然力驅使，和冥冥之中的內心激勵，最後都逐漸流向了一條河床。”
如果把人分成主動型和被動型，《紙飯館》裏的男主人公塗剛就是被動型，被命運推著向前走。女主角尤玲則是少數的主動型，能量無限。
“塗剛身上有很多我周圍人的影子，而尤玲更多是我的想象，我很欣賞她。尤玲是一個對愛情有嗜好的女人，她每次的投入都讓自己信以為真。但是在她一次次經曆之後，愛情對她究竟意味著什麽，我也沒有答案。女人真是情感動物，她可以為情感而生，男人不是。對男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社會承認，這不光是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就行的，而是要動計謀的。女人為情感而生，男人為野心而生。”
意大利導演費裏尼說過，男人根本不適合待在婚姻這種容器裏。這也是萬方的看法。“男人絕對不是一個女人可以滿足的，而且很多男人是‘喜新不厭舊’。要保證婚姻的可持續，我覺得對女人來說，就是少要求男人情感的投入。情感就這麽多，你用掉了，它就越來越少，它不是能夠不斷產生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