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十篇 孫中山逝世後的國民黨
第一章 國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間，我為了參加第二次勞動大會，在廣州逗留了一個月，有機會了解廣 州的政治情況，孫中山逝世後，廣州政府的改組勢在必行，也因此種下多種糾紛。
我在該年四月底到達廣州，首先會見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他是陳獨秀的長子，留法時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國，即任此職；為人老成練達，長於思考。我和他第 一次會麵，就覺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趙世炎曆世較深。
他向我敘述廣州的情況，指出廣東方麵自解決商團事變和東征勝利後，局勢經已好轉。 但廣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達全省，因各軍防區製在作祟；其中尤以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 軍，控製著廣州市區，包收煙賭稅，無所不為。他對廣東工農運動也不樂觀；右派的機器總 工會仍與左派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彼此對立；各縣地主勢力遠較農民協會的力量為強大，地主 們到處都築有碉堡，擁有武裝，農民協會被壓迫的事層出不窮。
我接著去看當時廣州政府最高負責人胡漢民；他在孫先生北上後以大本營秘書長身份， 代理大元帥職務並兼任廣東省長。他那時正患口疾，在我們一個多鍾頭的談話中，始終沒有 深談到廣東的政治。我告訴他一些有關第二次勞動大會的情況，他曾允予協助。胡素喜高談 闊論，那天卻不肯多談政治，顯出他似有鬱抑之情。 當時中共中央一直將胡漢民視作中派的領袖，中共在廣州的同誌則多目他為右派。
陳延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漢民在孫先生逝世後，即亟欲成為孫先生的正式繼承人；但他政策右傾， 拉攏一班落伍軍人如楊希閔、劉震寰、範石生等以壯聲勢；同時與他接近的伍朝樞、古應芬、 傅秉常等人則暗中向香港頻送秋波。陳延年等不滿意胡這種做法，認為汪精衛、廖仲愷、蔣 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聯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衛那時掛著好幾個委員的頭銜，卻沒有擔任實際職務。他對於解決楊劉和改組國民 政府的事，表現得很積極。我和他會麵的時候，他總擺出曾親受孫先生遺命的樣子，向我說 了一套秉承總理遺誌繼續革命的話。我也在鮑羅庭的寓所遇見他好幾次，他老是挾著一個皮 包，來去匆匆，談到具體問題，又有些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因為他的大計能否實現，還是未定之數。
當時負擔廣州財政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和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仲愷，是廣州政府頗 具實權的人，我和他接觸較多。我們談到第二次勞動大會的問題，他老是說他的秘書馮菊波 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則應允對這次大會予以財力的支持。他談吐坦率親切，私下告訴 我，他在運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錢財以資助軍需。並表示實在不忍坐視這種狀態長期繼續 下去。
鮑羅庭在孫中山逝世後，權威日隆。他似是廣東要人中最忙的一個，每天去見他的人很 多，陳延年等因事去找鮑羅庭，也要等上一兩個鍾頭。他的辦公處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麵，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書張太雷的辦公室坐候了一陣，才見著他。 他向我指出廣東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財政困難。要解決這個困難，必先統一廣東；廣東 統一了，才能組織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統一財政：禁止軍隊官吏劫截稅收，厲 行節約，充實公庫，分配務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鮑羅庭還談笑風生的 說，他所提倡的是“廉潔政治”，認為這是符合革命意義，革命與反革命，左派與右派都由此 判然立分，即貪汙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潔”又是天經地義，無人能反對的。
鮑羅庭從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體計劃，對我也不例外。幾天後，張太雷才對我說明鮑羅 庭此一方案的內容。鮑羅庭鑒於多數將領反對楊劉壟斷財源，也不滿意胡漢民的敷衍政策， 因此，以統一財政為號召，秘密策劃解決楊劉，楊劉解決以後，再行組織國民政府。這個解 決楊劉的軍事計劃，正在秘密進行；但楊劉的軍隊盤據在廣州市內，稍一不慎，天機泄露， 楊劉就會先下手為強。
當時廣州是一個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後與混亂的背景上，塗上了一層革命的彩色。長堤一帶，煙館賭館林立，為滇桂軍的稅收財源所係。少數私人汽車多為軍人所占有，往往載著 軍人或軍眷，車上站著兩個或四個武裝士兵，在馬路上急駛而過。當地出版的書刊仍多具有 舊文學的風格，黃色的讀物，尤占多數。這些落後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見。但在街頭 巷尾隨處有五顏六色的革命標語；十字街口往往橫掛起白布條，上書大紅字的動人口號；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係著紅領帶的黃埔軍人和穿著中山裝的革命人物。工會和其他 民眾機構的門麵，多裝飾得彩色繽紛，與多數商店住戶相較，倒有如天上繁星。這種濃厚的 革命氣氛，向為北方城市所少見。凡此前進與落後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會覺得絕不調和。
中共廣東區委會設在文德路一所樓房的二樓上，可以說是一個半公開的機關，門口沒有 招牌；中共廣東區委會也從未將這個地址對外正式公布過，但知道這裏就是中共廣東區委會 的人卻不少；所推行的種種活動，也似乎是公開的，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撓。這是中共當時在 全國範圍內唯一能公開活動的機構。它在廣州市所有各革命機構中，也可以說是最活躍的一 個。
這個辦公處雖不算寬大，但來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並且常有幾種會議在裏麵同時舉行。 當時廣州市的中共黨員共約三百人；他們自然要經常到這裏來接受訓令。還有並非中共黨員 的工人們，為了工會的事務，也常出入其間。甚至有些國民黨左派人物，也間或到這裏來訪 問。
中共廣東區委會還設有農民運動委員會和軍事部，為中共中央尚未設置的單位。農民運 動委員會由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人負責，軍事部由周恩來、聶榮臻等人負責。赤腳的農 民和斜掛著皮帶的軍人也常在辦公處出現。 但中共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效率並不算高，製度也頗混亂；這與辦公地點狹隘，交通工具 缺乏，氣候炎熱，設備簡陋等等大有關係。更重要的是這裏中共的負責人應付這個複雜的局 勢，究竟欠缺經驗，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處的鮑羅庭的意見；有時這 兩個上司的說法往往有出入。
但一般說來，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成績仍是不錯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似是一個辦理例行公事的機構；它外表固然遠較中共廣東區委會為堂皇， 辦事人員也多些；但工作並不顯得緊張。我曾幾次造訪那裏，也與那裏的人員有些私人往來。 我覺得他們多是奮發有為的人；有些也不安於這種辦公室的生活。譚平山曾告訴我，他任國 民黨組織部長，也不過是辦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問題，由國民黨少數要人與鮑 羅庭商談取決。至於一般的人事和工作問題，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廣 東區委會預先商定。因此，他自己隻須根據這些商定來執行而已。
這種種現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孫先生逝世後，廣州竟沒有了領導重心。由鮑羅庭來填補這 個空缺，是不妥當的。我曾就這個問題與張太雷懇談。他認為現在的情形，國民黨失去了孫 先生，由一個外國人來負實際領導責任，能發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個壞現象。
我也曾訪問當時任廣州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商談廣州軍事問題。這位身材魁梧態 度誠懇的軍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領導。他展開地圖說明廣東軍隊分布狀況，向我暗示解 決楊劉，在軍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說到解決楊劉以後，軍事體係要實行改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軍隊，都得到和黃埔一樣的發展。他的這種意見與鮑羅庭側重扶植黃埔的觀點，是不盡相同的。
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會委員兼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卻鼓吹廣東軍事應采“黃埔中心主義”。 他於一九二四年由法國歸國後，即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實上他一直擔任政治部主任 的職責。當時他隨著蔣介石將軍在潮汕一帶工作。也曾跑回廣州一趟來會我，表示對黃埔的 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庭相處無間，為鮑羅庭所獎掖；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 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
原來一九二四年春國民黨改組後第一個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黃埔軍官學校（該校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後又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以黃埔海軍學校舊地為校址，故通稱為黃埔軍官學校。初設籌備委員七人，由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令派蔣介石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規定校本部設總理、校長、黨代表各一人，由 孫兼任總理，蔣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以為建立 黨軍的搖籃。
孫中山先生即派定曾於一九二三年赴蘇俄考察軍事的蔣介石將軍為校長。正當 籌備成立的時候，受命任校長的蔣介石突然離粵赴滬，表示辭職；戴季陶曾因此趕往上海挽留，蔣始返回廣州就職（陳獨秀曾麵告我蔣這次辭職的內幕說，蔣赴俄考察軍事，印象不佳；回國後並不同意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因而不願任黃埔校長；後經戴季陶勸說，以先掌握實力，暫不表示不同政見，俟羽毛豐滿後再說； 蔣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粵就職）。
蔣氏主持黃埔軍校的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中（黃埔第一期正取生為三百五十名，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學，編為第一二三各隊，備取生為一百二十名，繼於五月十日入學，編為第四隊，合計為四百七十名，實際到校的隻四百六十餘人），中共黨員 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占八十餘人；蔣那時對他們一視同仁。蘇俄教官為蔣氏所倚重，在校內更具權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黨員擔任；由具有中共黨籍的學生們所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也獲得蔣氏的支持。
黃埔成立後，曾受到廣東各軍隊的壓迫。在解決商團的時候，握有實力的範石生軍長就曾以輕藐的態度向蔣介石說：“黃埔不是有新練成的黨軍嗎？為什麽不叫他們去打呢？”大概範認為新成立的黨軍人數很少，何能作戰，因而要看看黨軍失敗的笑話；然而事實上黨軍的 這次行動是勝利了。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間，繳獲的商團軍械和由蘇俄運來的軍械都藏在黃埔的軍械庫裏，各軍將領曾要求將這些武器分發給他們，甚至風傳他們將實行強搶，蔣氏曾督同全校學生，嚴密守護，以防萬一。
又廣州政府的財源為各軍所把持，黃埔經費一直短缺； 幸有任黨代表的廖仲愷為之多方羅掘，始能勉強維持。由於這種情勢，使黃埔的全體師生， 消除了國共界線而一致對外，成為一個新興的不可侮的勢力。
但這個新興勢力跟著就發生了裂痕。據黃埔政治部秘書聶榮臻告訴我，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東征時，黃埔教導第一團才成立三個月，人數不過一千多人，步槍隻有八百餘支，由何應欽任團長。教導第二團成立更晚，人數隻八百多，說不上有什麽戰鬥力。當教導第一團在惠來地區與陳炯明部林虎師八個團的優勢兵力相遭遇的時候（這就是第一次東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時間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即陷入整日的苦戰之中，那 時蔣氏所親率的教導第二團卻在離前線六十裏的地方，停留未進。加侖將軍目擊前線緊急， 曾多次催促蔣校長率隊迅速增援，而蔣氏卻按兵未動。蔣氏當時兼任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似是希冀許部粵軍去應援，以避免教導第二團的犧牲。加侖將軍則認為蔣氏不親往策應，無異使教導第一團陷於被消滅的險境。
聶榮臻還眉飛色舞的敘述那次戰役的英勇過程：教導第一團打了一個整天，連加侖將軍 等俄國顧問和他自己所率領的政治工作人員都加入了前線作戰，終於一個接一個的衝破了林 虎所部的陣地；迫使敵人於黃昏時向興寧五華退卻。但第一團也已打得筋疲力竭，傷亡達三 百餘人，連排級的幹部都多數犧牲了；剩下來的也是弱卒殘兵，連站立的氣力都沒有了。這 時加侖將軍卻振臂高呼，用宏亮的聲音，向隊伍演說號召他們鼓起餘勇，乘勝追擊，並大喊 “教導第一團萬歲！”“何應欽團長萬歲！”正在加侖講話的時候，蔣校長才帶著第二團匆匆 來到，頗有過意不去的樣子，加侖將軍不僅沒有喊蔣校長萬歲，並且麵露不豫（歡喜快樂）之色，接著隊 伍就乘夜出發追擊去了。聶榮臻認為這件事不僅在蔣與加侖的關係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黃 埔內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層陰影。
當時我們的想法，不僅在於打倒楊劉，尤其是要在打倒楊劉以後，防止再有擁兵自重的 人，希望廣東政府能從此打開一個新局麵。我們中少數知道內情的人，有的和加侖一樣主張 要建立一種妥善的政治軍事製度，不要以某個人或某一係派為中心，以防患於未然；多數則 支持鮑羅庭，認為黃埔勢力已頗具基礎，不會中途變質，而且如不培養黃埔勢力，一切將成 空談。 我曾為這些事和鮑羅庭多次商談，所涉及的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調整廣東的領導關係問題；二是解決楊劉以後國民政府的改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鮑羅庭主張中共中央遷來廣州。他素來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眾運動 的，因而他認為中共中央應集中力量，注重廣東的工作。再則他似覺得中共廣東區委會並不 是可以與之討論政策的對手，一切機密的政治問題，他隻願與中共中央的少數人商談。根據 這些觀點，他曾向我談論廣東的重要性及其可以樂觀的前途；用意即在證明中共中央搬到廣 州以後，即使放鬆了其在各省的領導，也是不足為慮的。 我曾告訴鮑羅庭，中共中央是不會搬來廣州的；因為我們認為廣東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廣東的發展而論，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這正是中共所應努力爭取的。 再則中共中央不願與國民黨中央設立在同一地點，以避免增加領導上的磨擦。 根據中共中央暫時不可能搬來廣州的這一事實，我建議鮑羅庭應與中共廣東區委會建立 一種共同領導的製度。其內容是鮑羅庭與廣東區委會主要委員陳延年、譚平山、周恩來等經 常舉行決策性的會議，並由廣東區委會將這個會議決定的事項，報告中共中央。我認為這樣 做可以使廣東區委會獲得全盤領導的經驗，在複雜的廣東局勢中，形成一個領導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廣東區委會之間的隔閡。 中共廣東區委會陳延年等是讚成我的主張的。陳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鮑公館， 才能獲得一鱗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鮑顧問的指示，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中共中央方麵常覺得他們未將廣東情況及時報告上去；其實，有些事連他們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個確定的政治會議，就不會再有這些流弊了。
但鮑羅庭是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雖口頭應允照我所提的辦法去做，但後來並未兌現； 一切還是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像個“四不 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的個人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 不與他們事先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即使有時他與陳延年等舉行會議，也不過 是對於他的見解作必要的解釋而已。 這時—列寧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內部，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益尖銳，鮑 羅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導，這點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著重要關係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裏，因而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庭都是 幹了再說。中共中央及其屬下的組織，在政治上不過是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 而已。
鮑羅庭對國民政府的建立問題避免談論。他曾向我指出，國民政府建立問題現在不能討 論，因為解決楊劉，國民黨各方意見大體可以一致；如果在解決楊劉以前，就和他們談到建 立國民政府問題，可能引起內部的分化。再則他也不讚成中共中央就這問題預先有所擬議， 因為這是要根據解決楊劉後的實況來決定的。 雖然如此，鮑羅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關於國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們談到胡漢民的時 候，他曾聳聳肩向我笑著說：“胡漢民嗎？他有一點毛病，如果什麽事情讓他知道了，他的親 信也便知道了；隨著英國人也便知道了。這樣，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這幾句評語，表示他 對胡並不信任，遇有機會，顯然他是要貶抑胡的。 我們談到汪精衛的時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談。他說汪還是和在北京時一樣的謙 遜，不會挺身出來硬幹，如果抬他出來負責，似卻不會退縮。我們談到廖仲愷，他歎息著說： “這樣得力而實幹的人，可惜太少了。”他還指出廖願多做些實際工作，卻不願居領導地位。 鮑羅庭這些有關人事的話，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國民政府的輪廓；後來事實上也大致如此。
我們還進而談論到國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針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鮑羅庭表現得有些 茫然，也許他那時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 他肯定的讚成國民政府采取委員製；但他也指出委員製是有利有弊的。委員會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實力來支持，那將一事無成。這些話預示他不相信委員會所包含的民主和聯合戰 線等想法，一心在策劃一個他所能領導的重心和更加擴張的黃埔實力，以便建立“革命的專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據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是要以黨治國的；而根據孫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遺囑，又是要召集國民會議的。這兩者比較起來，中共中央自會讚成將未來的國民政府，建 立在國民會議的基礎之上。我還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爭取國民黨中派分子的。並視胡漢 民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至於他 是否完全讚成聯俄容共的政策，則不願苛求。 鮑羅庭也認為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應俟解決楊劉之後，再作決定；並要求我在廣州多 留一些時候，以便隨時商討，我也答應了。後來因為顧正紅被殺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趕回上 海，因此，鮑羅庭關於建立國民政府的傑作，我雖已預知其梗概，但究沒有直接參與的機會；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於指導五卅運動，對建立國民政府這個首要問題，也從未表示意見，一切 都聽由鮑羅庭去處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