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人的故事》（[日] 鹽野七生著）（二）

（二）帝國的詛咒

 

初次接觸羅馬史的中國人，最感困惑的恐怕就是帝國的皇位繼承——對熟悉本國曆史的我們來說，王朝帝國就等同於“父傳子，家天下”；父輩們“打天下”，兒女們就有權力“坐天下”；“禪讓”這樣王道的傳承方式隻存在於上古的傳說中。自從大禹傳位於啟，權力就始終是一姓家族的私產，是要由父親傳給兒子，兒子再傳給孫子，並且千秋萬代一直傳下去的——如果可能的話。秦國一統天下後嬴政心中一定存著這樣的念頭，不然也不會自稱“始皇帝”。雖然秦二世而亡，成為笑柄，但皇圖霸業永續不斷的夢想卻深入人心，刺激著後世曆代野心家的貪欲。

 

羅馬帝國從屋大維到君士坦丁之間有近一百位皇帝，但父傳子這種“天經地義”的繼承方式在其中卻占絕對少數。一些皇帝在世時會將他選定的繼承人收為“養子”，但“養子”和皇帝卻很可能毫無親緣關係，可能出身於遙遠的行省，甚至可能具有蠻族血統；對於前任皇帝沒來得及指定繼承人的情況，元老院會推舉產生新皇帝並昭告天下，但有些時候（尤其是帝國後期）軍隊會直接擁立將領成為新任皇帝，再設法獲取元老院的承認。

 

這並非是因為羅馬皇帝們有意剝奪後代的繼承權。帝國時代與共和國時期最大的不同，就在於皇帝是終身任職的，而且大部分皇帝死後都會被尊奉為“神”。因為這種觀念，有著“神君”血脈的人繼承帝位被認為是眾望所歸；當受人擁戴的皇帝去世後，哪怕他的兒子當時還年幼，根本沒有任何公職或統兵的經驗，仍然會被元老院和軍隊擁戴為新皇帝——前提是皇帝有兒子的話。

 

與信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中國人不同，羅馬人並不介意單身，也不會把沒有子女當成一種罪過。結婚生子、延續種族乃是公民的天職，但由於羅馬人習慣一夫一妻，在這方麵難免會不如人願，有的人隻有女兒，有的人則根本沒有子女。對此羅馬人隻是平常視之——如果子女不成器，除了縱欲享樂外一無所長，便隻會給家族和社會帶來不幸，那還不如沒有子女；而對於善良、正直、有責任心的孩子，等待他們的又難免是勞碌、艱辛的人生。

 

皇帝在這方麵也不例外。“開國皇帝”，被尊為“奧古斯都”的屋大維就隻有女兒，這種情況下皇位的繼承就隻能通過“收養”的方式實現——屋大維本人就被凱撒收為養子，並指定為繼承人，後來屋大維對於提比略也是如此。就事實來看，“養子”繼承皇位後的表現遠比親生兒子要好——被後世稱為“五賢帝”的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護、馬可·奧勒留，後四位均以“養子”的身份繼承皇位。這一點正如哈德良所說，“兒子不能選擇，但繼承人可以。”

 

哈德良會有如此感慨，大概是因為皇帝本人最清楚這一稱號背後蘊含的沉重責任。

 

對責任的重視無疑是共和國最寶貴的遺產。一個典型的羅馬人，當知道自己大限已到的時候，會和家人道別，然後躺下不飲不食，平靜的等待死亡的降臨；因為在羅馬人的觀念裏，人一旦失去了行為能力，像行屍走肉般活著，完全成為社會的負擔，那不是一個堅強、有責任心的公民應該做的。

 

擔任公職，是公民責任的最重要表現，這一源自共和國時期的觀念到了帝國時代依然有效。

 

拉丁語中，“皇帝”（Imperator）一詞原本是士兵對凱旋將軍的稱呼，相當於“總司令”；統領軍隊保衛帝國安全是羅馬皇帝的首要職責。

 

被元老院稱為“最佳元首”的圖拉真，64歲高齡仍要為鞏固帝國東部邊境而遠征帕提亞，終於心力耗盡、一病不起；他的繼承人哈德良，在外征戰時與士兵“吃同樣的飲食，喝廉價的酒水”；其在位的二十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了對帝國邊疆的巡視中，足跡遍布不列顛、西班牙、北非和近東；《沉思錄》的作者，“哲人皇帝”馬可·奧勒留，在多瑙河防線告急時親自領兵抵抗日耳曼人的入侵，最終因染上瘟疫死在軍營中——這是帝國鼎盛時期、邊疆穩定的情況；到了後來蠻族大規模入侵的時代，很多皇帝的整個生涯都在南征北討中度過，更有數位皇帝在與蠻族的戰鬥中陣亡——真是名副其實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除了抵禦外敵外，皇帝還肩負著維持國內安定的重任。雖然由共和轉為帝製，但帝國事務並非都由皇帝獨裁專斷；元老院這一共和國的靈魂機構被保留了下來，繼續參與政務，並起著磨練人才、選拔才俊的作用。帝國在大部分時期都處於皇帝和元老院的“共治”之下，元老院對於皇權也有一定的製約——皇帝繼位需要經過元老院承認，原則上皇帝並不超越法律而是在法律之下；皇帝下達的“敕令”具有法律效力，但這樣的“敕令”隻在其生前才有效，如果想要成為帝國法律的一部分則必須經過元老院的認可；生前名譽不佳、引發眾怒的皇帝，在死後會被元老院處以“記錄抹殺刑”，其名字被從一切官方記錄中剔除，生前頒布的敕令也一概廢除無效。

 

自屋大維開始，羅馬皇帝是軍隊最高統帥、大祭司、終身護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特權。盡管位高權重，但皇帝在羅馬人麵前也僅僅是“第一公民”而已。軍人見了皇帝自然需要敬禮，但在元老院中，皇帝和議員表麵上並無太大分別，都身著托加，隻不過皇帝身披象征尊貴的紫袍；皇帝出行沒有華麗的儀仗，平民覲見皇帝也不需要行三拜九叩大禮；皇帝和平民一樣一夫一妻，沒有龐大的“後宮”、三千佳麗，也不需要大批宦官打理內務——這些是所謂“東方帝國”特有的陋習，被視為專製腐朽的標誌，被羅馬人嗤之以鼻。

 

凱撒大權在握的時候，部下曾擅自向他獻上王冠，卻被凱撒拒絕，因為他深知羅馬人對王權的憎惡；一手開創“元首製”的奧古斯都，生怕自己權勢過重引起元老院的反感、市民的不快，經常表示自己雖手握大權但身份上不過是議員們的同僚。

 

作者鹽野七生講述的一個故事最能體現羅馬皇帝與市民的關係：

 

“有一天，哈德良作為大祭司前往神殿主持祭祀儀式的途中，被一個女人攔住了。她要向皇帝請願。皇帝說了一句‘現在沒有時間’，抬腳準備繼續前行。那個女人於是對著他的背影喊了起來：‘既然這樣，你沒有權力統治我們！’ 哈德良於是轉身回到女人身邊，聽取了她的陳述。”

 

熟悉東方帝國森嚴等級的讀者們看到這一幕恐怕會目瞪口呆。

 

在《羅馬人的故事》中，作者認為共和製向帝製的轉變基本上是順應時代要求的，是羅馬帝國疆域擴大的自然結果。然而不能不說，正是奧古斯都開創的這種集所有大權於一身的體製為後來帝國的衰亡埋下了禍根。

 

因為比終身大權更危險的，是這一權力的交接。

 

考察那些被後世稱為“賢君”的皇帝，不難發現他們人生經曆的共同點——大多都是從青年時代起就出任公職，在政府和軍隊中的不同職位上不斷積累經驗、增進才幹，久經曆練之後因為其出眾的人品與能力受到賞識而被選為繼承人。對帝國整個行政體係有著深刻認識的他們，非常清楚帝國的運作絕不是僅靠皇帝和身邊一兩個能人，而必須依靠元老院、邊疆軍團和行省各個崗位上的公職人員恪盡職守；皇帝表麵上擁有淩駕一切的權力，但實際上需要考慮元老院的意見，尊重其權威，更不能忽視民意；權力不是個人的私產，被賦予權力乃是為了履行職責，帝國的長治久安需要不斷發現、培養新人。

 

但是對於那些因為“神君血統”而繼位的皇帝，情況則是另一回事。因為與皇帝的血緣關係，他們自幼年起就被當作下一代皇帝來對待。在這種養尊處優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貴公子，基本沒有在帝國各地擔任公職、積累經驗的機會；登基後，他們突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卻對自己所應負責的事務一知半解，不得已隻能將龐雜的政務交給幕僚處理；更糟糕的是，與生俱來的血統讓他們產生與眾不同的優越感，在這種自命不凡的心態下他們容易視公權為天賦的特權，將國家的治理等同於其個人意誌的伸張，而非對臣民所托責任的擔負。一旦他們開始不受控製的為所欲為，中央政府就會偏離正軌甚至喪失機能，國家也會因為積累內憂外患而陷入危機——卡利古拉、尼祿、康茂德、卡拉卡拉都是這樣的例子。

 

羅馬皇帝擁有高於一切、不容置疑的權威，一旦登基就終身任職、無法罷黜。對於那些行為荒唐、殘忍嗜殺、人神共憤的暴君，雖然沒有正規手段對其製裁，但羅馬人並不甘於容忍其暴行——最終他們要麽被反叛的將領取代，要麽被身邊的親隨暗殺。

 

而這通常也是帝國陷入動蕩的導火索。

 

尼祿自殺後，一年內先後有四位將領自立為帝，史稱“四帝之年”；康茂德被殺後，爭奪帝位的內戰持續了四年之久——這亦是羅馬帝國由盛轉衰的開始——之後不久，帝國陷入了被稱為“三世紀危機”的一連串的內亂中，將領被軍隊擁立為帝，又被心懷不滿的軍人謀殺，皇帝如走馬燈一樣更替——公元235年至284年之間的26位皇帝，除一人外全部不得善終……人們追憶“五賢帝”時期的太平繁榮，又為帝國由盛轉衰的迅速而震驚。

 

羅馬帝國的崩潰始於內部，類似的例子在曆史上屢見不鮮；賢明的君王成就了帝國的霸權，昏庸的暴君則敲響其衰亡的喪鍾；帝國製度的成功寄托於人性美德的光輝，而當這光輝沒有被謹慎保持、而是因奢靡逸樂而黯淡，被罪惡吞噬的靈魂就會把整個國家帶入地獄。

 

“三世紀危機”的內亂一直延續了近五十年，直到戴克裏先繼位帝國才有了中興之象。然而此時的帝國相比一個世紀之前已是大相徑庭——帝國晚期，皇帝因為擔心篡位，開始搬入深宮大內，深居簡出，身邊還出現了東方宮廷那樣的宦官；元老院不再參與政務，而是成為容納退休官員的擺設；地方不再擁有自治權，而是由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僚治理；軍隊不再駐防於邊境防線，而是作為皇帝的直屬力量，放棄了“據敵於國門之外”的防禦原則，要等到蠻族入侵才出征禦敵。帝國各方麵都變得好像“東方帝國”，而這時的帝國已經日暮西沉、輝煌不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羅馬帝國鼎盛時期的泱泱大度、堂堂氣象，令東方的讀者由衷產生“此帝國非彼帝國”的感歎，可惜她後來的命運卻與東方帝國“殊途同歸”。大概連羅馬也無法擺脫帝國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