孿生帝國——古埃及與中華帝國的十大相之處（下）

 

簡介：

文化的延續性和朝代的周期性，是中國曆史的兩大特點，這與西歐諸國非常不同。中國的情況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嗎？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是否真的“領先世界”？帝國興亡更替能否自發走出循環？這一期視頻我們將介紹古埃及與古代中國的十大相似之處，希望能幫助觀眾朋友們解答這些疑惑。

 

時間軸：

0:00 回顧與簡介 2:36 相似性之（八）：「內向」帝國

6:21 相似性之（九）：改朝換代，治亂循環

8:27 相似性之（十）：「文化優越感」

11:18 相似性之（番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3:37 「孿生帝國」的啟示（一）：走向帝製

16:49「孿生帝國」的啟示（二）：帝國的「鎖定」與「循環」

21:30 「孿生帝國」的啟示（三）：帝國的衰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古埃及是否也有過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呢？

 

大概有人會說，那怎麽可能，古埃及是什麽時代，就算從托勒密王朝算起，也是2000多年前。當時的社會不是還處在奴隸製階段麽，怎麽可能發展出資本主義？估計還會有朋友會提到古埃及的技術水平還很落後，思想觀念陳舊，民眾普遍愚昧和迷信，當權者壓榨百姓、揮霍無度等等原因。

 

這些說的都有道理，但是回過頭來想想，明、清時期的中國在這些方麵真的就比古埃及好很多麽？那麽我們究竟憑什麽認為，中國明清時期就存在“資本主義萌芽”，而古埃及就沒有這種可能。可能會有埃及曆史學家站出來說，古埃及政府集權、高效，工程技術水平領先世界，農業產量獨步全球，如果不是因為外來殖民者入侵，打斷了自然的曆史進程，古埃及也會逐漸進步，最終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嗯……似乎有哪裏不對，但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反駁。

 

大家好，歡迎回到曆史小僧的頻道。上期視頻我們講了古埃及和古代中國的十大相似之處的前七個，不知道大家是否認同，還沒有看過上期視頻的觀眾朋友可以點擊屏幕右上方的鏈接觀看。

 

我們總結東西方兩大古老帝國的相似之處，並不隻是因為尋找、總結這些相似點非常“有趣”。我們想要探討的問題，是這些不同尋常的相似性，真的隻是一種曆史的偶然麽？還是說古埃及與古代中國如此相似，其實是揭示了一些普遍的曆史規律？

 

如果說上一期視頻講到的“相似點”還隻是帝國政權的表麵特征，那麽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話題就要更加深入，可能已經涉及帝國統治的內在邏輯，以及大一統帝國難以擺脫的曆史宿命。

 

那麽不妨就讓我們帶著開頭提出的問題，開始今天的討論。

 

古埃及與中國的相似性之（八）——“內向”帝國

 

在王朝的強盛時期，古埃及法老們也熱衷對外征戰，但基本都限於陸地上的擴張。比如在圖特摩斯三世時期，埃及就出兵征服了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還在那裏建立行省實行統治。之後也因為在這一地區的擴張引發了與赫梯帝國，以及之後的亞述帝國之間的衝突。

 

但總體而言，古埃及並沒有向後來的腓尼基人和希臘人那樣，熱衷於建立海外殖民地。這就讓人不由得想到明清兩朝實行過的“海禁”政策，就是所謂的“片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下番”。雖然海禁並不是一直連貫的執行，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相比建立海外領地，中華帝國的統治者顯然更熱衷於在陸地上開疆拓土。比如乾隆朝對新疆，或者說“準噶爾”的征服，就是離現在最近的對外擴張的例子。

 

——《李鴻章奏折》

 

古埃及和中華帝國這種重視陸地、忽視海洋的傾向，我們可以姑且將之稱為文明的“內向性”。而這種“內向性”背後的邏輯也不難理解，因為帝國的首要任務在於對社會的“掌控”。對於帝王而言，不能為自己掌握的力量不僅毫無用處，還可能成為潛在的競爭對手，甚至會對王權（統治）構成威脅。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一般都需要獨立進取與開拓精神，這多少會與帝國控製臣民的目標相矛盾。建設和保衛海外殖民地成本高昂，卻不一定能保證能為君主帶來穩定收入；另一方麵就是“天高皇帝遠”，海外領地往往鞭長莫及，帝國難以直接管理。

 

基於這些考量，古埃及政府通常嚴格控製人口移居海外，有時還會與鄰國交涉以遣返逃亡者。明朝中國的“海禁”政策的初衷也非常相似，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怕百姓逃往海外，脫離帝國的控製。另一方麵也不希望臣民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產生對政府的不滿，甚至發展出分離傾向。

 

所以”內向“其實是幾乎所有專製帝國的共同氣質，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集權的政體所決定的。比如十六世紀初，發現新大陸的消息傳到了當時如日中天的奧斯曼帝國。據說當時就有大臣建議蘇丹出兵新大陸，在那裏建立新的伊斯蘭勢力。但蘇丹在慎重考慮之後拒絕了這一建議，因為擔心遠隔大洋的領地無法直接控製，還可能會削弱帝國在歐洲的實力。對於蘇丹來說，攻占維也納、進而占領整個歐洲的誘惑，顯然要遠大於在數千裏之外的大洋彼岸建立殖民地。這個決定對後來世界曆史的影響可以說是不言而喻。

 

如果說“內向”與否仍然是專製帝國的特征之一，那麽接下來要說的這個相似點，就應該算是明顯的“曆史規律”了。

 

古埃及與中國的相似性之（九）——改朝換代，治亂循環

 

與古代中國相似，古埃及的王朝也基本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從納爾邁在公元前3100年統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到托勒密王朝滅亡的公元前30年，三千多年中古埃及一共經曆了33個王朝。其中最長的托勒密王朝曆時275年，最短的王朝則隻有一位法老在位、持續了短短六年。

 

古埃及朝代表，Wikipedia

 

和古代中國的情況類似，古埃及曆史也呈現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王朝崩潰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因為宮廷政變、權臣篡位的，也有地方諸侯做大、稱王獨立的，還有就是外敵入侵、建立異族統治的。在古埃及人看來，如果“曆史規律”真的存在的話，那恐怕就是王朝的興亡更替，什麽社會演進、資產階級革命，不存在的。

 

與中國不同的一點，是古埃及有著持續而深厚的宗教傳統，這可能是古埃及沒有發生那麽多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原因。但是“改朝換代”毫無疑問會造成社會動蕩，那些因為外敵入侵導致的王朝滅亡，造成的破壞尤為嚴重。因為無論是征服者的入侵戰爭，還是本土勢力的抵抗和反撲，都會給當地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就是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熟悉中國曆史的朋友們一定不會覺得陌生。

 

那麽這種王朝的“治亂循環”如何終結，帝國有怎樣才能跳出“曆史周期律”呢？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古埃及與中國的相似性之（十）——“文化優越感”

 

這裏先插入一個小故事。古希臘著名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曾到埃及遊曆，並將他的見聞詳細記錄在《曆史》第二卷。

 

希羅多德像 

 

令希羅多德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古埃及人對本國“悠久曆史”的自豪感。用祭司的話來說，早在希臘文明開化之前，古埃及就經曆了上百個世代了，而“在這上百個世代之前還有上百個世代”。他們自信的認為埃及理所當然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埃及的文明最古老，也最偉大，遠勝於後來的波斯、希臘等國。周邊國家的文化習俗很多都是受到埃及的影響，他們不是蠻夷，就是些拙劣的模仿者。

 

這方麵是不是和東方某“天朝上國”一模一樣。和中國一樣，古埃及也曾因為外族入侵而亡國，但顯然這並沒有影響古埃及人的文化自信。畢竟這些入侵者不都是些沒有自己的文字，還信奉原始宗教的“野蠻人”麽。

 

比如在公元前十七世紀，西克索斯人入侵埃及，滅亡了第十四王朝，在下埃及地區建立了異族統治。但這些外來的統治者並沒有拋棄古埃及王朝的政治製度、另起爐灶。相反，他們不僅基本沿用了古埃及的政府結構和官僚體係，還學會了法老的宮廷禮儀，並繼續使用古埃及的語言文字處理行政事務。

 

這與滿清入主中原後的“漢化”現象如出一轍，而背後的動機也不難理解。一方麵古埃及相對周邊民族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入侵者為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希望與埃及本土文化進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之前王朝的統治方式非常有效，讓外族入侵者心甘情願接受“同化”，以便維持政權的穩定。

 

這種外族征服者自發的“同化”，無疑有助於古埃及人維持文化優越感。也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文化“自信”和“優越感”，在真正的挑戰到來之前，古埃及人大概也沒什麽動力推行變革。

 

不過，當古埃及人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夢幻中時，外部的世界已經悄然改變。

 

 

古埃及與中國的相似性之（番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眾所周知，所謂的“十大”一般都有十一個。

 

公元前30年，羅馬軍隊攻占亞曆山大港，“埃及豔後”克利奧帕特拉自殺殉國，托勒密王朝滅亡，之後埃及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這個古老帝國的消亡方式，也與遙遠東方的中華帝國有很多相似之處。

 

如果我們帶入公元前一世紀埃及人的視角，異族建立的托勒密王朝已經延續了兩百多年，並沒有顯示出太多衰落的跡象。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法老的統治還會像之前數千年那樣延續下去。就像宏偉的金字塔一樣，古埃及仿佛矗立於時間之外，而在她的內部好像根本感受不到時代的變遷，隻是靜靜等待下一次輪回的到來。

 

但事實上，停滯在曆史中的隻有這個古老的帝國，而外部世界早已天翻地覆。曾經浩瀚無垠的地中海已不再是帝國北方的天然屏障，在擁有全新的航海技術、新近崛起的海上霸權眼中，地中海已經連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而古埃及也不可能再保持它超然、孤立的狀態，而是注定將要被裹挾進入這個更廣闊、更複雜、同時充滿爭鬥的新世界。

 

 

將目光再轉向東方，十九世紀初的大清百姓何嚐不是有著類似的想法，那時“康乾盛世”的餘暉尤在，帝國也遠沒有到“氣數已盡”的地步。當時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帝國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中會經曆怎樣的風雨飄搖，又會以一種什麽樣的結局收場吧。

 

看過了古埃及和中國如此多的相似點，下麵我們就來聊聊從這對“孿生帝國”的曆史中可以得到什麽樣的啟發。

 

“孿生帝國”的啟示（一）——走向帝製

 

近些年出於對所謂“西方中心論”的反對，很多國內學者紛紛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比如中華文明的曆史“不曾中斷”、“延續至今”，中國早熟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製，皇權至高無上，朝代更替的“周期律”等等。

 

看過和古埃及“十大相似性”之後我們知道，這些其實並不新鮮，古埃及也是類似的大一統帝國。長久以來，我們隻有在說到“四大文明古國”的時候，才會把古埃及與古代中國相提並論。很少人會細致的對比這兩大古老帝國，研究背後可能存在的曆史規律。

 

一個很大的原因自然是古埃及文明很早滅亡，表麵上並不具備中華文明的那種“延續性”。但假設回到兩千多年前，從一個托勒密王朝後期埃及人的角度來看，古埃及的情況其實完全符合中國曆史的所謂“特殊性”——同樣是大一統王朝，同樣中央集權、法老至高無上，有著足以自豪的文化傳統，也有著治亂循環的曆史“周期律”。

 

所以一個有趣的結論是，古埃及和中國這樣“標準”的集權帝國，很大概率會在相對封閉，又存在內部地理一致性的環境中產生。原因也很好理解，畢竟在傳統農業社會，集權帝國這種“控製人口，征收稅賦，擴充軍隊”的模式，才最容易在群雄逐鹿的爭霸戰爭中勝出。

 

觀察更廣闊的世界曆史，想再找到像古埃及和中國這麽“標準”的帝國範本確實並不容易。很多帝國可能根本沒有固定的疆域範圍，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文官政治，自然也就談不上王朝的更替循環。但是，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消滅競爭對手，建立大一統帝國，再通過自上而下的官僚體係，對社會實現“一竿到底”的嚴密掌控，大概是古往今來“有為”君主共同的終極目標。因為隻有這樣的政府，統治才不需要臣民的同意，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動員社會一切力量，去實現君王們“雄才大略”的設想，比如對外征服擴張、收集“十大武功”，修建神廟、金字塔，築長城、建阿房宮、挖大運河等等。

 

 

即便是曆史進程相對特殊的西歐，也基本遵循著同樣的邏輯，從開始的封建割據向著中央集權帝國體製穩步邁進。這一點看看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就一目了然。

 

“孿生帝國”的啟示（二）——帝國的“鎖定”與“循環”

 

古埃及和中華帝國之後的曆史似乎又告訴我們，在帝國形成之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亂循環，才是最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曆史規律。如果沒有外來影響，帝國大概率會不停的陷入興亡更替的輪回，而很難向所謂“下一階段”的社會形態演進。

 

說帝國模式在“循環”並不是說每個新王朝都一成不變，事實上相對於前朝，新任統治者一般都會做出某種改變，以防重蹈前人的覆轍。但這些改變大多都是為了強化君主專製和集權，很少能看到促進社會自由進步的變化。

 

一種常見的現象是，縱使帝王們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卻無法阻止官僚集團的腐化墮落、窮奢極欲，和對底層竭澤而漁式的盤剝。用不了多久，曾經盛極一時的帝國就會因為種種內憂外患而走向崩潰，不管中國還是古埃及，很少有王朝能撐過三百年的。而帝國崩潰、分裂之後，它的繼承者又是一個新帝國，甚至可以說，隻會是一個新的帝國。

 

回到視頻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中國和古埃及這樣的古老帝國究竟能不能自發跳出興亡更替的循環，又能不能因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而自然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呢？

 

如果相信所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那麽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唯物史觀”被認為是客觀規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按照這一理論，如果沒有“殖民者”的入侵和幹擾，古埃及可能還會經曆不知道多少次改朝換代，但隨著生產力發展，最終會在某個時間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然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中國也將遵循相同的曆史進程。證據就是，明清兩代不都有“資本主義萌芽”了嗎？

 

然而事實卻是，“資本主義萌芽”常有，但“資產階級革命”卻從未在帝國發生。

 

古埃及的工商業也相當繁榮，十九世紀德國曆史學家奧斯卡·佩舍爾，在仔細考察了古埃及的製造工藝之後，就說：“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我們的所有東西，古埃及幾乎樣樣都有，而且還比我們做的更好。”

 

到了托勒密王朝時期，私人貿易量大增，雇傭勞動發達，並逐漸轉向貨幣經濟。可以說，“資本主義萌芽”不僅存在，而且遍地開花。但了解了古埃及的“大一統”政權對社會的控製，以及王朝興亡更替的曆史之後，有多少人會覺得這個古老帝國有一天會自然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

 

如果古埃及很難出現這種進步，那中國又如何呢？

 

李天豪老師在他最近的視頻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我覺得非常有代表性，所以容我也引用一下。嘉慶四年四月，有商人向直隸地方官提議，在直隸邢台開采銀礦。嘉慶皇帝得知後，是這樣回複的：“以謀利之事，聚遊手之民，生釁滋事，勢所必然。“在皇帝看來，這種事在其他省份都十分危險，更何況是天子腳下的京畿重地呢，斷不可行。所以不要問，問就是“穩定壓倒一切”。

 

這樣看，帝國這塊貧瘠的鹽堿地，幾乎不可能讓自由社會生根發芽，更不可能有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後來的工業革命。發生的隻有”上下揮霍無度，則掠之於民；民變在即，則掠之於商”，然後就是“改朝換代”。

 

 

“孿生帝國”的啟示（三）——帝國的衰落

 

如果帝國難以走出改朝換代的循環，那麽就有一個新的問題——為什麽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發生了呢，顯然西方社會並沒有卡在帝國興亡更替的周期律裏，而是進入了資本主義啊。

 

聽起來有點矛盾，但事實上，恰恰是因為帝國模式在西歐的演進相對遲緩，才給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提供了發展的可能。市民階層在各方勢力競爭的脆弱平衡中成長壯大，並在種種機緣巧合下成功限製了君權的擴張，實現了憲政下的自由社會。

 

這一特殊的曆史事件徹底改變了之後的世界，人類文明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其影響至今仍未結束。

 

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這個不起眼的小頻道有個挺長的名字，叫做“自由社會的興起與軍事帝國的衰落”。

 

曆史上軍事帝國的興衰並不稀奇，所有帝國都不可避免會覆滅，但隨後新的軍事強權又會取而代之。放眼整個歐亞大陸，從遠東的中國、日本，到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中亞，雖然社會麵貌各異，文化豐富多樣，但民眾無不是臣服在大大小小的軍事強權之下，極少能有例外。

 

這些暴力集團的爭霸活動在曆史上留下了顯著印記，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甚至可以說，帝國興衰就是過去曆史的全部。

 

然而，近代自由社會的興起，讓古往今來所有偉大帝國都黯然失色。衰落的不隻是同時代的眾多“帝國”，還包括“帝國”這一概念本身。這是對“打天下，坐天下”強盜邏輯的顛覆與突破，堪稱文明的涅槃，和人類的自我救贖。

 

小僧的頻道，就是想要細致的梳理這一轉變的前因後果，講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

 

為什麽歐亞大陸始終都難以跳出帝國模式，而循環往複背後的根源究竟是什麽。自由社會的發展壯大為什麽困難重重，究竟是哪些因緣際會才成就了人類曆史上影響最為深遠，也是最意想不到的轉捩點。

 

請繼續關注曆史小僧的頻道，讓我們為你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