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門奇石
職業: 外科醫生 業餘愛好: 旅遊, 文學, 京劇, 工作之餘喜歡寫些懷舊散文, 隨筆
若是把長姐若母這句話放在我大姐身上，那絕對再恰當不過了。我家姐妹兄弟五人，大姐是家中第一個女兒，我父親又是長子，祖父祖母都是單傳，所以大姐這個長房長孫女的出生被家人所重視那是不言而喻的。大姐從小活潑可愛，六歲時被母親當教師的姑母接到蘇州去上小學，放假回來時穿了白襯衫黑裙子的校服，一口蘇白更是令家族中人愛如掌上明珠。解放那年，我大姐讀初中，父母為逃避土改被農民清算鬥爭而逃往上海，把頑劣的弟弟帶在身邊，最小的妹妹寄放在她奶媽處，家中剩下大姐二姐和我相依為命。那時二姐也還小，家中所有事都靠大姐張羅。記得那時我在石梅小學上二年級，大姐在省中上初中二年級，每天早晨大姐早早地起來把早中飯燒好了，為我與二姐準備好了帶去學校，吃過早飯就牽了我的手送我去上學了。晚上回來又是把晚飯弄好了，我們姐弟三人一起吃完她再拾掇，飯後又要督促我做功課。那年月生活之艱辛且不去說它了，但無形的壓力往往令我們姐弟三人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因為派出所常來查戶口追查父母的下落，往往會半夜三更來，看看所報的戶口有沒有過期，而報戶口又得半個月就去派出所一次，到時我大姐就帶了我跑上好多路到西門外的派出所去（派出所搬到市裏那是此後的事了）。我母親自小就不會做家務活，至於針線活那更是一點不會，大姐卻不然，自小就把家務擔當了起來，我們姐妹弟兄的絨線衣褲都是大姐在晚上做完功課後一針針織起來的，直至我上大學那年穿的還是大姐為我編織的毛衣。小時候我不免有時淘氣，大姐也不會責罵，總是循循善誘地開導。我二姐脾氣不好，有時與大姐爭吵，我就極力站在大姐一邊，前幾年我們老姐妹弟兄聚會時，我二姐還取笑我當年拍大姐的馬屁。
一年後，父母從上海回來了，但了無生計，靠變賣度日。這年大姐初中畢業，她本是可直升高中的，但鑒於家中的現狀，其他四個弟妹還小，所以她主動放棄了這個將來可以通往大學的機會，而選擇了去上海報考護校，父母在不得巳的情況下也隻好犧牲她一個以確保下麵四個弟妹能繼續得到求學的機會。那年上海護校很難考，錄取率很低，也真是天無絕人之路，總算被錄取了，兩年畢業後分配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工作。開始時她每月工資才四十三元，但每月十五號發工資後，我就會去郵局取回大姐寄回家的三十元錢。後來我母親有了工作，我上了大學，但每月還由我大姐寄我二十元，直到二姐大學畢業後由二姐寄給我。60年那饑餓的年代，大姐怕我每月三十斤糧食吃不飽，常設法把省下的上海糧票換成全國糧票寄給我（當年上海糧票隻能在上海買米或麵粉）。為了讓我增加營養，大姐還把分配給她的魚幹油也給了我。我的第一件羊毛衫也是我大姐化了十六元錢買給我穿的，當年我的同學沒有一個能穿上羊毛衫的，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雖然後來早就有錢買得起更好的羊毛衫了，麵且這件衣服也早巳七穿八洞了，但我一直保留著。
因為要負擔弟妹們的生活和求學，所以大姐結婚很晚，而且因了家庭出身的問題，也幾經周折。大姐夫當年是海軍軍官，我們本是老親，姐夫那時在海軍軍官學校，多虧他的上級，那位姓潘的校長幫了大忙，婚事才沒告吹。我姐夫人很好，記得八十年代有部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其中父親的角色名叫大島茂，那可是典型的好父親的形象，我的兩個外甥女當年還小，她倆在同學麵前炫耀說她們的爸爸比大島茂還大島茂，這也是實情。我母親晚年一年之中春天去杭州的二姐處 ，冬天在上海大姐處，秋冬兩季就與我們在故鄉的三兄妹處，不管女婿或是媳婦對她老人家都很孝順，這也是大姐為我們作出的表率。母親晚年在世時還常常誇她這大女兒是我們家有功之臣，說實在的若是當年沒有大姐放棄讀高中早早地為父母分擔家庭的重負，那我們四個姐妹兄弟除了五妹因逢文革成了老三屆插隊落戶外，都能順利地接受了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我們之能有今天，大姐實在功不可沒。我叔叔家八個子女就沒有一個能讀上大學的，所以我嬸嬸常十分羨慕我母親有這麽一個好女兒。
我女兒在上海華東理工大學讀書時，多承她大姑媽的照料，後來讀碩士博士以及後來去德國做博士後，大姐可沒少化心血。八十年代我去上海第一人民醫院進修，沒有大姐托了同事的幫助那是想都不用想的，因為我在農村衛生院工作，上海的大醫院縣市級醫院的醫生想去進修也十分不易，不用說我這農村的小醫生了。
如今，大姐夫婦倆都巳到耄耋之年，大的外甥女是上海一所中學的教師，外孫女在複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二女兒全家移民在新西蘭，他們的兒子就讀於新西蘭著名的奧克蘭大學。前年兩位老人家還遠涉重洋去新西蘭生活了半年，如今生活在上海一家設施完善的養老院，大女兒隔三差五的去探望，二女兒也隔一個時間從國外歸來去探望父母。我們四個姐妹弟兄也盡量能與大姐相聚，大家其樂融融。
我女兒有次對我說，她說聽媽媽講爸爸什麽人都不怕，就怕好親婆和大姑媽，我告訴她說，爸爸不是怕，而是尊敬和不忘她們的養育之恩，這孝順長輩與有恩必報也是我們中國人曆來的優良傳統
