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帶著四歲的女兒來美,與正在讀博士的先生團聚。
當年,公公的狀態是最佳的,他讓我帶給先生一封長信;信,是用舊式稿紙寫的,共有十頁,洋洋灑灑幾千字,大致內容是,敘述了國內的變化和他個人的反思。我和先生讀了,都很欣慰,不為別的,隻為看到公公能夠漸漸好起來。
日後,我第一次回京探親時,與闊別了多年之久的公婆相聚,公公見到我們全家很高興,他仔細詢問了我們在美的生活。那時,我們已經走過了初來美國的艱苦時期,日子開始過得寬裕舒適起來;先生博士畢業後,在美國知名的期貨公司裏經商;我從紐約專科學校畢業後,在私人診所裏做牙醫助理;女兒在校讀書,成績優異。公公得知這一切後,很滿意,並為我們驕傲。
這次回京,我們依舊住在公婆家,每天的時光,都揮灑在品香茗、賞佳肴、敘舊事中,輕鬆愉快;女兒還常為家人演奏莫紮特和貝多芬的鋼琴曲;吃著家鄉的飯菜,聽著悠揚的樂曲,看著健康的公婆,一抹清歡在我內心淺漾。人生最大的快樂,莫過於目睹家人的安康與幸福。
從此,我每兩年就回京一次;後來,就變成年年回京。但是,每次回京,見到公公時,都覺得他正在迅速地衰老和消瘦下去,人也變得更加沉寂茫然;很少再看到他伏案讀書,而是經常平臥在床,雙目緊閉,無聲無息,仿佛遊離在我無法觸及的遠方;聽婆婆說,公公心情欠佳。再後來,回京時,公公就很少參與家人的閑聊了,以至於全家合影留念時,他也謝絕了。
九十年代末,我再次帶女兒去北京醫院看望公公,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公公住在七層樓的單人房間裏,由專人日夜照料。雖然病魔纏身,但公公仍舊不失慣有的親切和禮貌;因為我們遠道而來,他便拖著病弱的身軀,一直坐在沙發上,聽我們閑扯,偶爾,也提問一下,但不做任何評論。
下午時分,當公公服藥時,我和女兒在病房的陽台上散步。那是一個深灰水泥長方形的陽台,質地厚重,棱角分明,線條生硬,看上去,少了幾分柔美,多了幾分淒涼;從陽台望下去,地麵陡然變成了萬丈深淵,猶如懸崖峭壁,我即刻感到頭暈目眩,內心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或許,這就是不詳的預兆?或許,這就是心靈的感應?或許,這就是未來的歸宿?那天,當我和女兒告別時,公公站起來,擁抱了我和女兒。
2000年,公公許立群走了。而不幸事件發生的地點,就在這個陽台上。
許立群過世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我和女兒因故未能成行,但我的先生和父母都參加了祭奠。追悼會上,人們回憶了許立群的一生,他生前的很多老友和部下都痛哭流涕,依依不舍。
許立群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到此為止,許立群跌宕起伏的人生才徐徐落幕。公公走後,婆婆將其生前的文稿匯集成冊,出版了《許立群文集》。
總以為,塵封,是記憶;細品,是光陰。靜守纖塵,輕撚歲月,我將對公公的思念,化作斑駁的文字,刻畫在年輪的素箋上,妥帖在魂魄的原鄉裏,沉澱,留痕,延綿。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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