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叢春霧隱高才—張伯駒與潘素

驕陽明媚，悠悠地穿過素白的紗幔，將溫婉的霞光灑在古老的畫案上。畫案邊，坐著我的姥爺關鬆房、張伯駒和潘素；畫案上，擺放著字畫和古玩。他們先是品畫賞字，繼而便輪流用一枚放大鏡，俯首仔細地琢磨著古玩上細碎的紋理，且看且撫，相互探討著這些古玩的來曆和年代。

當年，我姥爺有一方名硯，視若珍寶；深棕素石硯台呈橢圓形，周邊鐫刻著細膩的鏤空花紋，豐蘊清玲，溫潤柔滑，安放在一個古香古色的硯匣中；這是一方珍品寶硯，我從未見過姥爺用它研磨作畫，隻是每當張伯駒和潘素來時，它必現身，他們不斷地欣賞它。

年少時，我不大明白他們為何對一方硯台如此著迷？年長後，我喜愛收藏青花瓷器，細看那些藍白相間的雕琢，清淺，簡靜，素雅，宛如眼眸中的一灣銀雪，一片瓦藍，緩緩地流入心湖，漾出幾多晶瑩剔透的漣漪，驚豔了時光，寧謐了歲月；由此，我漸漸地品味出文人對古文物的那份情愫。

眾人皆知，張伯駒是世家子弟，直隸都督張鎮芳之子。張伯駒七歲入私塾，九歲能作詩，被譽為神童；年輕時，張伯駒曾投身於軍界和金融界，但終是興趣缺缺；張伯駒真正的愛好是讀書，並喜歡與文人雅士交往，一起填詞作畫、演唱京戲；日後，張伯駒成為著名的詩詞家、古文物鑒藏家、書畫家和京劇家。

與張伯駒相似，我的姥爺關鬆房是滿清官宦的後裔，家中名畫古玩不計其數，他自幼看多了，便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種識別名畫古玩真偽的鑒賞力；這一點，恰恰與張伯駒不謀而合，也因此而成為知音；且同在故宮博物院從事過古文物的鑒別和審定。

當清朝覆滅之後，有不少珍品流入民間，張伯駒曾憑著他獨特的鑒賞能力，為故宮博物院回收了大量價值連城的字畫；不僅如此，他和潘素還將他們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畫捐獻給故宮；他的慷慨，讓世人讚譽；但張伯駒自己卻十分低調，他隻輕描淡寫地說：“我看的東西和收藏的東西相當多，跟過眼雲煙一樣，但這些東西不一定要永遠保留在我這裏，我可以捐出來，使這些寶物永遠保存在我們的國土上。”

1980年夏日，張伯駒、啟功、關鬆房等人一起同遊頤和園，有人問張伯駒和關鬆房說：現在很多名人都在考慮修建私人博物館，從而使自己收藏的藝術品能傳世，您們是否也有這樣的打算？張伯駒回說：“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裏，不用操心了。”

張伯駒的夫人潘素是著名的山水國畫家，畫作清秀，神韻高古，獨樹一幟。1952年9月，潘素曾與齊白石、徐石雪、於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齋、溥雪齋、關鬆房一起創作了《普天同慶》，並將此畫贈送給毛澤東。日後，毛在致謝信中，雖未提及潘素的名字，但據考證，潘素確實是該畫的創作人之一。

畫家們共同創作的《普天同慶》

毛澤東寫給畫家們的致謝信

潘素那張穿旗袍的老照片，成為她的經典照。其實，平日裏，潘素很少穿旗袍，她的裝束樸素無華，色彩淡雅，款式簡潔；在著裝上，張伯駒和潘素倒是極為般配，都是屬於那種隨意而不講究的人。

張伯駒與潘素

但，他們夫婦也有不同之處。張伯駒不拘言笑，喜怒哀樂都不會掛在臉上，現在想來，那是一種波瀾不驚的散淡清幽的文人素質；與張伯駒相比，潘素顯得熱情健談，她的普通話帶著淡淡的南方口音，輕軟、嫻靜、文雅，聽起來，極親切悅耳。

光陰流轉，思緒飄柔，張伯駒和潘素的身影伴隨著我記憶的音符，來到了我舅公奚嘯伯的家。

盈月高懸，默默地掃過蔥鬱的枝葉，將柔美的清輝灑在古宅的屋簷上。推開宅門，室內燈火通明，反倒讓窗外琉璃的繁星黯淡下去。在舅公家裏相聚的都是喜好京戲的文人，除了張伯駒夫婦以外，還有歐陽中石、李苦禪、我的姥爺關鬆房等人，他們在一起時，談戲說藝，共同磋商唱念做打的技巧，揣摩戲中人物的心理，研討曆史背景的特征。

其實，張伯駒與奚嘯伯原本並不熟識，隻是彼此聞其名而已。後來，在北海慶霄樓討論《四郎探母》時，二人才相遇相識相知。張伯駒是民國四大公子之一，奚嘯伯是京劇四大須生之一，兩人不僅對京劇情有獨鍾，同時，都非常崇拜京劇前輩餘叔岩，共同潛心研究剛柔相濟的餘派唱腔。

當年，每周日早九點，張伯駒都在北海陽澤門舉辦京劇研討會，奚嘯伯則經常在會上做專題演講。一次會後，張伯駒向奚嘯伯推薦《祭頭巾》的戲，次日，奚嘯伯專程去了張伯駒家，聽他解說《祭頭巾》，並表示會盡快排演此戲。

再後來，張伯駒夫婦與奚嘯伯居然做了親戚。張伯駒演唱時，常為他操琴的年輕人叫樓宇棟；樓宇棟是上海富商之子，北大高材生，京戲愛好者；最終，樓宇棟成了張伯駒的女婿；而樓宇棟的弟弟樓宇烈則做了奚嘯伯的女婿；難怪，樓母曾自豪地說：“我的兩門親家都厲害，一個是張伯駒，一個是奚嘯伯。”

坦白地講，我對古代文物和京劇藝術都知之不多，但，張伯駒與潘素的剪影，卻似幾片瑞雪，輕輕的，緩緩的，漫過我的心扉，一如尋常的美麗，不驚不擾，延綿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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