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說教”

論“道德說教”

在各種中文媒體，總能看見各種“道德說教”，下麵就是一個淺例。

對待強者的態度

考驗人的骨氣；

對待弱者的態度

考驗人的良心。

 

可惜人間有些人

對強者諂媚

對弱者欺淩

 

既沒有骨氣

也沒有良心……

 

然而卻契合了李約瑟難題：缺科學精神的中國人喜好道德說教。

 

當我們不知道外麵還有文明的時候，我們拿古人做道德說教，當我們知道蠻夷之地更文明的時候，我們拿老外說教。其實一個社會道德說教水平越高，往往道德水平更低。最後一句是大師胡適說的意思。

如果一個人的道德水平高能獲得更好的生活，難道還有人不想做一個道德水平高的人嗎？還需要道德說教嗎？如果道德說教是讓人放棄東西，這樣的道德說教還道德嗎？道德說教瘋狂的社會往往是道德水平高的人吃虧的社會，否則就不需要瘋狂做道德說教。這就胡適大師說以上那句話的潛邏輯。

 

看看一下道德說教的推演吧

先有幾個假設

1. 某個時間一個群體中個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用0-100描述。

2. 原來道德水平高的個人通過道德說教以後道德水平提高更多。而道德水平原來低的那部分，道德說教對他們的幫助有限。當然這裏不應該包括未成年人。

3.一個個人不遵守道德說教人所宣講的道德標準一定是有目的的，是想獲得更多資源，進一步可以把資源簡單化成物質和在這個群體中的地位。

現在開始推演道德說教後會發生什麽。

1. 通過道德說教，假定道德水平高的95%的人達到了道德說教所要求的水平。這是通過第2條假設獲得的結論。

2. 原本道德水平低的5%個人通過道德說教後水平提高不多，甚至可以是負麵的。

3. 這部分原來道德水平低的5%個人仍然會違背道德說教所要求的道德水平，因為可以獲得更多資源。

4. 如果這些原來道德水平低的5%個人獲得的是物質資源，在一個物質不豐富的群體，其他個人必然效仿。在一個物質豐富的群體中，對於那些缺物質財富的人(特別是剛工作的年輕人)有影響。結果就是道德水平低的人活得更好，會給下一代樹立一個不好的道德榜樣。

5. 如果獲得的資源是在群體中的地位，這個就更不用說了。道德水平高的個人可能都必須圈著。

以上的比例數據可以調整，如道德說教對99%的人有益，情況更慘，道德最低的1%個人獲得更多資源。如果道德說教對10%的人有益則說明道德說教不成功，對群體的道德水平影響小。

再看看如果不做道德說教，道德水平中等的人(假定為45-55%那部分)可能會做一些違背道德說教而獲得這些資源，並且資源分布比較分散，這是因為人比較多。這些個人獲得資源後遠比那些道德水平最低的5%個人獲得資源對群體的道德水平有益。

總結一下，道德說教讓本來就是好人(道德水平高的個人)的人更好，但獲得更少群體資源，讓惡人(道德水平低的個人)有更多機會獲得更多群體資源，這會進一步導致在道德水平低有益的事實麵前，更多個人選擇低道德水平，特別是那些原來道德水平就偏低的個人。

簡單說，道德說教就是揚惡懲善(不是懲惡揚善)。

 

其實沒有人能接受以上這個事實，即道德說教導致揚惡懲善。早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感歎“禮崩樂壞”和“大道隱沒了”。孔老爺子就下了“道德說教”的藥 。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孫在其後的2500年不斷用這劑藥方，不斷增加劑量，到朱熹子的理學達到了頂峰，再增加劑量就必須死人了。但即使是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孫都不敢說他們的“道德說教”成功了。然後王陽明就不得不借鑒佛教思想提出了“心學”，既我自己認為成功了就是成功了。所以儒家又興奮了一下，就把朱熹子封聖人，王陽明封為亞聖。但這個不能長期騙世人，又不得不把儒家改造成為“成功學”，把管仲和曾國藩封亞聖，但世人還是看到了這兩個亞聖的齷齪之處，如管仲的國家主義和曾國藩的天津教堂案，儒家隻能遮遮掩掩把這兩位放在神壇上，時不時拿出來曬曬。

如果“道德說教”能刻入基因的話，自孔老夫子下“道德說教”後的2500年最少可以刻入10%吧(需要2萬5千年刻完)，但現在也沒有人敢說道德水平到達了孔老夫子提出的10%。“道德說教”的成果有幾許？

孔老夫子當年是看對了病但開錯了藥。然徒子徒孫沒有能力改，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法先王。如果儒家說孔老夫子當年開錯了藥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天崩地裂”，比“禮崩樂壞”和“大道隱沒了”更“沒有世道了”。最後文化中就出現了不敢質疑的套路。

對於幾乎天天如此的農耕文明的影響不大，但一旦進入日新月異的資本文明，這個缺點就太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