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製》 by David Beetham

《官僚製》出版於1996年，作者David Beetham，現任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社會政治學教授。

 

“官僚”一詞人們並不陌生——“官僚主義”是壓在舊社會人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反對官僚主義”是近代中國曆史上數次政治運動的口號；人民群眾最為不滿的就是公務員的“官僚作風”，官僚係統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是大企業難以避免的頑疾；“官僚體製”是自秦統一六國以來大一統帝國的主流政體，這套體製也很自然的成為新中國從地方到中央的基本政治構架；隋唐開始實行科舉製，為進入官僚係統訂立了官方標準，這種通過考試選取文官的方法，其“先進性”被津津樂道，謠傳還是西歐國家學習的範本。

 

但所謂“官僚製”究竟是怎樣一種體製？它有哪些特征？其為人詬病的低效率其根源何在？人們應該拋棄它還是隻能對其逆來順受？這本書中，作者就以最為嚴謹的學術態度從不同角度對官僚製進行了係統的分析研究。

 

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通過分析“官僚製”一詞在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不同意義，逐步呈現官僚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其之所以存在並對現代社會的正常運轉不可或缺，正是因為專業化與知識分割，而這也導致了官僚係統自成體係、具有獨特的文化。

 

第二章從兩個相互對立的角度——韋伯的社會學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官僚體製的存在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展開了第三章基於官僚體係的基本特征，對於兩種相互對峙的社會、曆史觀點的批判。

 

古希臘哲學家芝諾以其悖論而聞名，其中一個稱為“飛矢不動”，即運動是不可能的。據說當時有學生向犬儒學派的創始人第奧根尼請教這個問題，第奧根尼一言不發，隻是從房間的一處走到了另一處。在場的學生紛紛鼓掌，覺得老師以行動反駁了芝諾；然而第奧根尼卻對他們說，自己的行為並不能算是一個證明——誰都知道真實世界中運動無處不在，然而難點在於找出芝諾悖論的邏輯漏洞，並用嚴謹的分析證明其錯誤。

 

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20世紀由多個國家的實踐經驗證明了它低效、僵化，但這並不足夠；馬克思主義憑借其似是而非的龐大理論體係依然具有吸引力；必須有精辟的理論分析深入淺出的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根本問題所在，如此才能為上世紀最重要的曆史經驗之一（另一個是戰爭）蓋棺論定，後人才不會誤入迷途、重蹈覆轍。

 

《官僚製》的作者David Beetham從韋伯的社會學角度出發，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對社會主義構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馬克思“唯物曆史觀”的核心缺陷就在於忽視了官僚體製（政府）的重要性，而過分強調了階級：

 

“韋伯的官僚製理論提供了對於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批判的基礎。如果官僚製行政管理結構的演進是不可逆轉的，那麽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沒有統治的未來，既沒有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未來，隻是一種幻想。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推翻資本主義將開辟一個無階級社會的信念，是基於一種錯誤的觀念之上的，即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為少數人統治的結構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基礎。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同時也忽視了發達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技術知識和組織權力對當代階級形成所具有的特有潛力。韋伯認為，工人在工作場所所從屬的層級製，使複雜技術程序的組織活動所需要的，因此，即便是私有財產被廢除之後，曾機製還將繼續存在……由於強加給集權化行政管理結構的各種要求，社會主義產生官僚製獨裁的可能性極大地增加了。韋伯認為，隻有中央官僚機構的巨大擴張，才能建立滿足社會需求的計劃生產體製，才能使平等的公民權從形式上的政治和法律權力向社會和經濟領域擴展。與此同時，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均衡結構，尤其是私人資本主義本身的權力均衡結構，將被取消。在私有製下，政府和企業的官僚製組織至少能保持基本的相互平衡和相互製約；而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它們被納入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層級製中，其中的官員成為一切財富和福利的裁決者。因而，工人階級試圖廢除所謂的市場無政府狀態，並將社會過程置於自覺的集體控製之下的努力，所帶來的意外結構時，將自身推向了一個比過去的層級製更加統一的，因而更加強有力的層級製的控製下。”（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階級鬥爭，認為社會的進步的關鍵在於掌握先進生產力的階級通過暴力鬥爭推取代舊階級的統治。然而“階級”不是一個人，最終掌權的必然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究竟憑什麽相信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管出身於哪一階級，在進入官僚體係之後不會“變質”，完全忘記自己曾經屬於的那個“階級”，而隻為自己和官僚體係的利益服務呢？如果政府權力不受約束而成為社會的壓迫者，那麽“官民矛盾”將會遠勝過所謂“階級矛盾”，結果是各行業、不同階級“平等”的遭受體製的壓榨。

 

對社會主義的另一種有力的批判，在於指出按照指令運行的“計劃經濟”永遠不可能像市場那樣有效、富有活力和競爭力，這也是為什麽全社會不可能像一個大企業那樣完全在科層體係的統籌管理下運行：

 

“……韋伯認為，取消市場將使得經濟計劃者缺乏價格計算和生產要素有效配置所必需的信息。就確保經濟運作最大限度的可計算性而言，市場經濟比中央計劃體製更加‘合理’。此外，那些依靠市場壓力而維係其創新人物的企業家的消失，將會斷絕經濟動力的主要來源，取而代之是官僚製對秩序和安全的優先性。韋伯還論證道，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通過促進市場的擴張和對傳統社會特權的打擊，國家官僚製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國家官僚製越是侵蝕市場，就越會成為一股經濟停滯的力量。”

 

集權體製或許可以高效的支使人去從事那些有明確目標的工作，但這種試圖將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其中的係統，最不擅長的恰恰就是創造係統之外的全新價值：

 

“有理由猜想韋伯也會讚同哈耶克這個更具哲學色彩的論點，即經濟生活內在地就是不可預測的，而分散化的企業家較之集權的計劃者更能夠適應這種不可預測性……這就是所謂的‘結果悖論’: 社會行動由於它所引發的受其影響的其他行動者的反應，其結果常常偏離行動者的意圖，甚至與其相抵觸。按照這一原理，對整個經濟或社會進行例行計劃的思想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計劃者絕不可能充分預測或控製那些合作者的各種反應，而這種合作又是計劃有效實施所必須的……集權主義理論將整個社會想象為是在集權的官僚製的指令下自動運行的機器。在窒息個人自由的意義上，官僚製的這種控製當然是可能的；然而就官僚製想要達到的經濟和社會結果而言，官僚製的控製就不大可能了。”

 

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實踐中卻陷入官僚製的泥潭，這一點身為社會主義者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革命經曆中深有體會：

 

“最有影響力的分析之一仍然是托洛茨基的分析，在他19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著述（特別是《被出賣的革命》）中，描述了官僚製首先是在黨內，然後在更大的社會範圍中逐漸取代無產者成為領導力量的道路。這一過程包括了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官僚製權利的崛起，另一方麵是能夠製約它的無產階級民主的衰落。根據托洛茨基的觀點，這兩方麵有著一個共同的根源，就是當時俄國社會的落後和不發達……托洛茨基評論道’在野蠻的沙皇統治環境中形成的俄國人民，根本不適合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

 

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試圖在人間實現烏托邦的幻想，結果這種輕率的實驗無一例外伴隨著自由受限、經濟停滯，甚至饑荒這樣的災難。西方對於社會主義思想有許多深刻的反思與批判，可惜因為種種限製國人能夠接觸到的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以往的曆史表明，無知正是文明進步最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