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9 保衛北大

      第八章 保衛北京大學

   北京政府雖然為勢所迫接納了學生的愛國要求，但仍未放棄壓製學生的企圖，所以北大這個五四運動的中心，就仍是它們壓迫的對象。這使學生不能安心學習，不得不繼續作反抗的活動。

   六月初，京、津、寧、杭各地學生會代表齊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學生後，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規模廣大的罷市、罷工、罷課風潮的時候。各代表會同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一次盛舉。

   北京學生聯合會曾先後派出幾批代表，分向各地進行組織全國學聯的活動。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黃日葵等人最先到達上海。段錫朋等也在全國學聯成立之前趕到。我和其他幾位代表則在大會開幕之後才趕到。我到達上海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已借靜安寺路南洋商業專門學校經常舉行會議，各地學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這所學校裏。大會費了好幾天的時間討論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討不休。北京學生代表共有二十餘人，其中隻有四個是出席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我在大會是沒表決權的，被選擔任總務方麵的工作。

   我對全國學生聯合會總務處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事實上也未正式就職。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學生運動的實況。我發覺上海及各地學生會講演方麵的工作，趕不上我們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間去”的風氣很不普遍。為了要給各地同學一個榜樣，我親身在上海從事街頭活動。我製了一些賣報的布袋子，發動同學們一齊去推銷愛國書刊，進行像北京學生聯合會演講團一樣的工作。我背了一個裝滿《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愛國書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麵叫賣，一麵向市民宣傳，晚間歸來，有些代表們以驚奇的眼光笑著問我：“你這位社會運動大家的生意好媽？”我充滿了自信向他們說：“成績還不錯。我們都要有這種到民間去的精神才好！”我這樣做了幾天，終於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門口，受到一個外國巡捕的粗暴幹涉，他不加警告就在我背後用力一推，幾乎讓我跌倒。當我依然停在那裏表示不服的時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態。我為了不願引起糾紛，以免防礙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進行，當時沒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將這件不愉快的事宣揚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嚐到外國租界勢力給予我的侮辱，使我確認反日之處，還要反對租界。

   七月初，陳獨秀先生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江紹源等先後被捕。

   我們旋即從北京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在上海的北京學生代表團認為這是北京政府有計劃摧殘北大的行動，並想到北京學生聯合會一時將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決定要我立即趕回北京，號召同學們堅決反抗，決不使這個學生運動的中樞受到損傷。我遵命立即起程趕回去貫徹這一個新任務。

   當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關於對北京政府的態度問題有些爭執。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支持廣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數北方地區的代表雖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對北京政府在各地壓迫學生，但仍不願將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出來。他們顧慮這樣作會卷入現實政治漩渦，予北京政府進一步摧殘教育的口實。可是，當聽到陳獨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後，代表中就有人強調的指出：我們應當與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態度，公開反對北京政府。果然，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便請孫中山先生在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

   我趕回北京後，得悉魯士毅等十一位同學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將公開審訊。陳獨秀先生則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裏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學曾表示出一種悲觀的論調，認為以前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賣國賊，是聲勢浩大的愛國行動，政府不得不低頭；可是現在情勢有些改變了，暑假期中多數同學已經離開學校，捉去的隻是北大一所學校的師生，是否能為了這件事發動一個轟轟烈烈的反抗運動，大有疑問。在一次北大學生幹事會會議上，我鼓勵同學們：“我們應當堅決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全國的支援。”我旋即被推舉為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並由學生聯合會的評議會推舉我為學生聯會的主席，於是我就首當其衝的展開了與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奮鬥。

   在暑期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大同學會的情景顯得不如“五四”到“六三”這一期間的那樣熱烈。各校同學離京度假的約占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學生會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職員被捕了，還有一些從前較積極的同學，因害怕被捕，不再露麵或暫不返京。因此學生聯合會經常工作的人員大為減少，並且換了一些生手，這樣我的職責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個月沒有回到自己的寢室去，疲倦了就在辦公室的睡椅上躺一會，吃飯也在辦公室裏，日以繼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會議、指導內部工作、對外聯絡通訊、營救被捕同學、溝通各校同學意見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積極，學生會的陣容因此又堅強起來了。這對我個人言，也可說是實習了一課領導工作。

   為了抵抗當局的壓迫，各校校長，教職員和學生聯合采取同一步驟。國立八個專科以上的學校校長組織了一個校長會議，以醫專校長湯爾和為代表。各專科學校教職員也組織了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以馬敘倫、沈誌遠等為代表，與代表學生聯合會的我經常接觸。我們共同標榜不讓教育受到摧殘、挽留蔡校長、反抗政府加害陳獨秀先生和愛國學生。李大釗先生也是教職員聯合會的一個活動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堅持到他圖書館的辦公室辦公，與我接觸更為頻繁。他不僅對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甚至常代我草擬一些重要文件，對於溝通教職員與學生間的意見和聯絡新聞界等，更是多所盡力。從此，我和李大釗先生就成了不分師生界限的共同奮鬥的戰友。

   八月底，魯士毅等被捕已近兩個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偵察終結，正式開庭審訊。開庭的那一天，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千多人的學生隊伍假稱去旁聽，實際是向法院示威，反對當局非法拘禁學生達兩個月之久，要求立即釋放。大批警察列隊在法院門口，嚴陣以待，準備彈壓。法庭旁聽席上僅有的四十幾個座位，早被同學們占住了，其餘大隊圍坐在法院大門外不散。學生的辯護律師劉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學家，也是“研究係”的一位著名領袖。他義務出庭為被捕的同學辯護，極為賣力，使主控的檢察官在庭上窮於應付。我和其他在那裏旁聽的同學們每當聽見檢察官陳訴被告曾犯毆打官吏、反抗政府、擾亂治安等內亂罪行時，便一致怒目相視。當我們聽到劉律師聲稱被告的行動是出於愛國義憤、依法無罪的時候，就一致點頭稱快。學生們這種沒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們意向的舉動，鼓勵劉律師說出一段極有份量的話：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國將有萬千學生自請拘禁。審判長在庭內外這樣輿情壓力之下，終於當庭宣告各被告無罪開釋，這多少是違反當局的意旨的。

   這十一位同學由我們大隊同學擁護著返校，沿途歡呼，到校後並舉行歡迎大會。場麵之熱烈，真是使人難忘。

   過了約兩星期，陳獨秀先生也未經審判悄悄的被釋放了。北大同學在第三院舉行大會，熱烈歡迎他出獄。我任大會主席並致詞，曾熱情奔放的說：陳獨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我們可敬的老師……抗議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對於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問；對於他的出獄表示由衷歡迎。陳先生當場發表演說：表示對北大和全體師生所作所為的感謝，聲稱自己不會屈服於壓迫與威脅，此後無論在北大與否，仍當繼續奮鬥。不久陳獨秀先生終於接納同事們的勸告，離京南下，從此就再沒有回到北大。

   這些事一幕一幕的過去，北大隨著就要開學了。政府發表任命胡仁源繼任北大校長。但他不敢到校就職。北大學生和教職員一致認為蔡校長沒有複職，我們的護校運動就仍未完成。而同學們推舉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為迎接蔡校長返校複職的代表。

   我到達上海後，還留在上海的段錫朋同學等告訴我，他們已會見了蔡校長，他表示此時決不回校，並推蔣夢麟先生以北大總務長的名義暫行代理校長職務。他們還說，北大教職員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學們都表示接納蔡先生的意見，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們認為北京教育部對蔣夢麟暫代校長職務一事是會認可的。我於是和段錫朋等到江蘇省教育會去訪問住在那裏的蔣夢麟先生，向他表示我們代表北大同學歡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長的職務。於是蔣先生也即到達北大代理校長，肩負起這一艱巨的任務。

   這樣，護校運動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於十月間照常上課。我也辭去北大學生會和學生聯合會的職務，開始重理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