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辭謙,讚在其中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炫言,不可信矣。
景不同,情一樣,二人皆主動替上級說話。孔子則主張對待上級“勿欺也,而犯之。”這裏邊其實蘊含著一種以“我”為主的傲——我明理,我知道,就算冒犯了誰,也是應該的。這種態度為學、為教可謂堅持真理;為政則不行,是以孔孟都不得用,後儒大為不平,實不知像孔子、耶穌、馬克思、尼采這樣的教主級人物,都不適合於為政當官。他們太信自己的理論——不信豈能當得上教主?然太篤,則過猶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