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製度與大革命》（[法] 托克維爾著）

1832年，在美國遊曆考察近一年之後，托克維爾回到法國。三年後，長篇巨著《論美國的民主》出版，成為之後研究民主製度的“聖經”。當時，托克維爾剛滿30歲。

 

十幾年後，已經退出政壇的托克維爾再次提筆，準備完成他醞釀已久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並於1856年發表了第一卷。然而第二卷還沒有完成，作者就於1859年因肺結核去世。

 

托克維爾這兩部最重要的著作凝聚了作者對曆史與社會發展的畢生探索——《論美國的民主》是對新世界民主製度方方麵麵的洞見與剖析，《舊製度與大革命》則是對祖國坎坷命運的哀歎與反思。

 

十九世紀的法國，有人頌讚上世紀革命的浪漫與激情，也有人還在緬懷獨裁者的“豐功偉績”與他的悲劇終結；作者則審慎的考察過去與現在的曆史，試圖總結革命的根源、過程與結果。“舊製度”為什麽被人憎惡？促使人們發起革命的動機是什麽？革命之中群眾與領袖被怎樣的信念與熱情支配？舊社會的哪些被革命摧毀，而哪些又被不經意的繼承？革命伊始人們懷有怎樣的希冀，卻又如何迎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往的曆史無法抹去，法國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十五世紀，查理七世依靠強大的常備軍結束了百年戰爭，於是手握大權的國王不再召開三級議會；二百年後，“太陽王”路易十四憑借優越的軍事力量讓整個歐洲在其腳下顫抖，身居凡爾賽宮的法國貴族成了圍繞在國王身邊的奴仆。很難說集權製度是什麽時候建立起來的；但是到了大革命前夕，政府已經控製了一切：

 

“1789 年以前，法蘭西呈現的便是這樣一幅圖畫。王權已直接或間接地奪得一切事務的領導權，真正可以為所欲為了。在大多數城市和省份，王權已幹淨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權也未留下更多東西。法國人則形成了歐洲民族中最統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為完善，後來稱為中央集權的製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

 

這種高度中央集權的體製因為其統一、高效，受到當時一些人的推崇：

 

“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隨時出來幹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因此，問題不在於摧毀這個專製政權，而在於使它轉變。梅西埃·德·拉·裏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 

 

可是問題是，一旦手握一切權力的政府開始“高效”的作惡，又有什麽力量能夠限製它呢？

 

“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征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征糧的騎警隊）連夜包圍可疑的村莊，乘天亮前闖入民宅，不需任何憑證，便逮捕了彼指定的農民。遭這樣逮捕的人常常長期被監禁而不送審；但是敕令卻命令所有被告須在24小時內受審。和我們今天一樣，這項規定既不正規，也不被遵循。”

 

集權製度扼殺了地方自治，同時又令貴族匍匐在地。終於民眾對於這個政府的暴行忍無可忍而將其推翻，然而摧毀了一切之後卻又不知道如何捍衛來之不易的自由——專製造就了一盤散沙般的社會，地方沒有自治組織，平民也不懂得如何參與政治；最終厭倦了血腥、動蕩的民眾樂意看到舊製度回歸，隻要它能帶來秩序：

 

“在簡要追溯這場大革命的進程時，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隻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製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隻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一個中國人讀到這段曆史時很難不百感交集——作者所控訴的集權專製體製是那樣的熟悉，同樣的體製在這片土地上已存在了上千年；過去的那個世紀在自己的國家發生了影響每個家庭、觸及靈魂的革命，然而付出沉重代價之後舊製度卻死灰複燃而且陷入意識形態的深淵；無數死難者的鮮血究竟換來了什麽，未來的希望究竟在哪裏？ 

[sky00]

一個係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些first order change，之於國家，大概就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戰爭。把係統中的元素重新排隊，從係統的角度看起來還是一個樣。如果沒有整體文化上的變化，我們怎麽能期待有second order change呢？即使我們把一套新的規則寫進製度和法律，它們總會巧妙地以舊的方式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