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8 爭執蘇維埃

 

第三章  爭執蘇維埃

 

   中共中央對於紅四方麵軍的脫離鄂豫皖區，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滿，認為是右傾的逃跑主義。它獲知我們的入川綱領之後，竟來了一個哀的美敦（最後通牒）式電報，要求我們立即改正，仍用蘇維埃政府製度和一貫的既定政策。

   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無線電的通報，原是極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敢信賴我們的密碼。我在上麵已經說過，湘鄂西蘇區時曾失落了我們原有的密碼本，後來經過一些努力， 仍不敢相信續訂的密碼的可靠性。最後我們不得已才由雙方的報務員，利用電台通話，訂定了一個新的密碼本，但這是否已為敵方偷聽去，則無把握。因此，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一 向不敢在無線電中涉及有關機密要事。 我們離開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們似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的處境，對我們的行動頗感焦慮。最先是告訴我們一些敵情，等到我們到達豫西南一帶的時候，就轉而反對我們向西退卻的指示。等我們越過秦嶺進到關中時，中央來電的語氣就更加嚴重了， 甚至說“如果你們再繼續向西逃跑，那我們就公開反對了”。

    我們接到這個嚴重警告之後，曾詳細加以研究，仍不敢將我們的行動計劃據實電告，僅 以“正在尋覓新的根據地”的含糊語句作答，以免泄露軍機。事實上，我們也隻能根據所處環境，決定我們的行動。 我們越過巴山進入川北時，曾電告中共中央，準備就在這裏建立根據地。中央複電告訴 我們所用密碼可以信賴，除機密軍情外，要我們盡量電告情況。我們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達通江後一個多星期，我發長電與中共中央商討政策問題。首先報告入川綱領的原文， 接著指出這個綱領是根據我們的實際經驗而作的，試行以來，極適合於像川北這樣的地區， 相信在全國範圍內也有很大的適應性。 正當我們與羅澤洲師作戰的時候，中央的複電到了。 內容是：不能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代替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並進而指斥我們，這樣做會助長向西逃跑的失敗 情緒，形成對蘇維埃極為有害的取消主義。中央要求我們立即扯起蘇維埃的旗幟，實行分配土地。至於廢除苛捐雜稅、反對防區製度和禁煙等，隻能當作附屬的條款。最後並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能改正這個錯誤政策，中央仍信任張國燾同誌為中央全權代表，在沒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導黨政軍三方麵工作。否則，中央將考慮撤換領導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這個電令，雖不完全出乎我們的意外，但這當時確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在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重重，加之我們西行以來，紅四方麵軍內部也醞釀了一些不同的意 見，這些不同的意見，又與中共中央這次電令息息相關，因而更增加了我們處理上的困難。 紅四方麵軍西進到達川北，事先並沒有預定的計劃，而是根據實際的需要，由我們少數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和我——臨時決斷，一步一步走到這一境地的。一般高級幹部不 僅沒有機會參預決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決策的底蘊，大多數同誌不讚成遠離鄂豫皖蘇區， 他們宥（yòu寬容原諒）於“堅決保衛鄂豫皖蘇區”的口號，就不免多少忽視實際的困難。對於我們某些不得已的行動，往往不能完全諒解。 我軍越過京漢鐵路西進的時候，政治部的口號仍是強調在鄂豫皖區外圍消滅敵人。有些政治工作幹部，總以為我軍在鄂北一帶兜圈子，目標仍是指向鄂豫皖區。等到他們知道我軍行動的箭頭指向西麵，就開始有所疑慮。他們紛紛議論，向西是沒有前途的，遠離了全國的其他蘇區。這些見解與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轍。

   在軍事策略上，同誌們也發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見解。有的低估了敵軍的力量和他們追擊我軍的決心，反對向西急退。他們批評我們軍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戰”，認為這會將紅四方麵軍拖垮。與其拖垮，不如與敵軍孤注一擲的決戰。有的同誌又高估了敵人的力量和決 心。他們責備我們沒有采取更迅速的脫離敵人的步驟，在他們看來，如果我們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於我軍的棗陽戰役是可以避免的。 這些反對意見，終於匯集起來，形成不滿現有領導的反對派。我軍進到漢中的西鄉時， 政治部的主持者張琴秋、傅鍾，曾約集受過處罰的曾鍾聖、鄺繼勳和政治部宣傳科長朱光等 十餘人舉行會議，檢討西行的得失。在會議上，張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對向西逃跑的兩次電 令，他們表示對現有領導不滿，要求從速召集軍事委員會會議。 張琴秋向我申述他們的意見，她和某些同誌不讚成西進，認為他們的意見與中央的指示相符合。

   對於軍事策略，他們也有種種批評。她承認，這些同誌有過幾次商討，但未組成反對派。反對者的意見也並不完全一致。在張琴秋看來，著名的立三路線人物曾鍾聖的軍事見解，采取右的立場與她的見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屢犯錯誤的鄺繼勳，事實上她也不重視他的意見。隻是為了借重他們的軍事知識，才找他們參加商談的。他們活動的目的，並不是要打擊現有領導的威信，更沒有推翻現有領導的企圖，隻是主張恢複軍委會和高級幹部會 議，俾（bǐ使）多數人都能參預決策。

    我們翻過巴山，開始建立新根據地的時候，張琴秋等的反對意見，便消沉下來。我們共 同為開展新局麵而努力，沒有功夫去檢討過去。但這些持不同見解的政工人員，對川北新根據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們覺得川北是偏僻的地方，即使在這裏建立了根據地， 也無法配合各蘇區的行動，更不能打擊蔣介石的要害。這個鴉片世界，也使他們覺得太落後 了，對黨對紅軍的發展，都困難重重。 要求我的同誌們，對於建立川北新根據地有足夠的決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 北人民熱烈擁護紅軍，禁煙運動展開得如火如荼，我的積極號召，這些都不能完全廓（kuò肅清）清他們 的疑慮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據地的條件確是不夠充分，同誌們舉出許許多多這樣那樣的困難， 有些困難確是影響深重，無法克服。但問題的中心是我們已勢逼處此，並無任何其他選擇。 例如，軍火的補給問題，就使我們大為憂慮。我們隻能靠繳獲敵軍槍彈來補充，但四川軍隊的槍彈多係土製，效力不高（四川軍閥由民間搜刮來的錢財，往往拿去向外國或長江下遊購買軍火，但又為蔣介石或其他軍閥在中途扣留，因而他們的槍彈，多係土製）。我軍在川北作戰所消耗的彈藥，大多是從蔣介石部隊繳獲來的，比較優良，在四川繳來的，則多係次貨。四川軍閥作戰的特點，也帶有遊擊性質，勝利便蜂擁而上，敗北則一溜煙的跑掉了。要想大批繳獲他們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覺得紅軍在川北行動，不易解決軍火的補充， 而且會使紅軍裝備轉弱而影響戰鬥力。 我們當時致力於統一內部意誌，策劃對田鬆堯的作戰，實施建立根據地的各項步驟。中共中央這個電令的到來，立刻使我們進退失據。我們原應在新克服的巴中區多所努力，但不得不為了基本政策問題，匆匆從前線返回通江，召開會議。

   這此重要的高級幹部會議，有些同誌因軍情緊急，不能趕來參加，到會的除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外，隻有張琴秋傅鍾劉琪周純全等十餘人。 在這次會議上，我首先將中央的曆次來電，交大家傳閱，接著就發表了一篇答辯式的報告。首先檢討紅四方麵軍，不能在鄂豫皖蘇區立足，必須向西轉動的種種原因和經過。我指出，我黨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紅四方麵軍，仍不能迅速壯大起來，抗擊敵軍遠為優勢的壓力，正好說明蔡申熙和我經過長期周密計劃的西進策略，目的是為了保存最大實力，在較邊遠地區獲得時間和地盤以圖振興。我說明反四次圍剿的經過，指出柳林河夜戰是必要的和適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戰役給敵軍以沉重打擊，紅四方麵軍脫離鄂豫皖蘇區將有更多的阻礙。 如果我軍在鄂豫皖區，內外分散打遊擊，或改采其他戰略，也許我軍的處境比現在還要壞些。 我說到河口戰役雖然傷亡重大，但成功的衝出了包圍圈。對於棗陽吳家集戰役，我承認是可以而且應當避免的，但結果激戰兩天，傷亡兩千，其惡果甚至影響到我軍以後的行動。應當嚴肅自承是自己犯了實際軍事指導的錯誤，用人不當而“失街亭”。鄺繼勳不遵守命令，也應當受到紀律的追查。但我不讚成某些同誌認為西進是逃跑主義的說法，我再三說明我軍不能在陝豫鄂邊境地區立足的原因，並說，指責我軍為逃跑主義者，不僅不符事實，而且抹殺了紅四方麵軍的英勇奮鬥的精神。我力證在川北止步是較好的選擇。

   對過去的軍事行動，作了必要的說明和答辯後，我進而評論入川綱領。我直率指出，蘇 維埃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威力。事實證明，目前的土地革命並不足以壯大紅軍，不過是使紅軍得到暫時的、局部的勝利，鼓勵為數甚少的農民起來分配土地而已。蘇維埃運動的致命弱點，是不能與全國反帝和反日聯係起來，而被孤立在偏僻的鄉村之中，失去了與各大城市廣大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聯係。入川綱領，就是為了糾正這些 政策上的錯誤而發。入川綱領是在四川這樣的省份，可以實行的唯一政策，因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號，極具號召力，反之，蘇維埃政府，則會使四川落後的人民，產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覺。接著我又說明，經過我黨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話，也還是屬於中 華蘇維埃政府的。難道在現代的革命運動中，除了蘇維埃政府這個名稱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稱了嗎？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來了，事實將會證明，這個政策是對的。為什麽在全國範圍內，所有蘇維埃政府不可以統統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這種政策的改變，正是獲致勝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個緊迫與重要的問題，是與田鬆堯部作戰所應采取的全盤戰略。我向大家表明決心， 由於我軍決定留住下去，暫時不願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須在這裏擊敗田鬆堯部，並以通南 巴一帶川北地區，作為我們穩固的根據地。田鬆堯部的人數，大約等於我們的三倍，劉存厚、 楊森、孫蔚如部，合計也等於我們的三倍，我軍將采取誘敵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擊力量，在適當地區，殲滅田鬆堯部。隻有沉重的打擊了田鬆堯部，我們才可以立下腳來。 根據這一中心任務，我進而指示黨政軍各方麵的工作，都應為此而努力。 這次演說，雖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還能記得大致的內容，因為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會者，聽了演講之後，都為之動容，一致對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們都認定，反四次圍剿，紅四方麵軍絕不是逃跑，而是英勇無比的抗戰奮進。 並稱許我在驚濤駭浪之中，把握住這隻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險為夷。

   張琴秋等也當場 聲明，由於他們不了解情況，曾懷疑領導有錯誤，現在根據無可爭辯的情況和事實，放棄他們原有的懷疑態度，完全信任我的領導。 在討論中，有些同誌讚揚川北新根據地選舉得宜，入川綱領有號召力，無條件全麵讚成， 並提出具體的實施意見。有的指出，現在付出苛捐雜稅運動，會很快的發展成為分配土地的土地革命。多數的到會者，對消滅田鬆堯部的具體策論，踴躍研討，但提到與中央意見分歧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願意多發表意見。

   果然，徐向前、陳昌浩和其他兩三位重要幹部，深夜來與我密商，他們都表示不願與中央爭執下去，強調我軍正在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尚多，與田鬆堯的戰爭又日趨緊張，如果我們堅持入川綱領，批評蘇維埃運動的不當，中共中央可能來電撤換領導人。那時，他們雖一致向中央抗爭，甚至不遵從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紅四方麵軍內部的動蕩。他們以現實的態度，要求我避免與中央爭執，讓紅四方麵軍度過了難關再說。 我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終於接納了他們的意見，表示讓步。我起草了一個簡單的電報，對於中共中央的指責，概不答辯，隻扼要表示遵從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覺察，立即回電說了些好話，以示安慰，其要點是表示對 我信任。我這個流產的主張，後來就被斯大林拾起來，取消了錯誤的蘇維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乃至國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變中共錯誤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點是我不夠潑辣之故。潑辣的性格並不是完全優美的，而我也並不悔恨我所做過的事。

       這一次嚴重的爭執平息後，接著我們就另行發布宣言，修改入川綱領的原有主張。宣言 裏說明，四川軍閥堅持一貫反動作風，不願與紅軍合作共謀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紅四方 麵軍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我軍除繼續推行廢除苛捐雜稅等條款外，並號召 窮苦農民立即實行分配土地，組織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

   對田鬆堯部作戰的原定策略，亦以我軍自身力量薄弱，決定暫時不宜占領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軍事上的負擔。但我軍很重視在通江已經建立起來的後方，認為憑借這個後方，可以 解決兵源和其他補給問題。我們暫時隻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這個後方的安全。因此，我 軍對田鬆堯的策略，是逐漸消耗他的實力，引誘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來，再行解決它。 從此，我們的方針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時期，也不是與四川進步勢力共組人民政府， 而是將蘇維埃的旗幟，在巴山南麓高高掛起，希望這麵旗幟的光輝普照四方。

   一般來說，川北蘇區隻是一個戰爭基地，它的群眾基礎遠不如鄂豫皖區。我們在川北約 兩年半的期間內，都忙著應付戰爭，首先與田鬆堯作戰，接著又與全四川的軍閥作戰，很少閑歇的時候。川北蘇區的設施大體是仿效鄂豫皖蘇區，但因為這兩個區域的曆史背景和社會 狀況彼此有別，所以川北蘇區也有它不同的特點。我們在川北蘇區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能象鄂豫皖區那樣深入開展，一致後來在紅四方麵軍離去之後，川北蘇區所表現的，就遠不 如鄂豫皖區那樣能夠持久奮鬥。 一九三二年底，我們在占領的區域內，自下而上的建立蘇維埃政權，並開始分配土地。 但政權機構的性質，大體還是軍隊的辦差機關。我們在這種山嶽地帶作戰，需要當地人力特 別多，各級蘇維埃政府都用全力來解決軍隊的需要。人民覺得蘇維埃政府是紅軍建立起來的， 紅軍的存在與否，取決於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