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程水一程
拾起擱置多年的筆，寫下人生的感悟。
從1968年下鄉到1980年回城，整整12年。先是在青年點，後因母親和86歲的爺爺都隨父親走“五七”下鄉安家了，我也就從青年點轉回了家。
那真是個窮山溝，據說以前是“胡子”（土匪）出沒的地方。窄窄的山路隻能走人和驢，走在上麵心裏很害怕。一邊是幹枯的河套，一邊是禿禿的山，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羊腸小道，腦海裏浮出魯迅的名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柴杖子大隊的學校新成立不久，從一年級到七年級，這是那個時代標準的小學帶初中的模式。一次學校的負責人要到公社開兩天會，找人代課。大隊書記正好在我們小隊，就叫我去代兩天課。
那個學校負責人當時教七年級的語文和數學，告訴我，你就幫他們複習，做作業就行，不必講新課。我就這樣毫無準備地第一次走上了講台。有一道數學題是，要在鐵路上建個車站，車站要離附近兩個村子的距離相等。學生告訴我，老師說用圓規量。我很差異，不敢相信真是老師說的。我在黑板上寫下初中幾何的一個定理：線段的垂直平分線上的任意一點到線段兩端的距離相等。啟發學生用這個定理去解這道題。
這位負責人還負責出學校的黑板報，永遠不變的是黑板報的通欄標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字體是模仿林彪的手跡。幾位老師要我更新黑板報，告誡我上麵的標題不要動，把他們給我的小文章抄上就行。我自然照辦，但自作聰明隨手加了幾個小插圖。學生老師看著新奇，圍觀的人很多，學生告訴我，以前黑板報上從來沒有圖畫。
不料這兩件事觸犯了那位權威的學校負責人，他回來後很不高興，立馬打發我走人。不久後大隊還是正式要我去學校當民辦教師，教六年級。原先的六年級老師本身就是小學六年級畢業，而現在的六年級上的是初中的課，他都不會，怎麽教學生呢。
一次學校安排學生到地裏撿茬子（玉米、高粱等作物收割後留在地裏的殘餘根莖）當柴燒。撿了一會，學生就吵吵嚷嚷要回去，我是第一次領學生撿茬子，也不知該撿多少，就領他們回校了，結果我們班是第一個回來的。等大家陸陸續續地回來後，看到二年級的小朋友都比我們六年級撿得多。我知道大事不好，心裏忐忑不安。在教師會上，那位負責人大發雷霆，說我不熱愛勞動，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要注重思想改造…… 我雖然心裏覺得委屈，但也大氣不敢吭。
在那個時代，我曾目睹了多少教師被批鬥，被侮辱，完全沒有尊嚴，我從心裏不願意當老師。當看到在農村那麽缺師資，那麽多孩子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惻隱之心又油然升起。我一個68屆的高中生，其實隻上了一年高中，文革就開始了。我開始找高中的數學書學習，後來又請在華東師大教了一輩子數學的阿姨，寄給我樊映川高等數學講義上下冊學習。再後來縣裏要抽調知青當老師，我也就不明就裏地被分配到另一公社的高中教書，從掙工分的民辦教師成為了公辦教師。
說是高中，連校舍都沒有，隻是湊了兩個從縣裏下放的幹部，三個70屆的大學生，算我兩個知青。兩個幹部一個當校長，一個當教導主任，三個大學生一個教數學，一個教語文，一個教政治，另外一個知青教物理，教導主任說就你一人學過英文，你就教英文吧。至於化學那是完全沒有實驗條件的，所以也就免了。進來的學生先打土坯蓋教室，上課就在大樹下支個黑板，學生席地而坐。
從初中開始我是學了4年英語，可是從文革開始再沒碰過，我是一點底氣都沒有。我二姐當時剛好在北京出差，就幫我買了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的英文朗讀唱片，還有英文國際音標的幾張唱片，外加一個外形很漂亮，藍白塑料殼的可以用電池的留聲機，音質其實很差。這些就是我全部的學習資源，複習了國際音標，把老三篇都背下來了。英語的第一課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說實在的，我不知道這世界上誰還用過這句英語。當我教 Good Morning （早晨好）的時候，一個學生問我：“老師英美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嗎？那裏的人怎麽也說早晨好呀？”我一時無語。我想說那裏是資本主義沒錯，但人並非青麵獠牙，講文明禮貌是人的共性。但是我不敢說，隻是說我們學的是語言，兩種語言裏都有共同的東西。
文革後遵照偉大領袖“學製要縮短”的指示，小學到高中實行9年一貫製，所以我們這所高中也就隻有兩年。農村普遍缺少勞力，農忙時，學生都得幫家裏幹活，缺課的很多。教學質量是沒法說的，但也會有個別的學生學習不錯。公社有個廣播站，到學校來要找個女生當播音員，我力薦學得最好的一個女孩。後來公社選了另一個女孩，應該說是最漂亮的一個女孩。她真的很漂亮，皮膚白嫩，笑起來很可愛，完全不像農村的孩子。
當時整個公社也沒幾個女的，學校裏隻有我一個女老師，醫院有一個從縣裏下來的女護士帶著一個五歲的小男孩，我們同住在一間屋裏。廣播站離我住的醫院隔著幹河套，進門後是左右兩間房。左邊屋裏安有人工電話接線台，及簡單的播音設備，各大隊安裝大喇叭收聽公社的廣播，真正的無線電廣播是聽不到的。當時已經有一個女接線員也兼播音，看著像有三十歲了。右邊的屋子就是一鋪炕，原先隻是那個接線員一人住，這個女學生自然也就一起住在那裏了。
過了沒多久，一天傍晚那個學生來找我，我看她神情不對，吞吞吐吐想說什麽又不說，直到那個護士去值班離開了，她才拽著我的胳膊說，“王老師，我害怕！”她告訴我，她們屋裏昨天晚上進來人了，我以為是有人偷東西，她說不是，是個男的鑽進了那個女接線員的被窩……她一邊說一邊直哆嗦。我當時也隻有20幾歲，腦袋一下就大了，亂七八糟瞎想，也理不出頭緒，更不知要對自己的學生說什麽。我隻有緊緊拉著她的手沉默著。感覺時間都凝固了，過了幾分鍾才回過神來。問了她一些情況，本能意識到她很危險。問她能不能回家睡覺，她說不能，家離得遠。早上五、六點就得廣播。她還告訴我那個接線員告訴她不要對人講。我心裏感到很悲涼，看著眼前這個十七八歲的花季女孩，才工作幾天，不用幹農活，被多少人羨慕，而卻麵臨著怎樣潛在的不安全感。我說要麽你別幹了，她說那也不行，別人一定認為她說出去了，一定會報複她……而那個男人就在公社主管文教。
當時我全身像是被針紮了，精神繃得要爆炸了，我明白學生是來找我求助的，我卻無能為力保護她。我們不敢伸張，更無處告狀，心中縱有怒火燃燒，卻軟弱得像羔羊任人宰割。最後我隻能告訴她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防備措施。睡前一定要插門，不要脫衣服睡……我送她回去，走了幾步她就讓我別送了，怕讓別人看見。
望著學生的背影，我有一種強烈的罪惡感，明明知道會發生什麽，卻要眼睜睜地看著它到來，這算什麽，我心裏好痛！
為了解我學生的處境，我拿著我的唱機到播音室去，說沒電池了，要在她們那插電用。我仔細觀察了那個房間，根本沒處躲沒處藏，周圍沒有人家，孤立的一座民房。我隻有祈禱上帝，希望事情不要發生。
然而事情還是發生了！我又一次去時，看到了不一樣的眼神，缺少了少女的純淨，笑起來不那麽甜美了，有一種說不出的勉強。我的直覺告訴我一切都晚了……我直麵看著她，她卻低下了頭。我扶著她的肩膀說，“回家看看你媽媽吧。”她紅了眼圈，強忍著眼淚點了點頭。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她。
一個年輕的女孩就這樣被毀了，沒有人為她發聲，沒有人能幫她。後來聽說她不再到廣播站工作了，再後來聽說遠嫁他鄉了。在那個要求女子守貞潔的年代，尤其是在落後的農村，可以想見為何她被遠嫁他鄉。我又自欺欺人地幻想，那應該是個疼惜她的人，一切都不是她的錯！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令我不能釋懷的是我竟是她的老師，是個沒有對她伸出援手的老師，也是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中的知青。
40多年過去了，內疚、自責，這個秘密一直像噩夢一樣纏繞著我，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注：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被稱作“五七指示”要全國學解放軍，要學工學農，要辦成一個大學校。文革後期，幹部先去五七幹校，後又直接下放到農村，統稱為走五七道路。
戴山 寫於1/8/2018 舊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