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根本沒有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英國革命的背景與社會矛盾

（本文是“世紀謊言：馬克思唯物史觀”係列的第二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係列的第一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797/202506/17345.html）

 

 

簡介：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論點之一，就是資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後采取了有利於本階級的經濟政策，這才有了後來的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然而事實上，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有著複雜的背景和起因，其中宗教信仰導致王權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是革命重要的催化劑與導火索。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一種典型的“事後歸因”，根本無法真實描述這一場深刻影響英國社會甚至世界曆史的深刻變革。“階級鬥爭”敘事這一“世紀謊言”是對真實曆史規律的嚴重誤讀，也是後來無數悲劇和災難的根源。

 

長久以來有個一直困擾中國人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麽“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率先發生在中國。

 

網上有些自吹自擂的言論，說什麽中國自唐代以來GDP全球第一，有著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官政府，有能力對社會實行全麵的治理和管控。到了宋代，工商業更是達到了古代社會的巔峰，經濟繁榮、貿易發達，新技術層出不窮，仿佛半隻腳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人類社會的曆史演進真的如馬克思“唯物史”觀描述的那樣，那麽從各個方麵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怎麽說都應該率先發生在“遙遙領先”的天朝上國，而不會是野蠻落後、地處西歐一隅、隻懂得抄襲和劫掠的蕞爾小國。

 

（1444年歐洲全圖）

 

 

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概念可以算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

 

因為想要證明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不斷演進，就必須得拿出曆史上確實發生過的實例。對十九世紀的人來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都太過久遠，但所謂的“資本主義”時代卻剛剛來臨。如果能證明，十九世紀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技術革新之所以能發生，就是因為資產階級壯大後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推翻封建統治後采取有利於本階級的政策。那麽接下來輪到壯大、覺醒後的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將革命進行下去，實現沒有剝削壓迫、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順理成章了。於是，包括英國革命在內的社會運動，就被曲解為新興階級推翻保守階級的”階級鬥爭“，成了“唯物史觀”最直接、有力的曆史證據，同時也是對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預言。

 

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是”唯物史觀“的理論支柱，或者說是這一曆史觀的“錨定”事件。

 

但”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地位，導致了它同時也是”唯物史觀“最大的”命門“之一。因為反過來講，如果“資產階級革命”的認知並不符合曆史事實，當時發生的並不是所謂新興階級針對統治階級的革命，而革命的結果也並不是一個階級取代了另一個階級實行統治，那麽這套理論就徹底失去了立足點，它對於人類社會未來走向的預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針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最大“命門”，來掰扯掰扯每個人都“掛在嘴邊”的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麽。如果英國發生的，並不是什麽“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另一層麵的社會變革，那麽追問“資產階級革命”為什麽沒有率先在中國發生，自然也就失去了意義。

 

其實小僧開始做這個YouTube頻道，最大的願望，就是講清楚西歐，或者更具體來說，英國是怎麽一步步發展出近代文明的。為什麽英國的曆史和世界其它地方不一樣，沒有陷入帝國興亡更替的循環，而是實現了分權製衡的憲政政治，成功的解決了從文明伊始就困擾人類數千年的核心問題。

 

放眼全球，除了西歐之外世界上沒有幾個地方能成功擺脫軍事強權的專製統治，大部分國家甚至直到今天都沒能建立英國那樣的自治社會。即使偶爾有古希臘、威尼斯、瑞士、荷蘭這樣的例外，但它們最終都沒能逃脫被強敵征服的命運，他們先進的政治製度也沒能引領時代潮流。所以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說它是全人類命運的轉折點也不為過。

 

想要講清楚這一個重大的曆史轉折，就必然要涉及地理環境、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多方麵影響，更不能忽略那些實際上對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偶然事件。像馬克思唯物史觀那樣，將一切都簡單歸結於生產力發展後，階級鬥爭的自然產物，那隻能說是富有煽動性的革命理論，而根本不能算一種嚴肅的曆史觀。

 

為了讓我們對唯物史觀的批判言之有物，這期視頻我們就先”劇透“一下，暫時跳過兩三千年的西方曆史，來聊聊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很難用一兩個視頻就把英國革命的來龍去脈、背景影響條分縷析的說個清楚明白。那麽作為折衷，就讓我們選取幾個要點，就好像為曆史事件做幾個有限的”切片“，從這些關鍵的角度去了解當時的風雲際會，看看發生的究竟是馬克思描述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一場更深刻、觸及人類社會根本的政治變革。

 

（一）英國革命的背景與社會矛盾

 

想要了解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主要的社會矛盾。

 

按照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教條，”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是因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發展商品經濟，這就需要打破封建製度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束縛，取消貴族特權和地方割據，統一市場促進流通。政治上也要求打破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建立“議會”這樣能反映自身政治訴求的機構，實現身份平等、人身自由和對私有財產的保護。

 

聽起來是不是真有點矛盾不可調和的意思，雙方水火不容，兩個對立的階級必須幹一架，拚個你死我活才行。但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十七世紀英國的社會矛盾真的像馬克思唯物史觀描述的那樣，是資產階級PK封建貴族嗎？

 

十七世紀英國的工商業還遠沒有後來工業革命時期那麽發達，手工業和商業多集中在自由城鎮中，而土地貴族則多生活在鄉下的莊園，大家不能說是井水不犯河水吧，也至少是眼不見為淨。和現代社會一樣，農村和城市因為生產結構不同，天然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工，和產品的互補——莊園提供農產品，城市提供手工業製品，大家互通有無，並沒有理由一定要鬧得兵戎相見。

 

很多情況下，你甚至會覺得土地貴族和工商業“資本家”根本就是利益共同體，是穿一條褲子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圈地運動”，就是包括貴族、鄉紳在內的土地所有者，自發的將原來鄉村的“公地”圍起來改為牧場，以提高羊毛產出、賺取更多利潤。而那些失去土地的佃農，以及那些因為無法繼續在公地上放牧，而經營不下去的自耕農，不得不離開鄉村進入城市謀生，其中一部分就成為了受“資本家”雇傭的勞動者。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的土地所有者其實是“自發的”解除了封建關係對人口的束縛，並且自願跳出“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積極的投入商品經濟。

 

在這個過程中我隻看到了地主階層和商業資本的“雙贏”，實在有點想不通馬克思當年是怎麽看出這兩個階層在經濟上天然對立的。經濟上很難說有什麽大不了的“矛盾”，那麽政治上呢，雙方人馬難道不會為了控製政府、主導政策走向而大打出手嗎？

 

即便承認貴族和市民階層在政治上存在矛盾，但在當時的英國政府中，矛盾雙方並不愁沒有吵架的地方。到十七世紀，議會製度已經在英國存在了三百多年了，英國議會由上下兩院組成，下院有很多自治城市的代表，而上院成員則多是大貴族和高級教士。任何法案都必須經由兩院一致同意才能提交國王批準，所以理論上，上院不能讓下院乖乖閉嘴，而下院也不能把上院晾在一邊。很多時候雖然矛盾重重、吵吵嚷嚷，但兩院想要成事那就必須求同存異、做出妥協。

 

（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 在位1272–1307）於1295年召開的「模範議會」（Model Parliament），成為英國議會製度正式發展的起點）

 

英國議會就是這樣一個讓矛盾雙方坐下來商量、尋求妥協的政治機構。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沒落階級不會自覺退出曆史舞台，不肯放棄權力，所以新興階級必須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二者必有一戰。但在當時的英國並不見得有這個必要，因為所謂的“新興階級”已經在政府中了。

 

市民階層的崛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地貴族的政治影響力，但就像剛才說的，雙方矛盾並沒有到劍拔弩張的地步，畢竟當時的自治城市並沒有想要將貴族連根拔起，而貴族也不可能將自治城市從地圖上抹去。所以能在談判桌上解決的，就不需要兵戎相見；要知道，和古代中國不同，英格蘭可是沒有陳勝吳廣那樣“暴力奪權“的傳統的，一零六六年之後，”農民起義“導致的改朝換代，一次也沒有發生過。

 

更何況，包括鄉村士紳、城市中產在內的各個階層，其實還有很多共同訴求。比如保護私有財產，保障人身安全，維護司法公正，不管是世襲貴族還是普通市民，在這些問題上立場就相當一致。

 

這裏肯定有觀眾朋友要問，按照你的說法，雙方根本就不會打起來，但為什麽內戰還是爆發了，最後還把國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呢？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先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些矛盾引發了英國內戰，衝突雙方又都有哪些人。

 

曆史的真相是如馬克思描述的那樣，由資產階級對陣封建地主，是一個階級針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還是說一直以來我們都受了唯物史觀的誤導，真實情況與教科書告訴我們的大有出入呢？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真的揭示了曆史演進的內在邏輯，還是一種對曆史的誤讀，反而掩蓋了更深刻、更重要的問題？

 

（1）矛盾焦點一：天主教與新教

 

不管中國的曆史教科書推廣唯物史觀有多麽熱心，在講述所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都會提到“清教徒”在這場革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然而曆史課本對這個話題要麽一筆帶過、不做深入討論，要麽明晃晃的“暗示”清教徒的“資產階級”屬性，總之是拚命強調革命的“階級鬥爭”“本質”，極力淡化宗教色彩。教科書不想告訴我們的，是從十六世紀上半葉，到十七世紀末這一百五十多年中，宗教矛盾這股暗流一直攪動者整個英國社會，幾乎每一件主要的政治事件背後都有宗教因素存在。

 

1517年，德國教士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批評天主教會的各種腐化墮落和倒行逆施，在歐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運動。以路德宗為代表的新教，要求打破天主教對救贖的壟斷，允許信徒自由閱讀《聖經》，直接領受神的啟示。新教徒還主張“因信稱義”，要求廢除天主教的繁瑣禮儀，停止售賣“贖罪券”，以及各種類似的聚斂行為。這些新思想迎合了當時城市中產“文化獨立”、“信仰自主”的要求，因而獲得了市民階層的歡迎，在城市化程度高的西歐國家迅速傳播開來。

 

（1517年，德國教士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批評天主教會的各種腐化墮落和倒行逆施，在歐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運動。）

 

但新教能在英國被廣泛接受，開端其實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那就是英王亨利八世著名的離婚糾紛。亨利八世為獲得“離婚自由”，不惜與天主教廷決裂，從此英國教會脫離天主教獨立，發展成今天被稱為“聖公會”的教會。

 

英國教會雖然名義上屬於新教教派，但它的宗教儀式和教義精神與天主教差異不大，隻是不再聽命於羅馬教廷，而是奉國王為教會的最高領袖。這種“半吊子”的改革，成為之後一百多年英國宗教矛盾的根源。在擺脫了羅馬教廷的遙製後，以國王為首的政府並不想推動任何激進的改革，而是希望教會處於王權的控製之下，堅持國王擁有任命主教的權力，這種“官方”立場遭到那些希望進一步革新教會的人的強烈反對。這些激進的新教徒大多受到加爾文的影響，他們的信仰虔誠而純粹，強調節儉、勤勞，要求進一步”淨化“教會，徹底清除教會的“天主教殘餘”，比如廢除主教製度，簡化宗教禮儀，他們因此被稱為“清教徒”。

 

到了1640年，清教徒已經成為英國議會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特別是在議會下院。“長期議會”的近五百名代表中，有一百多名是明確的清教徒，他們信仰堅定，成了議會中反對王權幹涉宗教信仰的急先鋒。比如後來成為“新模範軍”的領袖，帶領議會派軍隊取得內戰勝利的奧利弗克倫威爾，就是議會中清教徒的代表。更多的議員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清教徒”，但在信仰自由、限製國王權力等議題上與清教徒的觀點十分接近。

 

在馬克思和“唯物主義”信徒的眼中，宗教不過是“精神鴉片”，隻會讓民眾沉迷於對天堂和救贖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從而放棄反抗、甘願忍受壓迫。說宗教情懷推動了社會革新，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是迂腐的“唯心主義”論調，與他們的世界觀格格不入。然而現實世界宗教的影響有多大，應該不用贅述。東西方曆史上，宗教多次成為被壓迫者起來抗爭的“大義名份”，發揮了凝聚人心、鼓舞鬥誌的重要作用。我們熟悉的黃巾起義、孫恩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都和宗教信仰有直接關係。

 

如果你有機會麵對十七世紀的英國人，跟他們說“階級鬥爭”，他們大概率會一臉茫然，但要是說“反天主教複辟”，那麽他們大多會點頭附和。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捍衛信仰自由、反對天主教就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1628年，查理一世的寵臣，權傾朝野的白金漢公爵被一名不得誌的青年軍官刺殺身亡，據說這名軍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教思想的影響，認為自己除掉禍國殃民的白金漢公爵是“替天行道”。這件事給了國王查理一世極大的刺激，從此徹底失去了對議會的信任，變得偏執、專斷。

 

為了反擊清教徒對王權的挑戰，牢牢掌握教會這個道德和輿論的主陣地，查理一世不顧社會大眾反對，任命“高教派”教士擔任主教，持續推進類似天主教的禮儀改革，堅持走權威路線，遏製教會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傾向。於是，在信仰新教的民眾眼中，捍衛新教信仰、反對天主教複辟，就不可避免的與反抗專製王權聯係在一起。

 

宗教信仰，這種從人類社會伊始就如影隨形，能夠直指人心的存在，所擁有的巨大號召力和煽動性，是其他思想、理念難以匹敵的，在社會大眾教育程度低下的古代社會尤其如此。很多情況下，若沒有某種超越現實的精神力量支持，人是很難不顧身家性命，去為了某種未來的、渺茫的希望起來抗爭，哪怕這種抗爭既正義又合理。在實際的鬥爭過程中，宗教也能給人在困境中堅持下去的勇氣與信心，讓擁有共同信仰的人團結一致共度難關。

 

而到十九世紀，西歐已經經過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社會更加世俗化，宗教氛圍遠不如中世紀那樣濃厚，馬克思不重視宗教信仰的作用情有可原。他提出的唯物史觀，為了追求所謂”科學理論“確實無誤的必然性，從根本上就不會承認宗教信仰這個”玄學變量“可以帶來各種偶然的可能。正是因為馬克思完全忽視了西歐基督教信仰這個“偶然”因素，才會錯誤的把西歐一隅的特殊曆史事實當作普遍規律，而對包括整個歐亞大陸在內更廣泛地區的曆史經驗視而不見，反而將其當作一種特殊情況。

 

因為文化傳統的關係，中國知識階層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對於超自然信仰和普世教會卻沒有多少經驗，所以才會在二十世紀初不假思索的接受“唯物主義”這種歪曲的曆史觀。然而一旦接受了這套唯物史觀，自然就容易忽視中世紀基督教對社會製度和風俗人情“潤物細無聲”的深刻影響，更難以想到“基督教會”和宗教信仰的存在，或許正是導致中西方曆史進程差異的重要因素。

 

如果細看1640年議會下院的構成，就不難發現，超過七成的代表都是來自各郡的鄉紳。比如前麵提到的克倫威爾，就來自劍橋郡的地主家庭。隻有餘下不到三成的代表來自自由市鎮，勉強算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但很顯然，他們在議會中的力量遠比不上地主階層，當然也就很難推動議會對抗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要知道當時議會中還沒有成型的“政黨”，後來常見的政治綱領什麽的都還不存在，那麽究竟是什麽促使了議會多數代表聯合一致，采取行動推進改革呢？

 

（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是英國內戰與共和國時期的重要政治與軍事領袖。他出身鄉紳階層，在清教徒信仰影響下投身反對查理一世的議會派。憑借軍事才能，他組建“新模範軍”，並在內戰中擊敗王黨。）

 

答案就是宗教信仰。具體來說，反“天主教”成了議會派最大的“公約數”。還以克倫威爾為例，作為一名信仰純正的清教徒，克倫威爾曾一度想要移民美洲，到新大陸建立理想中的教會，自由的實踐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長期國會中，並非階級出身，而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捍衛自由信仰的決心，將很多像克倫威爾這樣的人聯合在一起，共同對抗日益專橫的王權。對天主教陰謀複辟、屠殺新教徒的警惕與恐懼，讓新教徒主導的議會和國王之間的不信任逐漸加深，最終導致雙方兵戎相見。

 

所以，宗教因素不僅是英國革命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更是直接引爆國王與議會矛盾的導火索。在整個內戰過程中，捍衛宗教信仰始終是議會派的重要訴求，而絕不僅僅是一個“搞事情”的借口。事實上，當時雙方的陣營劃分更多取決於個人的宗教立場，而不是後來唯物史觀所強調的“階級出身”。這一點，也正是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不願承認、甚至刻意回避的。

 

由於時間關係，今天的內容就先聊到這裏。除了宗教衝突之外，還有哪些力量推動了英國內戰的爆發？“唯物史觀”又是怎樣混淆視聽，編造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謊言的？下一期視頻我們會繼續討論英國革命的來龍去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請期待我們接下來的內容。

 

感謝您關注曆史小僧的頻道，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