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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辯

(2021-05-30 00:13:18) 下一個

儒法之辯

 

總有些人吃錯了藥,總在討論法家對還是儒家對。難道不可以兩家都不對嗎?反了儒,對一些人來說就如喪考妣,一定要用法家墊底。

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與文藝複興以來的西方思潮不沾邊。儒法兩家都是圍繞“王”展開的。文藝複興以來的西方思潮是以商為基礎的“契約”展開的,“商”要求不違反“契約”,否則對於“商業行為”風險太大,“平等”來源於“契約”。

李世民,殺兄娶嫂、叛君逼父,有什麽仁義呀!但是儒家的千古明君。

儒家把普通人逼成偽君子、順民,甚至是幫凶,墮血性。

法家在還有一絲希望,儒家在隻剩下絕望了。

  • 儒家之惡是坑整個社會或者民族。
  • 法家之惡是坑社會上層。
  • 通過改朝換代可以換社會上層,表現為社會起伏。
  • 但儒家的社會之惡沒有辦法,表現為整體下降趨勢。

 

崇儒者經常用家庭生活來論證儒家正確,然後擴展到社會。這是典型的外延式論證,是存在極大風險的。實際是隻是在社會或國家範疇討論法家和儒家,擴大到家庭本來就錯誤。因為國家不是家庭的簡單疊加,家庭內處理問題的方式不一定也適於國家。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超出邊界,不過我們經常會這樣。

 

法家

所謂“法”,就是由統治者製定統一的法律、法令、規章製度等。按照韓非的說法,法是由官方來製定。法律、法令是講賞罰,其實施的辦法由政府公布,並要讓民眾知道,即“必於民心”。對遵守法令的就要獎賞,違反法令的就要懲罰。

對於從秦朝以來的帝製,是統治者通過暴力強加給“民”的一種管理製度。有公開性但無公正性。法家強調君主專權,通過“法”易於導致暴政、酷政。

法家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據人皆自私的原理,反對用仁義說教來治國,而主張用嚴刑重罰來治國。法家為“惡法”披上了“人性自私”的華麗外衣。

法家主張“術”來監控“民”,主張“勢”來威懾“敵人”。

法家這套方法與現在的一些私企管理幾乎一樣。

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裏,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

法家根本就是鼓吹“利用人性弱點”來幫助皇帝治理他的“國家”,手段是“法”。

法家這種觀點不是天朝獨有的,1532年出版的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創作的政治學著作《君主論》就明確表達了法家類似的觀點。

全書討論了“君主國是什麽,它有什麽種類,怎樣獲得,怎樣維持,以及為什麽會喪失”的問題。對於這一係列問題的探索,作者摒棄了中世紀宗教教條式的推理方法,從曆史的經驗角度出發,以“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為依據,認為國家的產生是出於人性本身的需要,並不是上帝的意誌,從而否認了君權神授。他大膽地將政治與倫理道德分離,認為政治的基礎不再是倫理道德,而應由權力取而代之。全書共26章,前11章論述了君主國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下去,強調有勢力保護國家容易、反之則難,君主應靠殘暴和訛詐取勝;12—14章闡明軍隊是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君主要擁有自己的軍隊,戰爭、軍事製度和訓練是君主惟一的專業。後12章是全書的重點,全麵論證馬基亞維利的術治理論。

《君主論》將君王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截然分開,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它認為,人們必須承認世界上有兩種鬥爭方法,一種是運用法律,一種是運用武力。前種方法是人類特有的理性行為,而後者則是獸性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現實麵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從心,迫使人們必須訴諸後者。這就要求君王必須懂得如何善於運用野獸的行為進行鬥爭,做君王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肯定會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獅子。獅子不能防禦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發現陷阱,做獅子是要嚇走豺狼。

《君主論》主張一個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事業或統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惡名,應該大刀闊斧,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那些非用暴力解決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義,倫理道德可以拋棄不管,因為目的高於手段。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或者原來自己守信義的理由不複存在的時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對不能,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它還告訴君王:“必須學會將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習慣於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君主論》成了曆代君主和統治者的案頭書,馬基亞維利在《君主論》裏所闡述的君主統治和政治權術的理論,即“馬基亞維利主義”,也成了後世一切統治階級鞏固其統治的治國原則。

 

儒家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義、禮、智、聖(信)、恕、忠、孝、悌。

仁:仁愛。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他的哲學觀點。是孔子思想的原發點,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於"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義(誼)者,人所宜也。義有君子義與小人義,君子義大我,小人義小我。大我,為大眾、為社會也;小我,撮夥偏黨也,今所謂‘哥們義氣’是也。

禮: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範疇。"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生活準則。

智:同"知",孔子的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範疇。指知道、了解、見解、知識、聰明、智慧等。

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  。

忠:忠於領導。

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於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認為如缺乏孝敬之心,贍養父母也就視同於飼養犬,乃大逆不孝。

悌:指對兄長的敬愛之情。孔子非常重視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據他的思想,把悌與孝並稱,視之"為仁之本"。

 

儒家思想對誰有作用?

對皇帝肯定無效,也不適應。看看曆史,為了皇位殺父、殺兄、殺弟、殺朋友、殺朋友的妻兒比比皆是。

對帝製下的當官的有用途嗎?爾虞我詐、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的也比比皆是。

或者說皇帝和他統治下的官員辦事的時候都不會考慮儒家的觀點,更簡單說在大利益麵前,儒家思想早就拋到腦後了。

對於小民而言,沒有太大利益衝突時,打著儒家旗幟標榜一下自己道德高尚。一旦利益足夠,立即撕下道德麵具。但是每個人對利益大小評價標準不一樣。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機會撕下道德麵具,就成了“聖人”。

大人物涉及利益就大,撕下道德麵具的幾率越大。為了維持道德麵具,就會采取一係列的“神操作”來偽裝自己,給社會帶來又一係列的傷害。

 

用儒家思想管理社會對什麽人有益?對不遵守儒家思想的人有利。這個世界上誰都不是傻子,時間一長,誰都明白。大家表麵上嘴頭上天天講別人“道德呀,道德”,背後“男盜女娼”(魯迅說的)。所以,胡適說“一個肮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幹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肮髒國家。”

崇拜儒家人士經常誤解反儒觀點中的“不講道德”解讀為“沒有道德”或者“不要道德”。“不講道德”是不用“道德”來衡量一個人或者一件事。

 

西方有沒有大講特講“道德”的時代?有!!!

中世紀倫理思想是在封建專製主義和教會神學統治下發展的。它的基本任務是解釋和論證聖經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原則,注重個人對上帝的關係和靈魂拯救。極端強化了禁欲主義,形成了適應封建領主和教階統治需要的神學倫理思想體係。這種神學倫理思想把道德的起源和本質歸結為上帝的意誌和人類的“原罪”,宣揚愛上帝和“愛人如己”,認為上帝是美德的體現和最高價值標準,並通過各種形式強製推行禁欲主義生活方式。中世紀最著名的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集中世紀基督教倫理思想之大成。他把幸福歸結為對上帝的愛和追求,並係統論證了“基督教七德”,即: 審慎、正義、節製、剛毅、信仰、希望和愛,在“七德”中,愛上帝是最高的德性和道德規範。中世紀的“亂”就大講特講“道德”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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