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辭謙，讚在其中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炫言，不可信矣。

景不同，情一樣，二人皆主動替上級說話。孔子則主張對待上級“勿欺也，而犯之。”這裏邊其實蘊含著一種以“我”為主的傲——我明理，我知道，就算冒犯了誰，也是應該的。這種態度為學、為教可謂堅持真理；為政則不行，是以孔孟都不得用，後儒大為不平，實不知像孔子、耶穌、馬克思、尼采這樣的教主級人物，都不適合於為政當官。他們太信自己的理論——不信豈能當得上教主？然太篤，則過猶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